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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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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侵屑窃兀骸按醋鞯募栊廖艺饬侥瓯コ⒐涣恕２恢趺锤愕模倚凑獠俊抖接繁刃础肚啻褐琛肥蹦讯嗔恕Ｄ鞘保倚吹亩际亲约菏煜ぁ⑶咨砀惺芎苌畹哪谌荨缃袢床灰谎Ｔ趺葱炊髡饷茨涯兀俊毖钅醋鳎研闹械募湍畋岬街缴侠矗谖幕ㄖ频哪甏叩氖且惶跷シ创醋鞴媛傻牡缆贰Ｋ芯醯搅耍バ牡卦谧觥＞哪甑难隙崾睿彻⊥醇叭宋淖枇Γ�1976年8月，粉碎“四人帮”前夕，七十万字的初稿写成了。但不久，随着思想的解放，杨沫意识到她“千辛万苦写出来的东西，正像一个人在昏暗中编织出的工艺品，拿到亮处一看，才现出那洞眼、瑕疵——作品受'三突出'模式的毒害，像一碗令人难以咽下的夹生饭”（《我和（东方欲晓》）。许多辛苦白费了，给杨沫带来难以言喻的苦恼。但杨沫毕竟是杨沫，她是一个勇于面对现实，冷静解剖自己的作家。对夹生饭她决定“我怎么吃了，还怎么吐出来”。她要不遗余力地改写，甚至重写。终于在1979年11月完成了44万字的《东方欲晓》的第一部，恢复了她现实主义创作的本来面目。
关于这部小说，杨沫曾写过《我的创作为什么走了弯路》、《我和〈东方欲晓〉》、《有彩线才能绣出花朵》、《〈东方欲晓〉二三事》、《遥寄心声》等文章。诚恳地细诉她创作中的甘苦，总结这部小说创作的经验与教训。
《东方欲晓》共三部，第一部正面描写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用悲愤的笔触展示出国破家亡的真实图景，以及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各阶层各类人物的表演，还描述了在中日对立的战火中，两国人民共同的苦难和友情。全书侧重表现的仍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怎样走向革命的道路，创作的镜头仍然主要对着青年。
共产党员曹鸿远有着鲜明的阶级感情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在空前艰巨复杂的斗争中，他不断提高斗争艺术，扎扎实实地成长起来。医学院女学生柳明是个内心情感丰富、纯洁向上的姑娘。她抛弃城市生活，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走向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这一对男女主人公，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相识并相爱，共同为祖国的命运而奋斗。苗振宁是个为人正直、充满爱国热情的老教授，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在共产党员的感召下投入对敌斗争，逐渐成为革命战士。纯朴机智的店员华兴、天真热情的女大学生苗虹，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既是女人，又是男人，既是中国人，又是日本人”的大特务梅村津子，狠毒、狡诈、凶暴，这个丑恶的形象很有性格特征。清皇室后裔大学生白士吾，庸俗、自私、软弱；是家庭的怂恿、梅村津子的勾引，更是他自身的弱点，使他堕落成可恶的汉奸。书中用墨不多，但饱含感情地塑造了两位日本人形象——医学博士佐佐木正义和使女小吉芳子。他们虽然身分不同，性格无相似之处，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热爱中国，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
《东方欲晓》比之《青春之歌》规模更宏大，事件、场面、人物更广泛、主人公以外的各类人物写得也比较细腻，有个性，这足以看出杨沫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艺术手笔的圆熟。然而，也许因为只是第一部，不可能充分展开情节和人物，也许在原稿的基础上大改大动不那么容易，也许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面貌、形形色色的众多人物，对作者提出的艺术要求更高，也许是作者的创作思想或多或少还受着禁锢和束缚，读完这第一部，总觉得缺乏《青春之歌哪样激动人心的感染力。1984年4月12日杨沫给笔者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计划：“我现在正在写《东方欲晓》的下部，因为过去写得很不好，我现在又在几乎完全重写。连同已出版的第一部一并修改成上下两部。明年内可完成。”
粉碎“四人帮”之后，老作家杨沫的社会活动日益频繁，而她的创作力并不逊于当年。她生命历程的任何时期都比不上当今。她好像年轻了，更加充满朝气。
她1978年1月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1979年5月又随以周扬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1980年10月曾回过朝思暮想的故乡湖南。1981年4月参加了在美国波土顿的威斯理大学举行的国际女作家讨论会……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杨沫挤时间、抢机会从事写作。短短几年时间，重写了《东方欲晓》第一部，写下数十篇散文。出版三本散文集，两本小说选，还出版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第一版，1983年再版。这本书的诞生有一段特别的经历。1978年11月杨沫正在天津重写《东方欲晓》第一部，一个刻苦勤奋的科学工作者出现在她的写作生活里，后来当她完成小说第一部，正要修改第二部时，杨沫闯进了围绕这个科研人员的一场激烈斗争。因为这个有关科研与四化建设的课题更加吸引她，她不得不放下小说第二部，用日记的形式完成这篇长篇报告文学。这是杨沫多年的创作生涯里第一次写出的表现现实生活斗争的长篇作品。《不是日记的日记》记叙了杨沫从1978年到1981年的生活、写作和斗争，有她写作《东方彼晓》的甘苦，有她在苏杭一带度过的不平凡的日夜，有回忆与美国华人女作家聂华等重逢的喜悦，有记叙参加北京市文代会以及参加国际女作家大会的情况，但更多的是描写她参与科研斗争的详细经过。她大胆触及时事，提出四化建设中人才建设的重要问题。真实地流露出内心的欢愉、欣喜、痛苦与激愤心情，杨沫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的勇气、热情、责任感、正义感不减当年。
杨沫于1983年第六期《花城》杂志上发表了她在“文革”十年中写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详细地记叙了作家、艺术家老舍、白杨、萧军、骆宾基等人惨遭迫害的情节，也真实地记录了她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及家庭变故的不幸以及那个年代中许多感人的事迹。这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好作品。1982年末到1983年上半年，杨沫还整理修改了从1945年至1982年的约五十万字的日记，名为《自白——我的日记》（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这简直就是一部历史，是“既不美化，也不丑化，我就是我”的研究杨沫的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芳菲之歌》。这部小说脱胎于《东方欲晓》但又和《东方欲晓》不大相同，几乎是全部重写的。为什么要“重写”？作者在《后记》里说，由于时代的原因，在《东方欲晓》中，她把一个工农兵出身的革命干部写成了主人公，而自己很熟悉，更有感情的女知识分子柳明写成了次要人物。由于历史的前进，思想的解放，逐渐冲出了束缚、禁锢的罗网。她流着泪“又从头干起”。这条弯路，使她的生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人是小说的“核心、主体、大梁”，杨沫是这样做了。在这部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中，把时代、战争、大的事件统统作为背景来写，作者的感情和笔墨倾注在女主人公柳明身上——写她的成长、坎坷的遭遇及悲欢离合等等。
杨沫曾计划写作《青春之歌》的续集，但由于年老多病已不可能。“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作者说，“我大胆地在这部《芳菲之歌》里，加入了《青春之歌》续集里的部分设想——我叫林道静在这部书里出现；叫'死而复活'的卢嘉川也在这部书的结尾时与林道静又见面了。当写第三部《英华之歌》时，我将用较多的篇幅写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的悲欢；写林道静在抗日战争的烽烟烈火中更加成长，以及她与柳明的关系等等。”作者的打算是要把《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写成三部曲。
《英华之歌》：掀开人的情感世界
1989年，杨沫终于完成了《英华之歌》。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翻开《英华之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激越的历史画面。华北平原，硝烟弥漫，敌人频繁扫荡、围攻、蚕食，我方针锋相对，殊死斗争。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从军分区到村民兵连，从司令员到妇救会主任，个个有生气。农会、妇救会、青救会活动，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抗日统一战线，收编土匪……1939年至1942年冀中敌后根据地发生的大小事件，在小说中都展开来。作者以大量笔墨写到了过去几乎没有触及的党内斗争，把清查托派带来的悲剧性灾变以及抵制左倾路线的艰难斗争写入故事情节。但作者并没有将笔停留在故事与情节的层面上，而是发挥所长，从情感世界切入，展示人物丰富的情感领域，揭示人性的复杂与变化。她的《青春之歌》所以能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中引起强烈反响，正是因为人们从小说中所认知的不仅是一个曲折、生动的革命故事，看到的也不仅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反叛封建家庭、封建婚姻的个人奋斗的女青年林道静，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所走的道路，而且感受到这种生活道路转变过程中人物心灵深处和深沉感情世界里的剧烈冲撞和细微变化。她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及对爱的热烈追求，在同期文学创作的女英雄形象中是少见的，却是“生活中的人”普遍存在的。人们从卢嘉川、江华、余永泽、王小燕、戴愉等众多人物身上看到的也不仅是英雄、市侩、叛徒、中间分子等一些平面形象和类型化的“道路”，而且从人物的感情变化中能够体验到自己在某种情况下的感情形态和变化轨迹。《东方欲晓》正与之相反，事件大而人物小，用杨沫自己的话来说是“人物被挤得只剩下瘦小的骨头”。作家能够直面创作上的成功与失败，扬长而避短，难能可贵。
《英华之歌》继承并发展了《青春之歌》的优势，从复杂的历史背景、斗争环境以及人物的爱情纠葛与政治分野中，不仅表现事件的曲折过程和人物之间的错综关系，而且注意到揭示时代、环境、人际关系对人物内心情感的刺激、推动、催化和调整，各色人物的心理活动历程及时代所赋予的印记，又不失普通人的特性。
小说一开始，就将主人公林道静推进理智与感情矛盾漩涡之中。一个人也许不应当同时爱两个异性，但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却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只能由理智来调节，抑制对其中一人的感情，以求感情总体上的平衡。林道静对使她获得真正爱情的恋人卢嘉川一直饱含“永远不变的恋情”，“与江华结合后，多次下决心忘掉卢嘉川，思念的总是死去的卢嘉川。”而得知卢嘉川还活着，并在夜行军中意外邂逅，她“平静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不知是喜，是忧；是幸福，还是不幸的开端”，那过去已经被埋葬的欲望又重新点燃。小说不止一次地回闪《青春之歌》中江华向林道静求爱，林道静茫然地站在屋外的雪地里不知所措的镜头，表明那是带有政治、道义、家庭需要的婚姻，不完全是爱的结合。她多次反思“江华，这是她尊敬的人，她爱他么？她不清楚。”但是，她对江华毕竟是有感情的，他们在知道卢嘉川死后才结合的，在为共同的理想奋斗中加深了认识。因此一想到江华是自己的丈夫，也是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又是多年的老师兼战友，“一种自责、内疚的情绪便攫住了她”。林道静就处在这种矛盾状态。她不断谴责自己，克制感情，强禁与卢嘉川发展超友谊关系。甚至在一个夜晚将五年前卢嘉川在狱中写给她的信——刻不离身保存下来的珍贵遗物撕碎。可是江华居高临下的态度，要求妻子绝对服从自己的狭隘意识，情感方式的粗疏，都使倔强、独立、细腻、敏感的林道静感到辛酸痛楚。尽管如此，她还在用力自拔，在心中呼唤：“江华是个很好的同志，他是爱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爱江华，关心他，体贴他，甚至“为某种使命、某种道德观、某种法定的观念”去爱江华，“借尸还魂”。她的挣扎并不奏效，在思想方法、路线、作风走得离自己越来越远和越来越近的两个男人面前，她陷入更深的漩涡。
林道静这种越出生活常轨的心路历程极其曲折，有时理智战胜感情，有时感情战胜理智，在两者此起彼落、此胜彼负的复杂过程中表现出双重人格。双重人格本来是实际生活中普遍的现象，人们常常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掩盖隐秘的内心，而现出假象的一面。甚至躲进梦幻中寻求慰藉。作为一个革命的女性，林道静身上具有四十年代相当进步的女性意识、道德观念，但仍然背负着太多的历史重荷。
“要革命的女人，处在战争火焰中的女人，她们心中同样渴望爱抚，渴望温暖，渴望男人的理解和深深的情爱。”经过伟大战争洗礼的女作家杨沫以她深厚的生活体验和独特的文学情感形态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情感品质与色泽。林道静与卢嘉川、柳明与曹鸿远的爱情，尽管方式不同，经历各异，但同是崇高而苦涩的。杨沫擅长展现人物特别是女性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林道静在情与理的矛盾中，尽力用忘我工作来冲淡情感，然而常常是欺骗自己。她力图用一个男人对她的爱来冲淡她对另一个男人的爱。当她无法忘掉卢嘉川时，“稍一得闲，便设法来找江华，渴望得到他的爱抚、关切，以此作为忘掉卢嘉川的消溶剂。”可是她想爱的，难以相爱，不想爱的，却像一股浊浪向她冲来，打得她遍体鳞伤。杨沫将现实生活中情感形态复杂的一面揭示得十分深透，同时将林卢之爱又写得崇高而感人。他们心灵互相拥抱，却从不要求对方支付任何代价和补偿，不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和条件。卢嘉川虽然知道林道静爱他胜过江华，但他不愿意林道静离开江华，希望他们幸福。卢嘉川对林道静的情意“好像只要她能够活在世上，能够好好地工作生活，他便能从中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幸福。”林卢之爱已经远远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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