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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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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雨过天晴,春满人间,这是曾克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恢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小组党组成员。参加中央军委组织的《刘伯承传记》编写工作,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艺术委员会顾问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和《中国风》杂志社长、主编。
  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曾克用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个和汗水,辛勤耕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自1938年以来,她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上》(1938年,武汉上海杂志公司)、《铁树开了花》(1950年,天下图书公司)、《光荣的人们》(1950年,上海杂志出版社)、《走向前线》(同上)、《挺进大别山》(1950年,华中新华书店)、《计划及其它》(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挺进大别山》(新版;199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小说集《边疆》(与柯岗合著;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新人》(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同成长》(与柯岗合著;1957年,作家出版社)、《前仆后继》(1963年,辽宁文艺出版社)、《第十四个儿子》(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散文集《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与柯岗合著;1951年,重庆人民出版社)、《遥寄祖国的孩子们》(19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曾克散文选》(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水晶般的心》(1993年,新华出版社)及电影文学剧本《中央突破》(与何岗合著;197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主编大型回忆录《春华秋实——开封北仓女中回忆录》,还与柯岗、薛洪兴合编《刘伯承中原逐鹿》(1983年,解放军出版社),《刘伯承传》也已出版。她的作品先后被收入《英雄谱》(1954年,重庆人民出版社)、《解放区短篇小说选(1942一1949)》(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短篇小说选(1949…1979)》(同上)、当代女作家作品选》(1980年,花城出版社)、《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9…1949)》(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七分册;198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小说卷”、“散文卷”;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一1966)》(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报告文学编”、“散文杂文编”;1992年,重庆出版社)、《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红杜鹃”卷;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等近四十来种文学选本中。
  六
  曾克是一位能文能武、勤苦干练、朝气勃勃的人民作家,是中国延安和解放区文学中的重要作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经常在行军宿营中,在露宿山间的松林里,利用油灯、松明和旧黄裱纸,记下战争的残酷和胜利,记下战士英雄的身影及劳苦大众对于战争的热情。她的作品都是深入前线、深入战士,深入斗争生活的艺术真实记录,具有艺术价值和对历史的认识价值。
  曾克善于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表现战争和对新人的刻画。在她的作品里,无论是报告文学、小说,还是散文,这些文字都与中国人民的伟大战争、劳苦大众有着血肉的联系。我们既能看到那些为祖国的解放英勇杀敌的无畏战士,也能看到那些支援中国反击外国侵略的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英雄人物,新人物,新生活,新气象,是她作品中的精魂。描写的细腻,抒情和对大自然的生动描画,使她作品中的人和精神有了亲切、真实的生命。
  历史是曲折的。曾克作为见证人,她用她的才华和心血,为历史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不是一般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是历史的真实的艺术的记录,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世世代代认识那一段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文献。在她的作品里,尽管所表现的是中国人在苦难、抗争、奋斗岁月中的一点一滴的小事,也同样可以印证中国革命所经历的曲折道路,艰苦的途程与胜利的足迹。这些作品,可以让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的英勇斗争和大别山的进军,更长久地镌刻在历史记忆里。
  曾克从孩提时代长满宗教之树的梦幻家园出发,在人生的跋涉中,很块看见了踏入铺满北斗之光的路途。她怀抱久已认定的道德信仰,愉快地向前,无畏,无悔,无怨,是这个永远的作家曾克……
  琦君
  张默芸
  琦君,原名潘希真,1917年7月24日生于浙江永嘉县瞿溪乡一个旧式家庭里,既是官家小姐,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爱之深教亦严,父亲潘国纲虽出身农野,久历戎行,身为师长,却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盼她成为才女,就请一位姓叶的家庭教师教她。于是:五岁,认方块字;六岁,学描红;七岁,读诗经、唐诗、习字;八岁,读女诫,孟子;九岁,读论语、唐宋古文、左传,学做古文;十岁,她就过目能涌,挥笔成文了。十二岁,随父母迁居杭州,入弘道女中。由于古典文学根基好,加之父亲的书房里有许多古今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她常偷读。暑假中,饱看新文学作品,外国小说则偏爱《简爱》、《约翰克利斯多夫》、《小妇人》,等等。她从古典文学、新文学及外国文学佳作中吸其精华,因此作文比赛,常得第一,被同学们封为“国文大将”。高一那年,她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我的好朋友——小黄狗》,自此,她立志当文学家。高中毕业时,她以优秀的成绩直接升入之江大学,成为我国“一代词宗”夏承焘的得意女弟子,琦君因此诗词造诣极高,其中又以同更获赞赏。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汇文女中及故乡永嘉县中教书。1949年去台湾,服务于司法界,任高检处记录股长及司法行政部编审科长等职,同时在大学任教,并挤出时间写作。1964年获台湾文艺协会散文奖,1966年代表台湾妇女写作协会访问韩国。1970年《红纱灯》散文集获中山学术基金会散文创作奖。1972年应美国官方邀请访问夏威夷及美国本土参观各大学,与教授作家们交换教学、写作意见。1969年在台湾司法部志愿退休后,在台湾的中央大学及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专心教课与写作。后其夫李唐基赴美任职,她也随任作“闲妻”而又闲不住,仍常给报刊写稿。1985年《琦君寄小读者》获台湾新闻局金鼎奖,1986年《此处有仙桃》散文集获台湾第十一届国家文艺奖,是年10月12日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有大陆、台湾两地作家参加的第四十八届国际笔会学术活动。在台湾作一个畅销作家并不难,但从事真正的纯文学创作而作品畅销的作家却极少,琦君就是这极少数作家中的一位。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最近台湾对三十年来图书出版情况作了一次调查,统计结果,作品最畅销的男女作家是琦君和林清玄。琦君名列十大女作家之首。三十多年来她笔耕不辍,出版散文、小说、儿童文学、词研究等近三十本,有些散文被选入中学课本,作品被译为英、日、朝鲜文,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一
  琦君以撰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而她现在已成散文大家。她的名字总是与台湾散文连在一起。从她的第一本散文小说合集《琴心》算起,先后出版的《烟愁》、《琦君小品》、《红纱灯》、《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水是故乡甜》、《母心似天空》、《此处有仙桃》、《灯景旧情怀》、《玻璃笔》、《琦君说童年》、《琦君寄小读者》、《青灯有味似儿时》、《琦君自选集》、《母心·佛心》等二十多本。琦君在自己写的大量散文中,尽情地抒发十分真挚热烈的感情,这里有对故乡山水和童年生活诗一样的回忆,有对父母师长挚友深沉的怀念,有对在台湾生活的叙写,又有对异国旅游的观感,此外是读书心得,创作杂谈,以及专给小读者写的小散文,但写的最好最多的,是怀乡思亲的散文。正如《烟愁》后记中写的:“每回我写到我的父母家人与师友,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忘不了他们对我的关爱,我也珍惜自己对他们的这一份情。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的根扎在故乡,扎在祖国。虽然年纪大了,常常丢三落四,可是故乡的景、事、人却永远印在心里,忘也忘不掉。那剪不断的故乡之情,理还乱的亲友之思,以它的真挚、深沉、执著和热烈,构成了请君散文抒情美的基本特征,“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移植“一词,用得何等精妙),匆匆将三十年。生活上尽管早已能适应,而心灵上又何尝能一日忘怀于故士的一事一物。水果蔬菜是家乡的好,鸡鱼鸭肉是家乡的鲜。当然,风景是家乡的美,月是故乡明”。“荨茱鲈鱼长入梦,他乡虽好总添愁。”恋乡的人,终于忍不住喊出:“故乡,我们哪一天回去?家乡味,我们哪一天能再尝呢?”(《家乡味》)这种感情,是琦君所有怀乡思亲散文中的血液,就如年年中秋,年年吃月饼。台湾是产糖的地方,有各种馅的美味月饼,可请君一想起家乡的月光饼,那又香又脆的味儿好像还在嘴边呢。“(《月光饼》)即使是水,也是故乡的甜。琦君去台旅欧访美,喝过各种各样的水,也爱喝矿泉水,但又怀疑外国的矿泉水不是天然的,而且,”说实在的,即使是真正天然的矿泉水,饮啜起来,在感觉上,在心灵上,比起大陆故乡的'山泉'来,能一样的清洌甘美吗?“(《水是故乡甜》)在《乡思》里,作者写得更恳切:”来到台湾,此心如无根的浮萍,没有了着落,对家乡的苦念,也就与日俱增了。“日里想,梦里思,”昨夜梦魂又飞归故里,躺在双亲的墓园中,拥吻着绿茵覆盖的芬芳泥土,望着悠悠出岫的白云,多年抑郁的情怀得以暂感舒松,可是短梦醒来,泪水又湿透枕边,美丽的家园啊!它依旧是海天一角,水阔山遥“。她多么盼望海天连成一片,山水连成一线,能回到故乡”享受壮阔的山水田园之美,呼吸芳香静谧的空气。我渴望那一天,难道那一天还会远吗?“(《写作回顾》),这里写的。不只是她个人的心愿。那梦,那渴望,是属于许许多多去台人士的,也是属于神州大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
  有人说琦君不善于写游记,这种说法不确切。游记有各种写法,有的偏重于写景,有的偏重于记事,有的偏重于述怀。琦君是生活在人情中的人,无疑偏重于述怀的,但常常与记事写景结合在一起。她的《西湖忆旧》、《故乡的江心寺》、《何时归看浙江潮》,虽是追忆而写的,实是绝好的游记。这些地方,她离开了许多年,却写得一往情深,景、人、物——如在目前,再一次说明她爱之切,忆之深。在她笔下,“西湖似明眸皓齿的佳人,令人满怀喜悦,古寺名塔似遗世独立的高人逸士,引人发思古幽情。何况秋月春花,四时风光无限,湖山有幸,灵秀独钟”、“令人留连忘返”,“若把西湖秀丽景物移到台湾,都成奇景”。对于“占世界风景最佳四大学的第二位的”母校之江大学,因为有“千变万化的钱塘江水”,“我爱之胜于西子湖”。清晨,“晨曦自红霞中透出,把薄雾染成了粉红色的轻纱,笼罩着江面。粼粼江水,柔和得像纱帐里孩子梦中带笑的脸……我们赤足在潺氵爰的溪水中拣石子,夏老师依槛闲吟,诗成后传诵一时”(《何时归看浙江潮》)。这简直是一幅色彩分明、人物鲜活、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故乡母校游乐图。但更引起作者思恋的,是游子喝了“不忘本土”的“回旋井水”,因而盼望“再饮江心寺的回头水,更愿此身幻化为井底清泉,回旋地回到故乡”(《故乡的江心寺》)。这种对故乡炽热的思念,正是作家热爱祖国的真诚表现。尤其令人难忘的,作者每看到异国他乡的山川景色稍似祖国风光时,又会引起丰富的联想,倾注她对祖国灼热的爱。如她游美国爱荷华城时,看到万缕千条柳丝,随风飘拂,她就“手牵着柔细的柳条,悠悠然真有置身大陆江南之感。台湾也有柳,但垂柳没有这么柔,这么长。爱荷华的柳很像杭州西子湖堤上的柳,自有一份魅力,引人无限乡思”(《静谧的大学城》)。她应邀访问韩国时,所以“使我骤一见就立刻爱上了她”,是“那一份似大陆北国又似江南的情调,与亚热带的台湾迥然不同。”在瞻仰汉城故宫的勤政殿的屋脊上的飞檐时,她觉得“仿佛置身于北平故宫中,顿然发思古之幽情”。作家对祖国母亲的眷念,是那样刻骨铭心。在这些篇章里,作者不是一字一句地来描述这一切,而是用整个心胸来拥抱这一切,那深沉浑厚的感情,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弦。
  琦君忘不了故乡的山水,自然更忘不了故乡人,忘不了亲爱的父母、尊敬的老师、异姓姐妹,甚至长工和乞丐。她把她的满腔思念,一片至情,溶铸到每一篇作品里。不同的是,一般作家是一篇文章写一个人,她是一篇文章一个重点,通过许多篇章,集中许多重点,写活一个真人。这种效果,表现在写母亲时最为成功。如《母亲新婚时》,写母亲的爱情和婚姻,她与丈夫虽是“亲上加亲”,爱情却发生在婚后,突出母亲的娇羞、温柔和顺从。《母亲那个时代》,写她一天到晚为一家子忙,想得到丈夫的爱而不能,突出她的勤劳和容忍;《母亲的偏方》,叙母亲能用各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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