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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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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紫萝兰的芬芳终于代替了白色的大理石花,小说成了一首哀愁而又明丽的爱情诗。
  《长相忆》和《探病记》内容大同小异,人物性格却迥然不同,结构也大异。前者以送别开始,送走后回家结束,中间描述事情的发生、发展,文笔清秀婉丽。后者以女主人公满腔热情而来开始,张惶凄凉出走结束,中间也描述事件的发生发展,文笔始为欢快,后转凄婉。就人物性格的塑造来说,前者所有人物皆可敬可爱,张老师的温柔多情而识大体,作家借她的嘴,再一次宣扬“爱是应该完整”的曲调。不难看出,琦君关于“爱是完整”的思想,显然十分注重精神与伦理的完善,而忽视爱情的现实价值。这种观念的文化依据,明显来自民族传统的道德准则。它与作家对民族文化深刻的认同感紧密相连。这与她在散文中表现出的深厚乡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这一观念的统摄下,使得琦君在小说中极少玉成其爱,而是强调“爱的牺牲”。
  在《失落的梦》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种牺牲精神。作家成功地通过慧的心理描写,把女主人公的酸辛、怨恨、怜悯、同情、关怀种种情绪,细腻地显现在读者面前,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侧面。慧甚至认为,她的牺牲也并不无代价的,因为她的退出“可以完成一件更伟大的艺术品”——“你们志趣相同,你们的前途将因合作而更有希望”。这是一种升华了的爱的牺牲。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西方精神偏重争夺,东方精神偏重成全,这种宁愿牺牲自己以成人之美的高尚道德品质,无疑是应该赞扬的。至于另外两个人物,如果出于一般作家之手,他们一定成为指责对象,而在琦君笔下,他们却成了值得同情的人。仲明“稚气可掬,除了艺术,什么都不懂”,可是对于美,却十分敏感。朱丽先是崇拜艺术,由崇拜艺术到热爱教她的老师,这也许是他们越轨的基因?但仲明作为一个有妇之夫而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造成了两个女人的痛苦,这就应该受到谴责。倒是朱丽,一片天真,事先不知仲明是有妇之夫,事后也不怨恨他,而且她甘愿退出情场,甚至愿意交出孩子,她的行为和心灵也是美的。
  如果说《失落的梦》中慧的“爱的牺牲”是升华了的,那么中篇小说《桔子红了》里秀芬那种“默默认命的受苦与牺牲”(琦君:《关于〈桔子红了〉》)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爱的牺牲。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六叔”说得好:“人世间许多事情是无可奈何的。”他与秀芬原是小学同学,再见到秀芬时,是她被他大嫂接到家,准备做大哥的第三房小妾了。六叔与秀芬虽然心心相印、真诚相爱,也不得不分离。秀芬的命运更可怜可叹,这不仅因为地家境贫寒,父死母改嫁,又为哥嫂所不容,更因为“克死”未婚夫而只能卖给大户人家做偏房,十八岁的她却嫁给五十多岁的“老爷”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并期望能生育以取得在这个家庭的地位,结果因二姨太的追逼奔逃而掉了一跤,摔掉了腹中的孩子,又因患产褥热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她牺牲了一切,却什么也没得到,人世间有比这更凄惨的么?
  这篇小说构思的独特性,在于通过身为侄女秀娟的视角和感觉,揭示民国初年一个旧式家庭的悲剧。因为是秀娟的耳闻目睹心受,读来倍觉真实和亲切。小说通过语言行动刻画人物,而对比手法的运用,更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三从四德式的贤妻良母大太太(伯母),阴毒狡诈的交际花二姨太,柔弱多情的秀芬,聪慧又极富同情心的秀娟,古板守旧的官老爷伯父,善良多情而又无奈的六叔,等等。另一篇即使有个圆满结果的《快乐圣诞》,作者也通过小慧的嘴宣扬“爱是牺牲而不应当是自私”。她使叶阿姨牺牲对父亲的爱,促成她父母亲复婚,并撮合了叶阿姨与韩叔叔的婚事,结果皆大欢喜。
  有人指责琦君的小说“写作圈子实在太狭小了”、“在故事里都是那一个故事在翻新,也就是残缺的爱。《紫罗兰的芬芳》中的爱,《完整的爱》中的爱,《情明劫》中的爱,《菁姐》中的爱,不都是同样的形式吗?”如果这只是指她前期小说而言,还有一定道理,因为她前期小说常在爱情上打圈子,井再三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几乎每篇小说,都笼罩着淡淡的哀愁。但她的后期小说,则根据生活的体验,题材不断更新,写作圈子不断扩大,如收集在《缮校室八小时》中的作品。琦君在司法界工作二十六年,对这个圈子里的人和事很熟悉。她还访问过监狱,搜集小说素材。“当时我也只试试,一个女性作者,除了身边的琐事、儿女情长之外,是否也能深入地描绘社会万象、人生百态?”无疑,作家的试验是成功的。就取材来说,《钟》的取材有时代意义,如果海峡两岸和睦相处,金推事就不会死于非命。然而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对老妻、对家乡的思念又使他夜不能寐,终于,在接到老妻病故的噩讯时,再也不能支持,走上了绝路。人们在读完这篇小说之后,能不抚卷长思: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仅就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作家在选材方面独具的艺术匠心。在艺术构思上,琦君小说也新颖独创,不落陈套,如《生与死》,身患绝症的警官赵启文,勇敢地救活了卧轨自杀的假释走私犯孙雨生。赵启文最后虽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而他的谆谆教诲和崇高精神却使孙雨生重新做人,并像亲儿子一样奉养赵的瞎眼母亲;《死因》构思的新颖独创在于她善于选取角度。作者从法医这个角度来探讨死囚犯罪的起因、悔改以及服罪的心理,这就显得别具一格、真实、深刻,引人入胜。
  琦君的小说情节凝炼集中,她善于从富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断中,鲜明地指出它重要的思想意义,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本质,如《电气冰箱》,作者把四户人家有典型性的生活片断集中一起,其中又突出孙钱两家不同的生活状况和人物不同的性格,结果是清廉能干的孙志义受到上级嘉奖,知法犯法的钱守礼受到法律制裁,对比鲜明,孙太太的心理描写,尤其精彩,她的可亲可敬之处,就是处处为丈夫,儿女着想,想收贿,想不收,都是为了同一目的,自己总甘愿受苦,是一位贤妻良母的典型形象。琦君还常常利用集中的场景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并使之结构严谨,如《缮校室八小时》,作者将一间办公室作为生活舞台,让人物登场,每个人物不同的外貌、身分、生活情况,都按人物出场次序一一介绍,并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显出他们职务、性格和灵魂。全文以上班始,下班终,通篇结构紧凑,经纬分明。
  三
  在台湾女作家圈子里,琦君以古典文学根基深厚而闻名海内外,特别是散文,不是从著名的文人墨客的传闻轶事的叙述中探讨人生哲理,就是在平常叙事描写时也夹古诗词以醒目,不少散文和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是诗词名句,甚至在与友人畅谈时,古诗词也常常脱口而出,满室生辉。她喜欢诗,更欣赏词,她“对词的偏爱,是因为比诗更精美。”她说,“从诗里可以获得两种好处,一是对社会情态的了解,一是同时也领会了其文学的表现方法。但词的作用更有发挥的余地,近于语体,不受拘限。”因此她常有词作。或写乡愁,愁得人比黄花还瘦,是活用李清照词的佳作,如《踏沙·秋感》;或咏物,神韵飘逸,比喻形象,如因思念故乡而作的《清平乐·红梅》和《减字木兰花·梨花》;或写游记,绘景有色,描游人神态更绝,如《蝶恋花·游碧潭》;三曲《金缕曲》,各具风采。《金缕曲·送别孟瑶》、《金缕曲·赠秀亚》,作者巧妙地把对方的著作一一入词,更觉亲切风趣;另一《金缕曲·梁实秋先生译成莎士比亚全集,敬赋此致贺》,言辞恳切,敬佩之情,溢于词外。即使是退休,作家也要赋词以资纪念,如《鹊桥仙·退休寄感》,在她的生活中,真是处处皆有“词”了。有些词作,作者把它放在散文的开头,如《我们的水晶宫》中开头的《鹊桥仙》,把这阙词与散文共读,就更能体会它丰富的内涵。有些词作,揉进散文里,尤见清雅,如《天涯影里胭脂雪》、《想念荷花》等。琦君的小说,也常常夹些诗词,或通过人物之口,吟诗填词,突出人物性格,如《钱塘江畔》;或通过人物对某些诗词的爱好,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如《长沟流月去无声》、《菁姐》。她喜欢填词,也喜欢研究前人的词作,还出版了一本《词人之舟》,此书不仅在结构体裁上有所创新,将词论词体同评词话合于一体,而且对温庭筠、苏轼、晏几道、秦观、辛弃疾、朱淑贞、吴藻等著名词人的作品都作了深刻的研究,并且以行云流水的文笔,深入浅出地写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突出不同词人的个性和不同词作的风格。如对苏东坡,一般人只认为东坡词风格豪放,琦君也赞同,并指出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豪放风格的代表作。但她却进一步指出东坡词“并不局限于豪放一格,他能豪放也能婉约,能洒脱也能缠绵。”还以他《蝶恋花》“云鬓丝桦眉黛浅。总是愁媒,欲诉谁消遣。未信此情难羁绊。杨花又有东风管。”为例,证明东坡词婉转缠绵的另一风格。不仅如此,她还指出东坡还有将豪放与柔媚溶于一词的佳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并引用苕溪渔隐丛话,来赞扬这阙词:“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同样,琦君对辛弃疾、温庭筠等其他七位词人词作的分析,也新颖独到。琦君真不愧为浙东大同人夏承焘先生的得意女弟子。读者也许奇怪她怎么不评著名词人李清照、李后主、柳永、张子野、陆放翁?琦君在《后记》中说明她已经写过并已发表,但没收入此书,很可惜,其实应该收入的。对于卓文君和花蕊夫人虽只在附录部分作简单介绍,却写得情意切切,从温柔敦厚的词心或赤子之心的角度,突出了古代两位女知识分子的才华和不幸。这本《词人之舟》出在她的散文小说集之后,我们先读她的散文小说,再读她的词作词评,仿佛先看到花叶枝干,最后才看到树根,原来她散文小说常用古诗词名句起画龙点睛的妙用,所以写得那么清秀隽永温厚,根源竟在这里。因此,我们可以说,她确既是散文家,小说家,又是词人和学者。
  四
  形成独特风格的作家,在作品中即使不标上自己的名字,也能使读者见其文而知其人。正如我们一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就会判断这是苏东坡所作,一读一杨柳岸晓凤残月“,就认为是柳永所为。我们也可以从”等国奉比,又惹轻愁起“,看出是琦君笔法。琦君散文的独特性,是”无论写人、写事、写物,都在平常无奇中含蓄至理,在清淡朴素中见出秀美;她的散文,不是浓妆艳抹的豪华贵妇,也不是粗服乱头的村俚美女,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她的小说,又以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和反映台湾司法界特殊生活而与别家大异,她的词,更以情深意切取胜。总而言之,琦君作品的独特风格是跟她独特的艺术思考和艺术追求分不开的——那是对真、善、美的思考和追求。
  无疑地,她的作品都是真实的。她的写作宗旨是:“以自然之笔,写真实之情”。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她的散文,甚至可以当成她的自传来读;她的词,填的更是真人真事真景;她的小说,或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或是在生活的真实上升华为艺术上的真实。至于善,她的每篇作品都是证明。我们还可以特别举出《百合羹》和《岳母》两篇小说来说明这一点。前者的阿翁不愿孝顺的儿媳再嫁,后者的岳母不愿女婿再娶,但作者把这两个素材写成小说后,人物的思想境界和性格发展都有了变化。《百合羹》中的阿翁,万分体谅儿媳,主动说合,盼望她能与邻居青年君甫再结良缘;《岳母》中的岳母,也是善体人意的老太太,爱女婿的新婚太太如同己出。琦君为什么要这样写?“我深感这个世界的暴戾已经太多,为什么不透过文章多多宣染祥和美好的一面呢?”这又一次显示出琦君慈善心肠和温柔敦厚的个性。
  琦君所追求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美。正如宋代黄庭坚所说:“文章的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这类佳作,常在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意的寻常事物中写出独特的见解和新意,这种艺术,常常表现日常生活,常见事物,人之常情等寻常题材,善于从中发掘并表现出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在人们共同的思想感情中写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琦君的作品,特别是散文,正是这样的佳作。如《小玩意》写小女儿憨态可掬,兴高采烈玩玩具,却不知送玩具的姨娘给母亲带来多少痛苦;《金盒子》把姐弟深情,写得多么纯真、动人;《下雨天,真好》,《下雨天,真不好》似乎是两篇内容完全相反的散文,却同样写出对故乡、对童年生活无尽的思恋;《想念荷花》更是将诗情画意溶于一体的精品,我们甚至可以闻到荷花的芬芳,听到采莲的歌声,看到父亲和老师的慈颜。而这一切,是用最朴素最自然的文字写出来的,却又实在构成了表现父女之情,师生之谊的人世间最美的画卷。难怪托尔斯泰说:“如果世界上有优点的话,那么朴质就是最重大最难达到的一种优点”。
  如果要求全责备,即使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作家,我们也可以找出他作品的不足之处。对琦君来说,也许她离开大陆太久,对海峡这一边人民生活不够了解,某些作品,在内容上有些偏差;在艺术方面,个别作品含蓄不足,直露有余。
  琦君在创作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愿这颗璀璨的文学恒星,永远照耀台湾文坛。
  陈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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