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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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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露有余。
琦君在创作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愿这颗璀璨的文学恒星，永远照耀台湾文坛。
陈敬容
孙瑞珍
1989年11月15日，著名诗人陈敬容治丧办公室寄给我一份讣告。讣告上写着：陈敬容于1989年11月8日22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根据本人遗愿：治丧工作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兹定于1989年11月17日火化。
她的遗愿像她的一生一样，平凡而简朴。陈敬容活着的时候，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独自一人，在都市的一角，过着平静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死后也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一个人带着她的诗和情，静悄悄地走向另一个世界。
接到讣告后，我久久不能平静。陈敬容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她一生的不幸和坎坷久久地存留在我的脑海中。
“文化大革命”前，我曾和她住在一个四合院里，那时，我的孩子很小，又要去十几公里以外的郊区上班，她常常过来关照我。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枣树，每到甜枣收获的季节，她总是捧着一个小碗，给我送来一碗又甜又脆的大红枣，我觉得她很热情，像母亲般地关怀我。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彼此也还算信任，空闲时常坐在一起聊聊。她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人，但从不谈她的过去，更不谈她创作上的成就。时间久了，我从周围人的口中对她过去的生活知道星星点点。
十年浩劫，我和她完全失去了联系，各自都离开了这个四合院。1978年，为了编写《中国文学家辞典》和《中国现代女作家》，我又想到了她，几经打听，才知道她的确切地址。一天，寒冷异常，北风呼啸，我和一位朋友来到位于北京正南方向的一座寺庙——法源寺。那时的法源寺还没有修聋，一幅破落、凋零的惨景，院子里来往的人很少，走进里院，使人觉得有些惊然。有人告诉我陈敬容就住在这座破庙的一间房子里，按照看庙人的指引，我找到了那间房子，庙的后院有三间瓦房，分住两家人，中间的堂屋，两家公用，放些碗橱等零七八碎的东西。两家人的门口都是锁头将军把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有格子的木棂窗，屋子里很黑，我只好趴在窗玻璃上观察，判断陈敬容住在哪间房子里。很凑巧，诗，帮了我的忙。靠窗的桌子上堆着一些不太整齐的杂志，正中间，有一堆摆放不很端正的稿纸，我一眼认出，那上面的字是陈敬容的笔迹，那是她的诗的手稿，我在门上给她留下了一张纸条。回来的路上，我高兴极了——找到了诗，就找到了陈敬容，找到了陈敬容也就找到了诗。
过了两三天，我接到了她的来信，她约我尽快到她的房子里谈一谈，我又一次到了法源寺。走进她那又冷又黑的房子。火炉燃得不旺，仿佛进了冰窖一般。当她伸出手来跟我握手时，我发现她的手粗糙得如同常年在农村劳动的老农的手，并且所有的骨节都突出增大。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下水道，每天要提几大桶水。那时，她和女儿住在一起，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都由她一个人承担。机关比较早就让她办了退休手续，她只好靠着为数不多的退休金打发日子。
后来她又搬家了，搬到了宣武门西大街一所高层住宅，我去看她的次数多起来了。新宅说是三居室，实际上每间都不大，而且一个朝东，其余两个全朝北，三个屋子都；临街，整天车流、人流昼夜不停。陈敬容只好闹中取静。她一生中最后一段时光，是她最满意，也最快乐的日子，她可以关起门来写诗，写散文。她告诉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这么无忧无虑过。她是那么爱诗，诗情注入在她的生命里，她活着，诗就在她的心中孕育。最后的十年是她创作的丰收期，也是她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的成熟期。经过令人发指的十年浩劫，陈敬容诗中的天真与浪漫少了许多，但真诚依旧，增加了更多的成熟以及对人生的体验，这些深邃的思想，蕴藏在独特的意象中，更加婉转，更加富于哲理。在她晚年的诗中，形式上中西结合得也更加浑然一体。
“偷读”
陈敬容，笔名蓝冰、成辉、文谷。1917年9月2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城。乐山旧制为嘉定府，古称嘉帅。它是距峨眉山百里左右的一个半岛形地带，三面为长江支流所环绕，只有一面陆路，经几个县通往成都。那里气候宜人，风物多丽。古往今来，哺育了不少有成就的文人。盛唐诗人岑参，现代作家郭沫若都出生在那里；宋代诗人苏东坡曾在那里的凌云山上读书，凌云山有东坡洗砚池，历来被视为名胜之地。
她家里虽不富裕，却足可温饱。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辛亥革命后教小学，居然学会了新式的算术。陈敬容四岁启蒙，全靠祖父。童年时，祖父常教她读书，但只限于“正经书”。起初读《三字经》、《孝经》，后来读《史鉴节要》、《论语》、唐诗等。小说则无论新旧，一律不许看。祖母因为自己不识字，最反对读书，她总是愤愤地说：“读了书做女王吗？我不读书，也活了一辈子。”祖父很希望父亲能光耀门庭，父亲终于在四川军阀手下当了一名不大的官儿，东奔西跑，常年不在家。母亲是一个商人家的女儿，念过私塾，结婚后，千方百计要去县城女子师范读书，由于祖母的竭力反对，终于没上成，一直引以为憾，因此，对女儿读书，十分支持。
上小学四年级时，班上有一位拖着粗大辫子年长的同学，常常给大家讲一些旧小说里面的故事，如《七侠五义》、《再生缘》等。同学中有这类书，互相传看，他们被带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她从这些书里读到了在教科书里读不到的东西，感觉特别新鲜。少年时代的陈敬容，在抑郁、沉闷的环境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祖父有一间很大的书房，橱里、架上、桌子上堆满了虫蚀的线装书。书房的窗子很大，但被窗外一道整年长满青苔的墙挡住了，光线不好。有时她看见祖父戴着老花镜，坐在窗前看书。她很羡慕祖父有那么一个大书房，心里想：“一个人能读那么多书，真了不起！”她多么希望也像祖父一样，堂堂正正地坐在那里，探取书中的奥秘，但森严的家规却把她拒之门外，未成年的孩子是不准进书房的。
她十二岁那年一个冬日的黄昏，一家人都在房间里烤烘笼，陈敬容瞅准时机，悄悄地推开书房的门，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聊斋志异》，拿回自己的房间，塞到床褥下。待到深夜才坐在油灯下阅读。她在1946年写的散文《偷读》中回忆道：“怎样的惊奇、狂喜，又怎样的骇怕！那些鬼怪、狐狸的故事，真叫人毛骨惊然！好像他们都在窗隙里、门缝里向我窥看，好像他们已经进到屋内，躲在那些拥挤的家具背后。但是这种恐惧却不能夺去我阅读的兴趣，我便把两手捧住了脸，只留两只眼睛，朝向书本上；偶然也举眼望一望四周，但马上又骇怕地收回来。”
从此，她读书的兴致愈来愈大，想方设法躲开祖父的目光，在书房里大加搜索，慢慢地发现了《三国志》、《列国志》和名目繁多的小说，又从叔父商店的学徒手中借来了《封神榜》和《西游记》等，贪婪地阅读。开始偷读时，心还怦怦地跳个不停，当专心地读一阵子以后，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
后来她考上了县立女中，逐渐接触到五四初期的作家鲁迅、朱自清、郭沫若、叶绍钧、冰心等人的作品。另外，教师也选了一些活页文选给学生阅读。她又接触到外国作家都德、左拉、拜伦、柯罗连珂等人的作品。有时，省下零用钱，还到旧书铺去租书来读。
在学校里忙于应付功课，读课外书的时间较少，只好偷偷地带回家去读。一次，她带回一本阿志巴绥夫的《血痕》，忘了拿进屋去，丢在耳房的条桌上了，恰巧，被经过那里的叔父发现，便告诉祖父，说她看不规矩的书。祖父把她叫去骂了一顿，要她第二天拿去还给人家，永远不许再看。幸好，当时父亲不在家，免了一顿惩罚。祖父的斥责丝毫没有减弱她读书的兴趣，新旧小说仍然继续偷看。有一回，父亲寄给她两本《生活信箱》杂志，她误认为父亲的脑子变新了，便写信告诉父亲，说她读了《红楼梦》和《水浒传》。回信来了，她被大骂一顿，说是“红楼诲淫，水浒诲盗”，岂是青年女子可以读的书？陈敬容听父亲这些话犹如耳边风。她一直相信，许多有“淫”、“盗”行为的人，恐怕未必读过这类书。
当时的作文，完全是语体文，陈敬容对作文课很感兴趣，每次总是交上长长的一篇。同时，开始写些短小诗文，用笔名“芳素”在学校壁报上刊出。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她对自己的封建家庭，逐渐产生了反感，尤其是对唯我独尊，经常打骂妻子儿女的父亲更是不满。十四岁时，她曾坐上大木船，从家里逃跑，逃到万县，被父亲抓回，关了半年多，由于母亲的恳求和亲友的劝说，父亲才退让，允许她跟随祖父的结拜兄弟的女儿到成都中华女中继续读书，并改名陈彬范。在成都，国文课教材普遍采用文言，连写作文也要讲究“摇曳生姿”、“一唱三叹”，周围的同学们也颇崇尚古风，看新书的人极少，于是新文学暂时与她隔绝了。但这却使她汲取到古代散文的丰富营养。高初中毕业还差一学期，学校让她顶替该校因病辍学的同学陈在琼的名字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冲破关闭的生活
过了将近两年沉闷的日子，1934年寒假，她收到了初中时的英文教师曹葆华的来信，动员她出川读书，并且寄来了路费。她只身一人，跋涉千里，终于到了北平，从此便与家庭断绝了来往。
到北平后，由于经济力量不足，未能继续进学校读书，只好自学中外文学，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旁听（其实是偷听），以后就靠跑图书馆了。那时的北京图书馆，环境清幽，去阅读的人不算多，加上紧临北海公园，午饭后，就在靠公园那面的林荫道上散散步，然后再钻进阅览室继续学习，直到闭馆。从此，她有了充分的时间，自由地阅读，时而练习写作。丰富的中外文化宝库，培育了诗人多采多姿的艺术才华。
那时候，她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靠师友接济，所以居无定所，有时借住在学校；有时寄居友人家；也住过客店般的女子公寓和女青年会。欢乐与痛苦，自由与忧愁交织在她的心头，创作的欲望也在她的头脑中日益强烈。她的第一首诗发表在清华大学校刊上（1932年），那时她还不满15岁，第一篇散文发表于1935年秋天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上，题名为《残叶》。以后，又在该报和《大公报》文艺副刊及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等处发表诗和散文。她的英文在中学时就学得不错，1936年秋至1937年夏，又定期去一位法国女教师家学习法语，这为她后来从事英、法文学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
“七七”事变后，她和朋友们一道回到了成都，1938年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由于战时情况，当时很难找到工作，生活的圈子又狭窄，干扰和压抑着她的创作才能的发挥。她每天帮助师友翻译一些英国康拉德、美国爱伦·坡的作品。这一时期写作的诗文大都发表在成都的文学期刊《工作》、桂林的《文艺阵地》及新加坡的《星岛日报》文艺副刊上。1939年秋，她同诗人沙蕾到了重庆，约半年后转赴兰州。
陈敬容的早期创作，以短小的散文为主，间或写些新诗。作品主要有收入《星雨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第一辑中的散文《陨落》、《驴夫》、《望子的归来》、《荒场之夜》等，其内容“多半是从闭关生活中发出的压抑而空间的声音”（《星雨集》题记）。
在兰州，她举目无亲，冷漠而孤独地度过了四年时光。四年间，她在“荒凉的西北高原上做了一场荒凉的梦”。离开了社会、朋友和同志，远离了文艺生活的漩涡，做饭、看孩子——简单而又繁重的家务劳动，吞没了她青春的岁月，即便偶有所作，也未曾发表。
1945年1月，她从压抑的家庭生活中毅然走了出来，先去投奔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当小职员的胞弟，住了一个月左右，求业无门，只好应两位朋友之邀到重庆盘溪艺术专科学校暂住，等待就业机会，生活上靠胞弟的一点接济。在盘溪借住了三个月，清贫而欢乐。那里的山岩、溪水、树木和草地冲淡了她的苦闷和烦恼，极大地激发了创作热情，写下多篇优美的诗歌和散文。这期间，她曾到附近的小学校代朋友教课，之后又去江北香国寺当了一段时间的文书。她与何其芳夫妇结为朋友，曾几次去曾家岩看望他们，何其芳夫妇在精神上给了她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1945年冬，她经朋友介绍到北碚文史杂志社工作。但因该杂志经费短缺，等待数月终未复刊。社长顾颌刚便将她转介到重庆文通书局任编辑。她的作品，主要在重庆《新蜀报》和《益世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散文集《星雨集》和《盈盈集》也是在此时编辑完成的。巴金审阅后，准备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当时经费困难，直到1947年和1948年，才先后在上海出版。
这一时期是她创作的多产期。从《畜类的沉默》以后，虽偶而写些散文，但更专注于写诗。当她从荒凉的梦境中醒来之后，又疲劳，又兴奋，创作的欲望炙热得像火一样。《星雨集》中的第二辑，就在这时候写成。这一辑，“来自较开阔的生活”，是“比较自由和爽朗的歌唱。”正如她在《星雨集》中写道：
我感到一阵雨滴的洒泼——温暖而光明的，那决不是雨，而 是像雨一样落着的星光。
《星雨集》第二辑，共收散文24篇，《盈盈集》收长短诗71首，其中包括散文《石室梦》、《投掷》、《杜鹃》、《渴意》、《夜雨》及诗歌《自画像》、《向明天liao望》、《新鲜的焦渴》、《小儿女的哀怨流去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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