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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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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后来的文学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国文教师换了孟志孙先生。他学识渊博,精通古文,后来成了大学教授。他在中学教这群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大学的授课方法了。他把中国的诗歌按时间顺序自由圈选,教学生们从头读起,由诗经开始,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至元曲为止;他还指导学生阅读大量参考书。韦君宜极力适应孟先生的授课方法,经常去书店,就在这一年里,她学会了到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去选购线装书,书店的伙计们用惊讶的眼神看着这个钻故纸堆的少女。高中毕业时,韦君宜曾奉孟先生之命,写了一篇毕业论文——《读〈陶渊明集〉》。那时候,“学者”的头衔对韦君宜有着强烈的诱惑力,故纸堆、书斋,是她陶醉的地方,是她赖以生存的极乐世界。
  在振聋发聩的炮声中惊醒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在豺狼步步紧逼面前,国民党政府则步步退让,北京危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韦君宜恰在此时,踏入了素有反帝斗争传统的清华大学,敌人的铁蹄踏碎了她成为学者的美梦。她从书斋中走了出来,面对着完全变化了的环境,感到惊异、迷惘。她拿起笔来,记录了自己的苦闷和朦胧的追求,散文《告诉》是她的一篇习作,也是她后来跟文学结缘的开篇之作。以后,她又接连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其内容大都是听来的革命故事和亲自观察的小市民生活。作者追忆这一段创作时曾说:“那是在追求党还没有追求到的时候写的,虽然很幼稚,文章却是一片真情,热烈的程度,有过于少男少女在热恋中。我是在热恋着革命,热恋着我的祖国”。
  帝国主义入侵后,北京的街头和正阳门车站到处都写上了“片假名”,“何梅协定”、“塘沽协定”接连签定。学校里一面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一面是熊熊燃烧的反抗之火,抗日的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围绕着抗日救国的内容,同学们召开各种形式讨论会。韦君宜有时也去旁听或列席,她用心地倾听那些高谈阔论的男同学发表演说,开始觉得新鲜,有道理,渐渐听得入迷,信服了。从别人的演说中,她知道了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懂得了什么叫剥削、压迫,世界上为什么有穷人、富人……讨论会使她开阔眼界,明辨是非,她从旁观者逐渐成为一名自觉的参加者。
  一次,一位女同学因参加左派革命团体,被特务迫捕。当时韦君宜正巧从图书馆出来,另外一个女同学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韦君宜便和其他同学一道,悄悄地跑到那位女同学隐藏的地方——清华大学生物馆最高层的花棚子上,让那位女同学坐在那里不动,由她们负责送水送饭,直到天黑。特务们由于没有搜查到,只好扫兴而归。漆黑的夜晚,韦君宜和其他女同学一起,前后簇拥着,把这位女同学送出了清华园,暂回山西老家躲藏起来。
  韦君宜在访惶中坚定了信心,从胆怯中获得了勇气。经过这件事后,她懂得了革命不只是看几本书,发表几篇演说了事,革命要真干,要豁出命来干,提着脑袋干。
  在“一二·九”风暴中摔打
  随着共产党对抗日运动的领导,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此时,抗日救国已经不是少数先进人物的思想和愿望,而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和行动了。严酷的现实,使韦君宜迅速地作出抉择——站到广大人民一边,投入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去。随着知识的增长,阅历的广泛,她的爱憎感亦愈加分明。她决心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舍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她在后来写的《答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一文中说:
  ……我读的书更多了一点,我知道了资产阶级是怎样一个 阶级,知道了剥削工人剩余价值是怎么一回事,知道社会是向怎 样的方向发展。过去对我那个家庭腐朽生活,例如我的父母哪时 抽鸦片烟,每天睡到下午一点钟起床,这些事,我过去只是简单 地讨厌,当初步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我知道了像这种生 活将来一定得消灭,我应当自觉地离开它,决不跟它一起灭亡, 应当自觉地为它挖掘坟墓。
  反动派的水龙、大刀,血淋淋的现实,使她从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名冲锋陷阵的猛士。她以从未有过的勇敢,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示威,和伙伴们手挽手,肩并肩,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喊出了心灵的最强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她在回忆时写道:“那时候……对敌人对奴才的仇恨,使我们每个人都像狮子,恨不得立即咬死这些坏人。”
  “一二·九”运动过后,各地学联纷纷成立。共产党又提出了“青年学生到群众中去和农民相识,和农民拉手!”的口号,北平、天津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沿着平汉铁路步行南下,向沿铁路的农村居民宣传。每天走一站路,在当地小学校里住宿,这是广大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的开始。韦君宜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自然,那个宣传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效果,那甚至是有点可笑的,那样一群穿着工裤、旗袍、西装、长褂的学生们,跑到农村去告诉农民,日本帝国主义要打来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抢夺你们的牛羊了!实际上自己连那里是用牛耕地还是用驴耕地也不知道。可是,现在想起来,我总不能笑。因为我们是带着那样庄严的心情去作那个最重要的开始的。我们的脚走到农村去了,我们的眼看到了没裤子穿的农村孩子,我们的心真正感到自己的生活有改变的必要了!”
  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韦君宜从一个知识分于家庭出身的小姐彻底地脱胎出来了。从农村回来不久,她成了第一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韦君宜的公开身分是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实际上主要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她被提任为学委干事,妇救会党组成员,奔走于各大学、中学进步学生和组织之间,组织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到门头沟等工矿、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并创办《北平妇女》等刊物。这时,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革命工作上,因而,虽选修了朱自清的宋词,刘叔雅的庄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却常常不去上课。
  当时的学委,既无机关,也无经费,为了开展工作,韦君宜只好以自己早已厌恶的家庭为据点,召开各种会议。一天,北平妇救会的同志们到她家开会,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开会时又显得很秘密,加上家里早就听说过韦君宜在学校不好好上课,到处乱跑,所以这次会议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会议正开得热闹时,母亲让女工几次进去,把韦君宜叫出来,并且提出陪她出去,给她做新大衣。执拗的女儿对母亲的举动非常生气,听完母亲的话,二话没说,扭头就走,回去继续参加会议。她当时清楚地知道,在这二者之间,只能有一种选择,不放弃这些优厚的物质生活享受,就得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编刊物需要经费,而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又十分紧张。韦君宜的父母亲对女儿花钱,是从不吝啬的,她便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一次,学委领导的《北平学生》杂志,因缺少经费不能及时出版,大家正在为此焦急。韦君直跑到家里对父母说:自己急需一笔钱买一辆自行车。母亲毫无怀疑,如数付给,《北平学生》杂志才得以及时出版。
  斗争长才干,实践出真知。韦君直下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她无所畏惧。曾多次逃避特务们的盯梢,转危为安。
  一次,妇救会党组开会,先做了一个匾,上面写着宣传抗日的字样,足有三四尺长,以备开会时用。韦君宜带着这个匾晚间回家过夜。刚出师范大学门口不远,便发现后面有人跟踪,她转弯,跟踪的人也转弯。小巧、敏捷的韦君宜急中生智,快速挤上电车,企图甩掉跟踪者,没想到那个人却从另外的门跳上电车,她的心怦怦地跳着,想法窜到门口,佯装下车的样子,待车到了下一站停下来,等乘客们下完了,要关车门时,她纵身跳下车,机智巧妙地甩掉了跟踪她的人。
  从事地下斗争,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战斗。不仅需要勇敢、智慧,更需要沉着和铁的纪律。吃一堑,长一智。韦君宜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时,对遵守地下工作纪律,很不习惯。有一次,市委一位同志去她家开会,她没做任何暗号。会后,那位同志严厉地批评她,并具体地告诉她如何做暗号,遇到危险时,如何发出暗号。
  在清华大学的三年,她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成了一名合格的党的地下工作干部。
  由于对文艺的兴趣和爱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常常抽暇阅读鲁迅及其他新文学作品。这时,她方感到中学时代所读的鲁迅的杂文和小说,实在是一点也没读懂,而现在才开始懂得一点鲁迅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向北京地区卢沟桥发动了进攻,中国守军在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影响下,奋起抵抗,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但国民党政府却节节败退,学委机关在北平站不住了,学校也要南迁。当时正值暑假,一切“关系”都无法办理。韦君宜及其妹妹,从天津坐海船经青岛到达济南,从济南又转太原,到太原后,很快就接上了“关系”。然后又到石家庄,在那里组织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事隔几天,国民党又撤离了石家庄,当时在石家庄的一位共产党的领导者告诉韦君宜,有两条路供她选择:一是留在石家庄,等待参军;一是到武汉去找流亡同学会。韦君宜选择了后者,到了武汉,先在叔叔家暂住,并恢复了党的工作,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公开的身分是在武汉大学借读。
  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又逼近武汉,形势很紧张。韦君宜在武汉做官的叔叔,虽不知道自己的侄女正在干着为他们一群挖掘坟墓的工作,但总感到韦君宜有什么事情瞒着他,所以很戒备。一天,他派韦君宜的婶娘,到武汉大学找韦君宜。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韦君宜只好装出顺从的样子,跟他们回了家。在家里,韦君宜表面上平静得如一潭死水,而内心却波涛澎湃。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逃脱的办法。一天晚上,她佯装要去看戏,婶娘、堂姐都陪她去了。待戏散场后,她趁人多拥挤时,混入人群,脱离了“看管”,又转了几条街,坐上轮渡,一口气跑到武昌,连夜找到武汉大学支部书记。遵照党的指示,和另外几位同学一道,转移到湖北黄安苏区,参加党训班学习。
  在黄安党训班受训后,由湖北省委分配到襄阳,后转宜昌,仍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发展党,组织剧团,串连小学教师等。
  盛夏的一天,省委来电将韦君宜召回武汉,有一项紧急任务要她去完成。当时的武汉政府,准备派一个合唱团到国外去进行抗日宣传,党组织想找一个会说英文、有大学程度的女党员随同。经别人推荐,韦君宜成了合适的人选。到了武汉,先找到董必武同志的住处。一进门,她看见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拘束感立即消失了。董老先让她吃饭,然后不紧不慢地向她交待任务。韦君宜觉得自己跟唱歌无缘,不能“滥等充数”,她爽快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经她反复陈说,董老同意她的意见,并取消了原来的决定。此后,她被留在武昌,住进了武昌地下党机关,做民先队工作。为了怕家人发现她的行踪,便假装在外地,给叔叔、婶娘发了一封信,工作时也尽量避开离家较近的那几条街。直到武汉失陷前两天,韦君宜才又回到叔叔、婶娘家,暂住几日。这时,恰好母亲从北平专程来到武汉,让她立即去香港,然后转赴美国留学。韦君宜断然拒绝了父母为她安排好的前程。武汉失陷了,她决定借助叔叔的方便,乘船到重庆。
  在长期的严峻的斗争中,韦君宜结识了自己爱慕的男友孙世实,两个人志同道合,相亲相爱。本打算搭乘同一条船去重庆。待韦君宜挤上船找到自己的坐位后,未见其男友,只看到男友写的一张字条放在她的坐位上。上面写着:“我来送你,没看到你,我与钱大姐不能乘这条船走,过几天到了宜昌再去找你。”
  到了宜昌以后,还不见男友的身影,韦君宜有些焦急。一天,她突然从《新华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从武汉开往重庆的船被日本飞机轰炸,死伤多人。她的心猛烈地震动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催促她立即赶到《新华日报》办事处打听消息。果然不出所料,男友牺牲了。韦君宜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第二天,钱大姐来看望韦君宜,并告诉她,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情绪,决定要她去革命圣地——延安。
  艺术是感情的升华。韦君宜含泪挥笔写下了悼念亡友的散文《牺牲者的自白》(发表在《抗战文艺》3卷4期)。
  这是一幅具有真情实感的纯真的艺术品,它袒露了一颗炽烈而赤诚,坚贞而痛苦的纯洁女性的心。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 “我献出珠宝”。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去大声宣布:“我 献出我的爱人!”我总算倾其所有,使同献者无话可说了。我想退 去,但是民族的神灵对我说:“不!你还有!”“我还有什么呢?”“你 还有自己的生命!”
  多么无私而又坦荡的情感啊!像珍珠一样闪光,像水晶一样透明。文章中,韦君宜还以自己亲身的感受,告诫那些“高谈和平”的学者们和“抗战与己无关”的中、上层人们,不要侥幸,不要逃避,战争的灾难总有一天要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于是明白,为什么还以为我们现在可以讲和,可以不抗 战?为什么有人还在为自己的子孙XXX的私人生活打算?为 什么有人无论如何不肯把自己的所有完全交给抗战?是因为自 己还觉得可以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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