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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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是著名的美国教会女子中学，同中西女塾同负贵族化声誉。张爱玲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所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度过的。在那里她得到了自由发展，自信心日益坚强。她“不合群”、不交友、不苟言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自由性格那时已趋稳定。当时学校的教师主要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课程分设英文部和中文部。英文部的课程是主课，包括英文、数、理、西洋历史、地理和《圣经》，用英文讲授；中文部的课程包括国文、中国历史和地理三门，不被重视。1936年秋，学校来了一位名叫汪宏声的老师主持中文部的教务，并兼教高中国文。这位酷爱文学，具有新进作风的汪先生为女校带来了新鲜空气，遂使国文课大为改观。汪先生不仅改变了授课方式，变八股式的满堂灌为自由讨论，更为甚者是他在国文课中大胆增加了中国新文学的内容。他不仅为学生讲解曹禺的剧本、丁玲的小说，还亲自为图书馆大量购置新的中文书籍和报刊、奖励学生课外阅读，“努力为学生争取用本国语言文字发表的机会与活动”。他的构思和努力，就像园丁洒下的汗水，竟为这个学校浇出一片文学的春色。
　　汪先生为了打破“说立志”“说知心”等八股滥调，第一堂作文课就在黑板上出了两个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的题目，另外还特别鼓励学生自由命题。学生为汪先生的“革命”之举感到惊喜。张爱玲是全班唯一自己命题的，题曰《看云》。文章精神潇洒，词藻瑰丽，令汪先生吃惊得简直不敢相信。但他那时新来乍到，点名册上的名字和学生还没有联系起来。发文卷时，当他唱到张爱玲时，“便见在最后一排最末一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烫发（据我统计，圣校学生不烫发者约占全数五分之一弱，而且大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或预科生——小学高年级学生），衣饰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不随俗，不入流，甚至奇装异服，是张爱玲从小就有的“传统”。江老师将她的作文在课堂上朗读了一遍，还加了许多说明，竭力赞扬，大大褒奖她的文章如何如何写得好；面对如此的荣誉，若是一般的学生，一定是喜不自胜，倍受鼓舞；而她一如往常，仍然保持着那种板滞神情。
　　张爱玲的文名很快在校园里传布开来。教员们在休息室里谈论她，学生在宿舍里谈论她，一时间张爱玲成了这所学校一个温馨的话题。老师们谈论她，还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文章写得好，也常常谈论她常常忘交作业，课堂上不好好听讲，而学习却最优秀：“在教室里总是坐在末一排，不听课，手里的铅笔则不停的在纸上划着，仿佛是很用功地记笔记的样子，可是实际上她在画教师的速写样。教师也不常和她计较，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汪宏声：《记张爱玲》）
　　在汪宏声的组织下，圣玛利亚女校学生成立了一个取意为国争光的课外活动组织国光社，还出版了一个32开本的小型刊物《国光》。第一期上发表了张爱玲写的小说《霸王别姬》。这篇小说技巧之成熟令全校师生惊异不已。对于这篇小说，汪老师更是大加赞扬，说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简直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光》上还发表过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牛》。另外在校刊《凤藻》上发表过用英文写的《牧羊者素描》和《心愿》。她在《〈传奇〉再版自序》里回忆说：“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第一次见到。”那时她在《国光》上又匿名发表了两首嘲讽老师的打油诗：一则曰——“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寸高。”其二曰——“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笼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作品虽是匿名发表，却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是张爱玲所为。关于这件事，汪老师则认为，学校的空气太严肃了，用风趣幽默调剂一下有益无害。没想到，两首小诗闯了祸，对坐入号者却为此大为恼火，上告美国校长，最后定下三个解决办法：一，由汪先生和编者出面道歉；二，《国光》停刊；三，不准张爱玲毕业。最后，那位先生收敛了当初的愤愤之情，结果是不了了之。
　　1937年夏，张爱玲中学毕业，母亲从法国归来。母亲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母亲曾给她时间学习适应环境，教她做饭，用肥皂洗衣，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着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若没有幽默天才就别说笑话等等。她觉得母亲的实验是一个失败，“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影响。”她还说：“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样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风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咸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红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齿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显而易见，张爱玲在少女时代就显示出一位真正艺术家的敏感，她的灵魂里充满了艺术的灵秀之气，惟独没有人世间的庸俗。
　　中学毕业那年夏天，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她躲在家复习功课，准备升大学以实现其梦想。1938年夏，她参加了圣玛利亚女校在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的毕业典礼，算是真正结束了她的三分安静、七分寂寞孤独的少女时代，从小积淀下来的文学天才，在中学时代闪过光华之后，便深深地藏进追求知识的勤奋里。那时她用演说的方式向父亲提出出国留学的事，不仅遭到严词拒绝，还说她是受了人家的挑唆。她后母更是变本加厉地当面羞辱她：“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后来这位后母还动手打了她。她本能地要还手时，却被老妈子拦住了。但后母却尖叫着说她打人了。于是她父亲不由分说，从楼上冲下来，拳脚交加，“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上，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他还用花瓶砸她的头，但没有掷中。她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杀了她。她的脸出了血。她走到大门口，铁门锁着，又被看门的巡警拦住。“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她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哭了一天，被监禁在她出生的空房里，于是这亲切的出生地突然变得生疏、可怕而癫狂；她一想起英国作家贝弗利·尼科尔斯的那句诗“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就想到她家楼板上那充满杀机的蓝色月光。
　　对于张爱玲来说，仿佛那是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那间空房里，《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九尾龟》等故事在她脑海里一遍遍演着电影，她设计着各种逃跑的计划。这时，她得了重症痢疾，父亲不给她请医生，没有药，差点死去。她躺在床上，看着对面门楼上挑起的灰石鹿角和小石菩萨，朦胧地想着她的朦胧地生，也想着朦胧地死——“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但张爱玲没有停止逃生的念头。她打听了巡警换班的时间，终于在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闪了出去。”张爱玲回忆说，“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上急急的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记了怎样还价。真是发疯了呀！……”她像小鸟飞出了牢笼，心中充满解放感、新生感。既然是逃出，自然永远不想再投牢笼，那个家永远和她诀别了。后母从此也只当她死了，她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人。
　　她逃到母亲家，在那里补习功课。“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她觉得母亲怀疑为她做出这么多牺牲是否值得，她自己也怀疑。孤独，依然是孤独，“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卑。”于是，这时母亲家的原始性的温馨似乎已不复存在。她用一种毅力和精神坚持着寄居在旧梦里，但“在旧梦里做着新梦”——她希望考上大学。
　　三
　　张爱玲以意志的力量战胜父亲和后母强加给她的屈辱和孤独，摈弃“淑女”、“少奶奶”、“如花似锦”的前途，这个有母亲而没有母爱的张爱玲，终于赢得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独自一人闯进生活的风雨，去占领属于自己的天空。她在上海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但由于欧战的爆发，没有能去英国读书，只好改到香港大学学习。
　　香港是个五方杂处的殖民地社会，三教九流，东西文化，这个社会环境，是她熟悉人的的好地方。从那里，她的天才从心域走向地域走向天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稚嫩走向成熟。
　　1939年春，母亲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送她到香港读大学。张爱玲刚到香港，住在法国修道院办的女生宿舍，读大学一年级。这时上海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主编的《西风》杂志悬赏征文，题目是《我的……》，限五百字。她写了一篇《我的天才梦》寄到孤岛上海。张爱玲回忆说：“没稿纸，用普通信笺，只好点数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数得头昏脑胀。务必删成四百九十多字，少了也不甘心。”（《忆西风》）不久她得到杂志社的通知，说她得了首奖，但第二次寄她一纸获奖名单，首奖成了《我的妻》，三千多字，她的《天才梦》改排末尾，获“特别奖”。最后征文结集出版，书名也用她的《天才梦》）。就这样，《西风》剥夺了她应有的喜悦，使获奖一事成为“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
　　在香港读书期间，“歇了三年光景没有用中文写东西。为了练习英文，连信也用英文写。”她认为那是很有益处的约束。香港大学文科二年级有两个奖学金被她一人独得，这使她获得了羡慕和忌妒，因为她不仅可以学费膳宿费全免，毕业后还可能免费保送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三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人围困，每天头上有飞机轰炸。她在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她有着“剧烈的影响”。但在她的记忆里，香港之战，给她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她说：“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于，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完整性，便成小说了。”她认为人生的“生趣”，全在于那些不相干的事。她在《流言》中的《烬余录》里，记录下港战开始后那些“小我”的众生相。逃难的时候，宿舍里的学生“各自奔前程”。说到大家对战争的态度，她打了一个比方：“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吨，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有胆大的有胆小的，有悲观的，有失望的；她在电车里发现了原始的荒凉。港战期间，张爱玲到防空总部报到，参加了战时服务；这期间，由于战争的特殊感应，她画了许多画。她觉得她不久就会失去那点能力，于是悟出了“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个准的东西。”她对生活、战争、人的看法，是具体的，平视的，既没有理想的“光辉”，更没有政治的“高度”，大约与许多人不同，但她毫无掩饰，看法是她发自内心的。她非常实际的思维方式和对待人生的态度，使她有了许多同情心。她的视角也许是她日后成为作家的重要条件。夏志清说：“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在她笔下有优美和丑陋的对比，在不断变更的无知环境中，“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
　　四
　　1942年香港沦陷。战争最终把成绩优异、还没有大学毕业的张爱玲赶回了上海，在静安寺赫德路一百九十二号一幢公寓六楼六十五室同在外国人机构里做事的“单身贵族”、自己管自己的姑姑住在一起。张爱玲从父母建造的物质“天堂”落入红尘，她得自谋生路，过一种良心愉快的生活，摆脱经济困境。在那个她生活过、学习过、寂寞过、孤独过的特殊地方开始了她的笔耕生涯。开始她用英文给《泰晤士报》写作剧评、影评，也为当过记者的德国人克劳斯·梅奈特（KlausMebnert）主编的《二十世纪》（《TheXXthCentury》）杂志撰写“中国的生活与时装”、《中国人的宗教》、《中国的教育》等，以轻松活泼酣畅风趣的文笔向外国人阐释中国文化，介绍中国人的生活。她的“阐释”大获成功，备受好评，被这位德国人盛赞为“最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这些英文作品后来都被作者译写演变为中文作品如《更衣记》、《银宫就学记》、《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等等，都在当时的中文杂志发表过，并收入《流言》。她还在《二十世纪》上发表了《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