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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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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的总人数,多达八万六千多人,其中一、三、五、八、九这五个军团为七万多人,其余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军委纵队为军委总司令部各局和总政各机关,四千七百人,叶剑英为司令员。中央纵队又称“罗迈纵队”,因为司令员是李维汉(罗迈),包括党、政机关和军委总供给部、总卫生部,九千八百多人。在行军时,光是“罗迈纵队”,便长达十多里!按照李德的“设计”,作“甬道式”前进:左翼为一军团,其后为九军团;右翼为三军团,其后为八军团;中间为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后卫为五军团。倘若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比作坐轿者,那五个军团便是前后左右呼拥着的轿夫们。如此前呼后拥的队伍,加上五千名挑夫挑着沉重的担子,而为了躲避敌军,只能走赣粤、湘桂交界那些荒僻的山道,往往一个小时走不出半里路,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如此驮着全部“家当”的“象队”,行军的步履比老头、老太婆散步还慢!前三道封锁线,没有遇上激烈的抵抗,慢吞吞地行军,还不觉得什么。可是,当蒋介石明白了红军西征的意图和路线,就抢在那沉重、迟缓的步履前,倚仗湘江天险,筑起了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显示了他的精明,他发出电报:“派何键为追剿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论资历,何键是够不上“追剿总司令”这头衔的。蒋介石不任用陈诚,而任用何键,是因为主力红军西征,正是从何键的地盘湖南经过。而且给一顶“追剿总司令”空头官衔,会大大调动何键的积极性,为“追剿”红军卖全力,何乐而不为?除了发电报之外,蒋介石还派出飞机,给何键空投了一封亲笔信:
  芸樵兄勋鉴:
  今委兄以大任,勿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
  昨夜秋风入汉关,
  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
  莫遣沙场匹马还。
  蒋委员长如此看重何键,使他受宠若惊。果真,这一着棋很灵。何键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奉委员长蒋电”,在十一月十四日就跑到衡阳“军次敬谨就职”,发表“就职通电”,声称“共匪弃巢南犯,折而西窜,键负西路重责”。
  何键这一“就职通电”发出后,原先跟他“脚碰脚”的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黔军王家烈,不得不致电“恭贺”。白崇禧的贺电称何键“帅五省之师,系万民之政,声威所布,匪胆已寒”,这当然使何键兴高采烈。其实粤军、桂军、黔军三军,都是地方军阀,各有各的一套“拳经”。他们对红军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真正为蒋介石卖力的,是何键和蒋介石嫡系薛岳部队。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里,函电交驰,调集各路兵马。他总共调了大约一百个团四十万人,迎战红军主力。蒋介石把这些部队部署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三县,构成一个三角“口袋”,等候那缓缓而来的“象队”。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这支“象队”在湖南道县一带渡过了潇水,便朝广西东北部进发,面对着全州、灌阳、兴安那个三角“口袋”。当时在南昌行营担任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述蒋介石: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陈诚自调预备军总指挥后,基本上是待在蒋介石身边,赞助策划。在战役过程中,战报雪片飞来,我阅后凡属重要的即交给蒋的机要秘书汪日章摘要转给蒋看。
  蒋认为红军已经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乃以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为指导方针,令何键、薛岳在衡阳开军事会议。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蒋介石布置了五路大军,在湘江追堵红军。蒋介石命令各军:“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随着红军逼近湘江,一时间,坐落在湘江之侧的全州成了战略要地。全州地处广西、湖南交界之处,是一座四周有城墙的古城,扼守着湘江。全州是在广西地盘之内,原由桂军驻守。桂军,亦即“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宗仁,副总司令为白崇禧。李、白与蒋介石矛盾深重,跟何键也矛盾重重。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在红军临近时,李、白下令桂军从全州撤退,调往恭城、平乐一带,以保自己的要地桂林。桂军的撤防,本来给红军带来了绝好的机会。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 2
  无奈,李德指挥失误,在过了潇水之后,忽地命令红军改变队形向湘江前进。所谓改变队形,即把左翼换成右翼,右翼换成左翼。这一换,延误了行军时间,加上前进的速度本来就慢,当红军前锋侦察部队到达全州城下时,发觉城门紧闭,湘军已抢先一步入城!抢占全州的,是由湘军参谋长刘建绪所率的主力部队。这是何键得知桂军撤防,便派刘建绪部队急行军,抢占全州城。何键致电蒋介石,大骂桂军,“全州以上,无兵守河”!红军晚了一步,陷入被动。因为原本因蒋桂矛盾而曾松动的“铁三角”,被湘军补上了。桂军呢,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接到蒋介石电报,骂他们“纵匪西窜”,严令“速以大军压迫”,于是不得不调五个主力师回防,跟红军作战。红军在全州觉山跟湘军刘建绪部队打了两天,无法取胜,只得选择全州以南的界首镇渡湘江界首,一个只有四百多户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一时间成为红军临时司令部所在地,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则在对岸组织渡江。
  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但他被排斥在“三人团”之外,只能遵照“三人团”的指令行事。还好,湘江这时水正浅,有些地方可以趟水而过,虽说水冷刺骨。只是那些辎重令红军伤脑筋,不得不借助于木船。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一军团、三军团已经大部分过了湘江,而大部队则积聚在湘江东岸待渡。就在这一条湘江把红军切成两半的时候,蒋介石下令发动总攻击——兵书上所谓的“半渡而击”,是最厉害的一招。“铁三角”猛烈地收紧:由北向南推进的是欲立“大功”的何键湘军,由南向北推进的是奉命回师的桂军,由东向西冲过来的是尾追红军的“中央军”。
  十一月二十八日,空前酷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蒋介石给部将们下达的命令中,引用战国兵家尉缭的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待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蒋介石要求部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打一个歼灭战!由四十万大军组成的“铁三角”,要把“流徙”的红军全歼于此!湛蓝的天空,朵朵纤云,忽地冒出黑压压的机群,轮番轰炸着静静流淌的湘江。红军没有高射炮,连高射机枪都没有,那些飞机在大模大样地在俯冲,有时甚至贴着树梢飞行,机翼上的青天白日标志清晰在目。
  大炮也在轰鸣着。炮弹落在渡口,落在湘江,在人堆中开花。每一声爆炸,都溅起一摊鲜血!碧玉般的湘江水,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一方在抢渡、在强渡,一方在狂轰、在滥炸。雪花般的传单从天而降。传单上印着“蒋委员长劝降令”,声称“不投降就要葬身湘江”!“铁三角”在不断收紧,枪声在没完没了地响着。
  湘江上用木船搭成的浮桥,一到天亮,便给炸得稀烂。到了傍晚再度重建,翌晨又被炸成碎木片!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帽、穿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尸体、马匹尸体,漂着斗笠,漂着散乱的文件、书页,漂着“蒋委员长劝降令”……
  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湘江西岸战斗也极端激烈,林彪、聂荣臻所率一军团抗击着从全州扑来的刘建绪湘军。如聂荣臻所忆,“在二十多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湘江之战,成为红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败仗!据统计(尤大云:《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人员损失概况》,载《红军长征大事文集》,陕西省党史学会一九八八年自印):
  主力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三千七百余人;
  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九千七百余人;
  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八千六百余人;
  过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时损失三万零五百余人!
  这时的主力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不足四万,伤亡折损过半!
  在诸军之中,打得最苦、最惨的,莫过于红三十四师。这个师隶属于红五军团。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这个师又是红五军团的后卫,乃“后卫的后卫”,一路抵挡着国民党的追兵。当大部队渡湘江时,红三十四师在后面跟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十二月一日中午,当红军主力已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来到界首,那里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
  师长陈树湘只得率全师一千多人在当天下午到另一渡口凤凰嘴,那里也已落入敌手。翌日,红三十四师企图在凤凰嘴强渡湘江,那里水浅,可以涉水过江,但遭到敌军重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阵亡。
  陈树湘师长率余部七百多人退回江东,沿途不断遭国民党部队袭击,每日都有一批战士倒下。十二月十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死于押往敌军指挥部途中!红三十四师全师只剩九十四人,在一名姓杨的团长带领下,躲入深山打游击,大都死于深山之中。
  陈树湘是湘南长沙小吴门人,死后其首级被高悬在家乡的石柱上!《大公报》登出《陈树香(湘)之首级解省悬挂示众》的报道……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大败仗在红军中激起大震荡,大不满。博古、李德受到全军上上下下的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中炽烈地燃烧着。一江鲜血,使博古、李德在红军中的根基完全动摇了。
  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同志的死伤,博古的良心受到震撼。他再也没有开始西征时披着俄式斜纹呢大衣、腰别勃朗宁手枪、骑在枣红马上的那般潇洒。聂荣臻目击了这么一幕: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二百三十二页,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如果说博古还是有良心的话,李德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红军战士们投来的愤愤的目光,使他心烦意乱。他竟迁怒于人,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把周子昆大骂一通。那是在行军途中,李德见到周子昆正在和妻子曾玉说什么,他便指着周子昆骂道:“你带的是什么兵?整个部队都被你带垮了,老婆倒带着!”周子昆被骂得莫名其妙。李德骂了一通,周子昆才明白,因为李德说了一句:“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倒逍遥自在!”原来,李德弄错了!周子昆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一九三四年二月,担任红三十四师首任师长。李德刚进入中央苏区时,周子昆正担任红三十四师师长,所以他有这个印象。可是,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彭绍辉接替他任红三十四师师长。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至于他的妻子曾玉,原是留在苏区的,是她自己拼着命跟着部队走,千辛万苦才追上来,找到了丈夫。李德骂周子昆是“萧劲光第二”,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据伍修权回忆:“可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当时博古和毛泽东同志正好在场,博古对此默不作声,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解了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毛泽东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周子昆后来在延安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一九三八年一月任新四军副参谋长,一九四一年牺牲于皖南事变。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日趋活跃,开始抛头露面了。
  西征开始的时候,尚未从恶性疟疾中完全康复的毛泽东,是躺在中央纵队的担架上过来的。他这个“加里宁”,本来就是个空头政府首脑,离开了中央苏区,连政府也徒有虚名。行军之事,“三人团”主宰着,容不得他过问。不过,这么一来,他倒有时间跟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以及在同一队伍中的张闻天经常交换意见。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中央红军的命运。在发生福建事变时,他曾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遭到拒绝。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即将西征之际,毛泽东给中央军委去信,建议红军主力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他的建议,又遭拒绝。
  在冲破国民党部队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对李德的指挥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指出,由于李德指挥失误,部队失掉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李德也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里,兵力强大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中”,但李德辩解说,这个错误是由于“没有地图可循”、“情报侦察的不准确”造成的。
  李德注意起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李德十分恼怒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因为毛泽东“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李德:《中国纪事》,第一百一十九页,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
  湘江大败之后,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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