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银行家-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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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全组都通过了考试，其中一位组员申请第一笔贷款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在　80　年代，一笔贷款通常是　25　美元左右的规模。她是什么感觉？惊恐！她无法入睡，心里翻腾着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之事的恐惧。在领取贷款的那天早上，她几乎想要放弃了。对她来说，25　美元实在是太重大的责任了。她将如何偿还呢？在她的大家庭里，从没有一个女人有过这么多钱。她的朋友们赶来帮她打消疑虑，她们说：“你看，咱们都得过这一关，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们都在这儿支持你呢。不要怕，我们一定会和你站在一起。”
　　当她终于接过那　25　美元时，她浑身颤抖着。这笔钱在烧灼她的手指，泪水滚下她的面颊。她一生中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也没想象过手里能有这么多钱。她像抱着一只娇嫩的小鸟或兔子那样捧着这些钞票，直到有人劝她把钱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被人偷走。
　　格莱珉的每一个贷款者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在她的一生中别人都在对她说，她不好，她只会给家庭带来不幸，他们无力承担她的嫁妆。她多次听母亲或父亲告诉她，本该将她流产，或是在出生时就弄死，或是饿死她。对于家庭来说，她只是又一张要吃饭的嘴，又一笔要付的嫁妆费。但是今天，平生第一次，一个机构信任了她，借给她一大笔钱。她发誓，她绝不会辜负这个机构，也不会辜负自己。她一定会奋斗，一定会还清每一分钱。
　　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2）
　　在早期，我们鼓励贷款者建立存款，以便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取用，或是用于一些其他创收的机会。我们要求借贷者将每笔贷款的　5％存在一笔小组基金里。他们都理解这一策略，认为它与孟加拉“一把米”
　　（　mushti　chal）的习惯做法相似：家庭主妇每天攒一点儿米，日积月累就变成很大的积蓄。任何贷款者都可以从这笔小组基金中得到一笔无息贷款在格莱珉Ⅱ号规划中，个人存款取代了小组基金。，只需其他组员对其申请的数额与用途表示赞同，而且那笔贷款不能超过那笔基金总额的一半。在每年数以千计的案例中，小组基金为组员提供的贷款使人们免于季节性的营养不良，得以付医药费、学费，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营生重新提供资本，使人们能够节俭而体面地安葬亲人。
　　到　1998　年，所有小组基金的总额已超过一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公司的净资产额——除去孟加拉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以外。
　　如果有一个组员无法或是不愿偿付她的贷款的话，那么直至该偿付问题得到解决以前，她的小组在随后的几年里可能就没有资格申请更大额贷款了。这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激励，使贷款者们互相帮助解决问题，并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预防问题的出现。小组也可以向它们“中心”里的其他一些小组求援。“中心”是一个村子里的八个小组组成的联盟，每周按时在约定的地点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会。
　　中心的负责人是由所有成员选出的组长，负责管理中心的事务，帮助解决任何单个小组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与银行指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协作。当一个成员在一次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一项贷款申请时，银行工作人员通常会问那位组长和中心负责人，他们是否会支持这一贷款申请——就其数额与目的来说。
　　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在中心会议上的所有业务实施都要公开。
　　这样做降低了腐败、管理不当和误解的风险，并使负责人与银行工作者直接对贷款者负责。通常，贷款者会让自己的孩子在上学以前参加这些会议，孩子们可以给他们念银行存折中的那些数字，以确保一切都正确无误。
　　我至今仍觉得，到格莱珉的村庄出席那些中心的会议实在令人激动。随着一年年过去，贷款者对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他们提出一些更富革新性的方法来预防和解决问题，并不断找出新的途径来帮助每一个成员尽快提升到贫困线以上。每次从那些村庄归来，我都更加确信，提供贷款是在人们生活中造成巨大变化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自从　1977　年开始走访中心直至今日，这始终是我的信念。不仅在孟加拉，在全世界范围也是如此。当我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和美国等迥异多样的国家参加一些中心会议时，我意识到，如果给予机会，人类多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
　　穆菲亚哈吐恩（Mufia　Khatoon）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穆菲亚是吉大港以北的默沙来地区（Mirsharai　District）的一个格莱珉的贷款者，她是　1979　年末加入格莱珉的，此前，她的生活一直十分辛酸。1963　年她　13　岁时，她的父亲，一个善良的农夫和渔民，把她嫁给了默沙来的东卡利（Dom　Khali）村一个名叫贾米尔卢丁（Jamiruddin）的男人。在丈夫长期出海打鱼时，穆菲亚的婆婆总是辱骂她，穆菲亚给全家做完饭后，只得到一点点吃的，或者根本没饭吃。穆菲亚忍饥挨饿地过了好多年。丈夫出海归来时经常打她，有时，住在几英里外的父亲想要保护她，但根本没有任何持久的作用。
　　这些年中，穆菲亚三次怀孕，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死了，另外两个也没能怀到足月。她营养不良，贫血，终于生下一个儿子活了下来，但却使她自己的健康状况濒临危险。无论如何她活下来了，继续过着遭受毒打与忍饥挨饿的生活。
　　1974　年，经村里的头人出来干涉，安排她离了婚。穆菲亚终于摆脱了她丈夫的毒打，但是饥饿仍紧紧追随着她。她开始乞讨。她在海亚查拉（Khaiachara）与米塔查拉（Mithachara）富裕的邻村乞讨。一整天才讨来几盎司米，还不够她和三个孩子吃的。（在生了儿子以后，她又生了两个女儿，她还照顾着一个外甥，是个孤儿。）一天，她乞讨到一个女人家里，那个女人开着家庭作坊，制售篮子、席子和其他竹制品，她问穆菲亚，想不想从她那儿借　15　塔卡，买些竹子去市场上卖。穆菲亚同意了，她赚到了　10　塔卡，并偿还了借款。她用这　10　塔卡给孩子们买了一些食物。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样的事又有过几次，但过了一阵之后，那个女人不再借钱给穆菲亚了，于是她又被迫去做乞丐。
　　1974　年的饥荒中，穆菲亚差点饿死，她寄居栖身的地方也在1978　年的一场暴风雨中被毁掉了。但是在　1979　年，她加入了格莱珉银行，借了　500　塔卡，重新开始了她的竹制品加工营生。当她偿还了首批贷款时，她感到自己得到了重生。1980　年　12　月　25　日，她得到的第二批贷款是　1500　塔卡。虽然有时在竹制品销售淡季她会错过分期还款，但在收割季节经济状况好转时，她总是能赶上来。
　　在加入格莱珉银行的头十八个月里，穆菲亚为自己和孩子们买了价值　330　塔卡的衣服，还有值　105　塔卡的厨具。这些都是她离婚十五年来从没有过的奢侈品。她和孩子们能够更规律地吃上饭，食物也更有营养了。她们从来不吃肉，但常常能吃上蔬菜，偶尔的，她会从市场买点干鱼来开开斋。
　　穆菲亚是成千上万原先只能以乞讨为生的人们之一，由于他们能从格莱珉银行中获得贷款，现在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了。为了帮助穆菲亚这样没有经验的贷款者，我们一直在努力简化我们的借贷程序。现在，我们将我们的偿付机制提炼成了如下公式：
　　贷款期一年；
　　每周分期付款；
　　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
　　利息是　10％；
　　偿付数额是每周偿还贷款额的　2％，还　50　周。
　　利息为：每　1000　塔卡贷款，每周付　2　塔卡的利息。至于说偿付机制，我决定必须使它尽可能地保持简化。我觉得这一交易应该在当地进行，于是拜访了乔布拉村中心的那个卖槟榔叶（　pan）的小摊贩。
　　那个瘦小的男人不刮脸，总是咧嘴露齿笑着，他的铺子日夜都开着，村里的每一个人他差不多都认识，每一个人也都认识他。我提议他作为乔布拉村的收款点时，他热情地应承，也不要任何手续费。我们告诉那些贷款人，他们每天从那条路经过，或是去做日常活计的路上，就把他们每日的分期付款交给那个卖槟榔叶的就行了。
　　事实证明这个试验很短命。贷款者声称他们付了每日的分期付款了，但那个卖槟榔叶的说他们没付。
　　“你不记得了吗？”一个贷款者会说，“我中午来的，从你这儿买了一些槟榔叶。我给了你　5　塔卡，你找我钱时，我让你留下，做为我的分期付款。你不记得了吗？”
　　“不，你没给我　5　塔卡。”
　　“不对，我给了。我记得很清楚。”
　　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3）
　　“不，你给了我一张钞票，我把该找的零钱都给你了。”
　　争吵没完没了。我知道，我们必须得简化程序。于是我买来一个笔记本，把每一个贷款者的名字写在左边，在中间做了三栏，显示每笔分期付款的数额与日期：
　　贷款者姓名分期偿付数额日期
　　我把这个表格做得很简单，这样，每次贷款人付钱给那个卖槟榔叶的人时，他只需要打个对钩就行。但是几天以后，连这个体系也崩溃了。那些贷款人声称，那个卖槟榔叶的忘记给他们打钩了。必须对我的会计制度再做改进。但怎么做呢？作为试验，我放弃了每日偿还制度，转向仅次于它的每周偿还制度。至今，过了大约二十年以后，我们的贷款仍在以同样的方式，一周一周地加以偿还，不过，现在是由我们前线的银行工作者们每周到村里贷款者那里收款了。
　　我们的还款率一直保持很高。一般说来，人们对格莱珉的成功最感惊奇的，是我们在向贫困地区最穷的穷人服务的同时，能够获得高还贷款率的成功。人们有时会设想，忠实地偿付贷款一定是孟加拉“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种推测是最远离实情的了。在孟加拉，最富有的人习惯于不偿还其贷款。这种以银行业的名义进行的滑稽剧使我大为惊异。公众的存款通过银行体系，通过国有银行，通过私人银行，源源送到那些根本不还钱的人们手中。
　　我们知道，如果格莱珉要成功，就必须信任我们的客户。从第一天起我们就清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会有司法强制的余地。我们从来不会用法庭来解决我们的偿付问题，不会让律师或任何外人卷进来。
　　今天，商业银行总是想象每个贷款者都打算卷走它们的钱，于是它们用法律桎梏来限制它们的客户。律师们钻研那些宝贵的文件，确保没有一个贷款者能够从银行逃脱。相对而言，格莱珉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贷款者都是诚实的。在贷出者与借贷者之间没有司法工具。我们确信，建立银行的基础应该是对人类的信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纸上合同。格莱珉的胜败，会取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力量。也许人们会骂我们天真，但是我们的坏债率低于　1％。而且，甚至当贷款者确实违期偿还一笔贷款时，我们也并不设想他们是恶意这样做的。相反，我们设想，一定是那些人的境况使他们无力按时偿还。坏债不断地提醒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去帮助我们的客户取得成功。
　　在我们的试验项目里，在努力开发出有效可靠的贷款发放与回收机制的同时，我们还努力确保妇女从这一规划中受益。我们设立了一个目标，要使我们的贷款者中妇女达到一半。我们花了六年多的时间才实现了这个目标。为了吸引妇女贷款者，我们与孟加拉银行的通常惯例做斗争，它们基本上是将妇女排除在外的。如果说我们的金融机构仅仅是性别偏向，那是远远不够的。当我指出银行的性别偏向时，我的那些银行家朋友对我十分恼火。“你没看到城里到处都是我们的女士分行吗？”他们争辩说，“它们的宗旨是：只为女性服务。”
　　“是的，”我回答说，“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它们背后的那些打算。你们想得到妇女的存款，所以你们开设女士分行。但是，如果一位女士想从你那儿借钱的话，又会怎样呢？”
　　在孟加拉，如果一个妇女，即便是一个有钱的妇女想从一家银行借钱的话，那个经理就会问她：“您和您的丈夫讨论这件事了吗？”如果她回答“是的”，那个经理就会说：“他支持您的提议吗？”如果回答仍是肯定的，他就会说：“请您同您丈夫一起来，以便我们能和他讨论这件事，好吗？”但是没有一个经理会问一个来贷款的男人，他是否和妻子讨论过贷款的想法，或是请他带妻子来一起讨论。在格莱珉之前，孟加拉的所有贷款者中妇女只占不到　1％，这绝非偶然。这个银行体系是为男人们建立的。
　　最初，出于对这一状况的愤怒，促使我订立了这个目标：我们试验项目的贷款至少　50％要给予妇女。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些新的关注妇女社会经济方面的理由。我们借给贫苦妇女的钱越多，我就越发认识到：借贷给妇女，比借贷给男人，能够更快地造成变化。
　　在孟加拉，妇女比男人面临更为严重的饥饿与贫困的问题，妇女比男人更深刻地体会饥饿与贫困。如果家里非得有一个成员被饿死的话，根据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必定会是那个母亲。在饥馑与匮乏的年景，母亲还会由于无法用母乳养活她的婴儿而遭受难以承受的痛苦。
　　穷苦妇女在孟加拉的社会地位是最没有保障的。当丈夫的可以任意将他的妻子赶出家门，他只需重复三遍“我和你离婚”，就可以和她离婚了。如果被丈夫如此离婚的话，她会很丢脸，她自己的父母家也不愿收留她。尽管有所有这些不幸，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赤贫的妇女比男人能更快更好地适应自助的过程。虽然贫苦妇女不会读不会写，而且很少被允许独自踏出家门，但是她们看得更长远。为了使自己和家人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她们愿意更辛苦地劳作。为了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她们更花心思，而且更加持久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