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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银行家-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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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经济发展的目标包括提高总体生活水平，减少贫困，创造像样的就业机会，减少不平等，那么，通过妇女来做工作就是很自然的了。不仅仅由于妇女确实占了穷人、失业者、经济与社会劣势群体的大多数，而且因为她们更加乐于并能成功地改进孩子与男人们的生活。有些研究将男性贷款者与女性贷款者使用其贷款的方式进行比较，总是显示出与如上所述一致的结果。
将我们的所有努力几乎完全放在为妇女贷款上，并非易事。首先遭遇的，也是最强大的反对，是来自那些当丈夫的，他们都想贷款来给自己用。宗教首脑对我们非常怀疑，放贷者将我们看作是对他们在村里权势的直接威胁，这些反对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但是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仆与专业人员的抗辩。他们争论说，在这么多男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贷款给妇女是讲不通的。他们或者说，妇女反正会把贷款交给丈夫，结果会使她们受到比以前更重的剥削。中央银行的一名官员甚至给我写了一封充满威胁恶意的信，要求我“立即充分地讲清楚，为什么在你的借贷者中有这么高的百分比是妇女”。我回信问他，中央银行是否问过这个国家的其他银行，它们为什么有如此高百分比的男性借贷者。令人好奇的是，他没有回答我。
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4）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吸引妇女借贷者。如果曾有过任何孟加拉妇女从银行借过钱，也只是极少数的。我本可以树起一个招牌，这样写道：
所有妇女们请注意：
欢迎到本银行加入一个专为妇女的贷款规划。
这个招牌可能会得到免费媒体的报道传播，但根本不会吸收妇女借贷者。首先，在孟加拉乡村，85％的贫苦妇女都不识字，其次，如果不同丈夫一起，她们很少能自由跨出家门。为了招募妇女借贷者，我们必须发明出一整套技巧。首先，由于“遮蔽”的规矩，我们这些男人根本不敢走进村里一个妇女的家中。“遮蔽”涉及到一系列规矩，按照《古兰经》的训喻戒律来保护妇女的谦卑与纯洁。按照“遮蔽”
最起码的解释，也要禁止妇女出家门，或是被除最亲近的男性亲属以外的任何男人看到。
在乔布拉这样的乡村，“遮蔽”被覆盖上了对那些早于伊斯兰的神祇的信仰色彩。通常是村里的毛拉们（pseudo mullahs）在伊斯兰教的小学（ maktabs）或是为村民讲解伊斯兰教义，使得这样的信仰长存下去。虽然不识字的村民们把这些人当作宗教权威敬仰，但其实他们中许多人只有很低的伊斯兰教教育水平，他们讲解教义时并非总是基于《古兰经》。
即使在不那么严格遵守“遮蔽”规矩的地方，习俗、家庭、传统，加上礼仪，使得孟加拉乡村男女之间的关系极为刻板。所以当我去见村里的妇女时，从来不会要求一把椅子，也不会要求人对我打躬作揖之类，那本来是对有权威的人应有的礼貌。相反，我会尽可能随和地拉家常，说些有趣的事，或是对一个母亲夸赞她的孩子，来打破僵局。
我还告诫我的学生和同事们，不要穿昂贵的衣服或花哨的纱丽。
我不会进到一个女人的家里，而是站在几家中间的空地上，这样，所有的人都能看见我，监视我的举动。然后我就等在那儿，这时，我的一个女学生走进那户人家，为我做介绍。然后这个中介再把那些女人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带给我。我一一回答她们的问题，那个学生再回到那家去传达。有时，她会来来回回的一个多小时，而我仍不能说服这些隐身的妇女从格莱珉贷款。
但我第二天还会来。那个学生又得在农妇和我之间往复回合，重复传达我说的所有东西和那些乡村妇女的所有问题。这样，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经常是，我们的中介没能捕捉到我的所有想法或妇女们的问题，于是会变得很混乱。有时，那些丈夫对我很恼怒。我猜想，由于我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学系主任，这多少使他们放下心来，但他们总是要求我们给他们贷款，而不是给他们的妻子。
一天，我正坐在村子房屋之间的一块空地上，乌云压顶，下起了雨。正当季风雨季，很快变成一场倾盆大雨。那家的妇女送出一把伞让我遮雨，我倒没怎么淋湿，但那个可怜的中间人每次在我和那家人之间来回传话时都得淋雨。雨更大了，于是那家中一个年纪较长的妇女说：“让教授在二门避雨吧，那儿没人。免得这姑娘来回挨淋了。”
那房子是典型的孟加拉乡下棚屋——一间窄小的屋子，泥地，没有电，没有椅子，没有桌子。黑暗中，我独自坐在床上等着，熬煮 atap稻的香味从隔壁飘了进来。一面竹墙和一些架子将这家与邻人分隔开来，每次我的中间人在隔壁与妇女们讲话时，我都能大概地听见她们说的话，但她们的声音都压得低低的。每次那个中间人回来传达她们的话时，隔壁那些妇女就紧挨着竹隔扇听我怎么回答。这种交流方式很不理想，但肯定比站在外面的雨地里要强多了。
以这种方式——听到彼此的声音，但是间接地通过一个中间人——交谈了二十分钟之后，墙另一边的妇女开始绕过我的助手，用吉大港方言直接向我喊出一些问题或评论了。我的眼睛逐渐习惯了黑暗，可以分辨出透过隔扇的裂缝盯视着我的那些人的轮廓。她们的问题中有许多和男人问我们的一样：“我们为什么必须组成小组呢？”“为什么不能现在就给我个人发放贷款呢？”
大概有 25 个妇女都挤在竹墙那儿窥视我，突然，隔扇被她们压塌了一部分。这些妇女还来不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坐在那间屋子里和我直接对话了。她们中有一些把脸藏在面纱后面，另一些咯咯笑着，很腼腆，不敢直视我，但我们终于不再需要中间人往返传达了。那是我第一次和一群乔布拉村的妇女在屋子里谈话。
“您的话把我们吓坏了，先生。”一个将脸藏在纱丽里的妇女说。
“只有我丈夫才会处理钱这东西。”另一个妇女说，她背对着我，以使我看不到她。
“把这笔贷款给我丈夫吧，他管钱。我从没碰过钱，也不想碰。”
第三个妇女说。
“我不知道拿钱做什么。”一个坐的离我最近的女人说，但她将目光避开了。
“不，不，别给我，我们拿钱没用。”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说，“为了嫁妆费的事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可不想和丈夫再打一架了。
教授，我们就是不想再惹麻烦。“
从她们脸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贫困与虐待造成的毁损。她们的丈夫对任何别的人都毫无能力，于是就毒打她们来发泄自己的挫折感。
从许多方面讲，妇女得到的是牲畜的待遇。我知道，婚姻暴力是很可怕的，我理解为什么这些妇女都不想被卷入对现金的控制——那一直是为男人保留的传统领域。
我还是竭力鼓励她们不要害怕：“为什么不借呢？它会帮助你们开始赚钱的。”
“不，不，我们不能接受你的钱。”
“为什么不能呢？如果你们用它投资，你们可以赚到钱，养活你们的孩子，并送他们上学呀。”
“不行，我母亲临终时对我说，绝不要向任何人借钱。所以我不能借。”
“是的，你母亲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给你的告诫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她今天还活着的话，她会劝你加入格莱珉的。她活着的时候还没有格莱珉规划，她对这一试验一无所知。那时候，她只能从高利贷者那儿借钱，她劝你不要去和高利贷者打交道是对的，因为他每月收取 10％或更高的利息。但是如果你母亲知道我们的话，肯定会建议你加入来为你自己创造一种像样的生活。”
她们的话我都听到过太多遍，我全都有现成的答案了，但是很难说服这些吓坏了的人。她们一生中从没和任何机构打过交道，我主动提供给她们的每一样东西都陌生而吓人。那天的进展很慢。非常慢。
随后的很多天也都是这样慢。在整个季风雨季和 Ashar 月，人们都吃kalmi、puishak 或 kachu shak 之类多汁多叶的绿色蔬菜。kachu shak 像是一种长长的芦笋，煮熟后有一种鲜美的味道与口感。我最喜欢闻的是村里人将 kachu shak 与干月桂叶、土茴香籽和姜黄放在一起熬煮时散发出来的香味。
刚刚开始去说服妇女从格莱珉贷款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让女性银行工作者做这个工作要容易得多。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总是如何才能消除她们的恐惧，而我的女工作者们用柔和的嗓音小心行事，做起来要更容易一些。但收效还是很慢。每一天结束时，我都询问我的学生们工作进展情况。女工作者们通常会在烟盒背面草草记下可能贷款的人的名字。结果，我雇用了三个年轻妇女在我们的试验项目里工作——两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努加罕贝格姆（Nurjahan Begum）
和詹娜夸尼恩（Jannat Quanine），和家在乔布拉村佛教徒居住区、只受过九年级教育的普里蒂拉尼巴鲁亚（Priti Rani Barua）。与男同事们相比，这些女性更容易与村里的女人建立起融洽的关系，但是她们也面临许多障碍。的确，我们向虐待与隔离妇女所开展的斗争，不仅是代表我们的贷款者，也代表着我们自己的女雇员。
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5）
一个银行工作者的工作性质，要求他或她在乡村地区独自行走，有时单程跋涉长达五英里。许多可能成为银行工作者的女性的家长们认为这件事很降低身份——甚至是伤风败俗。虽然他们可能会允许女儿坐在办公桌后面上班，但他们不能接受她们整日为格莱珉在村子里工作。这些女银行工作者又如何在各地之间跑来跑去呢？在孟加拉，男人可以骑自行车，但人们通常认为女人不应该骑自行车。我们买了练习用的自行车，还办了训练班，以使我们的女工作者们有信心骑车。
但是在有些地方，她们骑自行车会招致当地人的攻击。虽然村民们能允许女人乘坐牛车、微型出租车、人力车，甚至是摩托车，但那些信教的保守分子无法接受一个女子骑自行车。甚至在今天，二十五年之后，当我们的贷款者有 94％都是妇女时，我们的女雇员们去村子里工作时依然要经常面对敌意和歧视。当一个女性银行工作者初次到一个村子去时，遭到围观是常有的事。她经常会受到村民的批评。他们只习惯在家里见到女人，而不习惯在任何其他地方看见女人。
我们总是努力招募那些刚刚完成学业正在等待完婚，或是已婚但丈夫失业了的女子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般说来，一个未婚女子如果能够尽快找到工作，就会减轻家里催她结婚的压力。此外，工作会大大增加她结婚的机会。她不再被人看作是一个负担了。
经验证明，要留住女性银行工作者是很难的。典型的情况是，格莱珉银行的一个女工作者一旦结了婚，公婆就会对她施加压力，要她辞职。他们不想要一个“有身份的”年轻女子独自在乡间奔波。他们还担心，万一遇到麻烦她可能无力自卫。当这个女工作者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家里要她辞职的压力就更大了。接着又生了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之后，这个女人自己也会想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而且，徒步行走几英里那种事，对她来说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了。
1994 年，当我们宣布我的一个包括提前退休的选择权的养老金规划时，许多女雇员都选择了离开格莱珉。这虽然不是太过意外，但仍然使我们很伤感。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我们经常由于雇用的妇女不够多而受到批评。我相信，那些批评者当中大多数都不理解孟加拉的社会现实，但我承认，他们的批评激励我们加倍努力，想方设法留住女雇员。事实上，1997 年有一位妇女被提升为区域经理，那是格莱珉银行前线业务的最高职位，我们为此大事庆祝。但自从 1994 年起由于退休规划我们失去了许多优秀的女雇员，一直令人伤心不已。
努加罕的故事说明了我们年轻的女工作者所承受的众多压力。我们开始进行格莱珉试验规划时，努加罕还在吉大港大学读研究生。她当时 23 岁，正在攻读孟加拉文学的硕士学位。她出身于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11 岁时丧父。她母亲想要她嫁人生孩子，但是完成学业之后，努加罕反叛了。她是村子里第一个得到硕士学位的女性，一个非政府组织（NGO）主动提供给她一个工作，她感到很骄傲。她乞求母亲允许她工作，但母亲拒绝了，争辩说，在孟加拉，好出身的女孩子根本不该工作。努加罕的哥哥倒是愿意让她为 NGO 工作，但不知道村里的其他人会怎么说。于是努加罕只得一再推迟开始工作的日期，那个 NGO 为她延期了三次，终于无法再等，于是她失去了这个工作机会。
当格莱珉提出给努加罕一个职位时，她的母亲和哥哥的态度终于缓和下来。努加罕没有告诉他们，她不会有办公室，也没有办公桌，她将整天在最穷的村子、最穷的地区间奔走，与乞丐和一无所有的妇女们交谈。她知道，如果让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会惊恐万分，强迫她辞职。1997 年 10 月她开始和我们一起工作。只要她的亲人们不知道格莱珉是什么样子，他们就会勉强地允许她工作了。
努加罕工作的第一天，我要她去乔布拉村对一位毫无任何谋生手段的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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