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3炮击金门-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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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轮到“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挺身而出了。他发表讲话：虽有“公报”，我“中华民国”仍有权对中共使用武力，以协助大陆人民革命。而我如对中共使用武力时，大概是没有时间去同美国商量的。
　　香港一家亲台报纸无可奈何评说：“听说双方一致了，联合公报也签了字，而仍在继续争执，互打耳光，华盛顿、台北间的这般打闹剧，全世界外交史上也不多见。”
　　1958，毛泽东并没有制造美蒋间的矛盾，但他的纵横捭阖谈打行止，无疑使美蒋间固有的矛盾凸显和加剧。当结果与预期基本上吻合时，毛泽东决定拉那个正在外交泥淖中扑腾挣扎的老朋友一把了。《再》文，可以视为是抛向老朋友的用真诚和善意的橄榄枝编织的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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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3日，毛泽东将那份于吵闹声中艰难面世的蒋杜会谈“公报”连读数遍，用红笔在“非凭藉武力”处划上横杠，吩咐道：告各位常委，研究一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主谈。夹在他右手食指与中指问清缕发急的香烟，由长变短，又由短换长。随着火蒂不间断地明灭闪烁，两个时辰下来，灰缸中的残烟砌了墙。这是他的习惯，凡遇好题目，他都会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为思维和情绪助燃。
　　有人形容，炮打金门，与其说是毛泽东书就的一篇文章，勿宁说更像他从事了一次化学实验。写文章从起笔就需有完整缜密的腹稿，而化学实验是很难预设结果的，唯有通过投入各种试验材料，方能得知实验客体究竟会发生何种变化及反应。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毛泽东一次次将打与拉、打与谈、惩罚与规劝、明训与暗助，有节制的猛轰与有条件的停火，有意识的分化与有诚意的争取交替使用，结果他看清了美蒋同中有异的利益心态，看到了对手殊难调和的冲突矛盾。他并末预卜敌营将发生何种变化及反应，但他显然乐见敌营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及反应。
　　毛泽东的发言是从批评开头的，因为“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看到敌人内部正在发生变化”。他批评的对象是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咎由自取》的社论，该社论用较多篇幅强调了美蒋相互勾结的一面，认为蒋、杜会谈是在唱“双簧戏”。毛泽东说：社论的观点不符合事实，书生气足了一点，对中央的方针理解片面，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的共同性、一致性。而实际的情况是，这次杜勒斯跑到台湾去，是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不欢而散，这完全不是什么唱“双簧戏”。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尖锐而语调和缓，意在告诫同志们：只有客观求实地分析形势、判断敌情，才会有正确适行的运筹韬略、降敌之术。
　　毛泽东吸烟。白色烟团一圈又一圈升腾。他的思绪也在向着宽广深邃的空间扩张而去。解放台湾统——祖国，恐怕是中华民族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方能实现的愿望，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现在炮击金门的目的已算达成，可以为它画上句号了。当然了，这个“句号”不过是—次历史事件的结束；而决不是一桩历史使命的终结。因此，这个“句号”应该具备如此的功能：既要叫沸腾的海峡暂时冷却下来，又要叫分裂的海峡继续潮起潮落。毛泽东长篇宏论，侃侃而谈：
　　“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台湾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有反美积极性，美国逼急了，他们还是要反抗的。过去蒋大骂胡适，罢黜孙立人，就是例证，因为这些人捣乱的靠山是美国人。”
　　“现在这个时候，台湾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如果选择，我看还是选蒋介石。陈诚、胡适跟美国联系得比较多，当然还是蒋介石好。”
　　“国际上，联合国假如通过要我们去，有他蒋介石我们就不去。国际性的运动会也一样，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台湾的什么‘总统’，还是他蒋介石好。他可以十年、二十年不去进行改革，继续稿特务、反共，尽他去反。只要你台湾这个葫芦是挂在我的腰上，不挂在美国的腰上。”
　　“蒋对美国有疑心，防一手。美国在台湾的驻军，蒋介石只同意美国派出团一级单位的兵力，不同意派师一级单位的兵力，我炮打金门开始后，蒋介石只同意美国增加海军陆战队3000人，而且限制只能驻在台南。蒋介石依靠美，也防美反美，我们应该看到他的两面性。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全盘否定的事情，要做恰当的估价。”
　　“我前几天说过，我们同蒋介石有一些共同点。这次蒋介石同杜勒斯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暂不解放台湾，可以使蒋介石放心同美国人闹独立性。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过去一个多月中我们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则可以更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和首席军师：理解毛的思想意图一贯准确，并擅于在框架内补充发挥。　他继而发言，　对毛泽东意见表示赞同，并提出：“断”和“打”是相互关连的，目标一致，既然“断”要放宽些，那么是否考虑“打”也可放松。要助蒋抗美，索性做得大度开明一些，可能效果更好。
　　周恩来的意见反过来又启发了毛泽东，几天来在脑海中徘徊的朦胧想法骤然变得清晰，一个大胆奇特闪现智慧堪称绝唱的主意就这么成熟诞生了，他接着周恩来的话尾说：你说得对，我们干脆宣布，只有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甚至连小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争上看，这好像是在开玩笑，中外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这种打法嘛，但我们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常委们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热烈，都说“单打双不打”看似不合常识，仔细一想，还真就是这个主意好。我们的许多政治意图政策宣示都包括在这个打法上面了，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一致的，无弊有益，利在长远，完全同意、拥护。会议临近结束，刘少奇和邓小平提出，实行这样一项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模式，是否应发表一个声明，正式宣布双日不打、单日打？
　　毛泽东思索片刻，将手中最后一枝残烟揿灭，说：恐怕有这个必要。
　　关于声明的名义、主旨、内容，毛泽东没有具体再讲。常委们也不再深议，他们知道，这通常表明，此篇文章，毛泽东将亲自担任撰稿人。
　　不错，毛泽东在接连发表了几篇手笔之后，似仍感肺腑未尽，余言多多，还想同老朋友再聊上一聊，希望老朋友对那古怪而似滑稽的军事部署能够认真咀嚼，从中读懂他的一番苦心孤诣和衷肠心曲。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人生轨迹历史上曾有过四次交叉：
　　第一次，　1924年！月2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端庄持重，刚刚过了“而立”之年。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但他并非正式代表，只是列席会议，满脸沮丧的表情，显得心灰意冷。毛泽东作为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发言，初向世人显示他不俗的才能。蒋介石坐在列席位子上侧耳恭听；此时他决然没有想到，同一个礼堂顶棚之下的这个湖南腔浓重的青年，竟是他毕生的政治对手。
　　第二次，1926年1月4日，还是广州，国民党“二全”大会召开。这一回，蒋介石今非昔比，作为“东征英雄”，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坐在主席台上，向大会做军事情况的报告，心气炽盛地宣布：“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毛泽东也做了《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这是毛蒋首次站在同一个讲坛上演讲。当然，人们目光和注意力全聚焦在军事新星蒋介石身上。喜气洋洋虚荣满足的蒋某人似乎也全然没有预感到那个姓毛的书生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什么了不得的前途。
　　第三次，　1926年5月15日，戒备森严的氛围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刚刚于“三·二○”中山舰事件中打击了共产党的蒋介石高高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并取代汪精卫主持了大会，这意味着他已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了。而毛泽东则坐在下边一个很不显眼的角落，不被人们所注意。踌躇满志的蒋忙不迭地同显赫的政要们接耳笑谈着，大概已淡忘了那位湖南青年的存在。
　　第四次，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阔别了整整二十载的毛、蒋再度握手，两人强作欢颜，互用疑问的目光寻觅着对方的变化。他们又肩并肩地站好，接受镁光照相机的拍照，绝对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永恒凝固。于是，我们从决定二十世纪中国命运两位关键性人物唯一的合影相上看到，毛表情严肃，两臂有些拘谨地下垂着，而蒋的两手却松弛地背在身后，嘴角抿出了自信的微笑。此刻的蒋，对和谈了无诚心，正沉浸在“及至部署完成，三月可解决匪党匪军问题”的梦幻之中。他肯定很难相信，三年之后，正是身旁这位与他个头几乎一般高挑的中年人，把他赶到了海隅孤岛。
　　青年与中年的毛、蒋四次见面，记录了国共曾经两度合作的历史。国共会否捐弃前嫌第三次合作？长期以来，既是各界评论的话题，也是人们殷殷的期望。老年的毛泽东对此从未下过结论。但，我们从五十年代他对老朋友说的那许多掏心话语，大致可以判断，如果园共能够再度携手以促进国家统一，他是准备着第五次向老朋友伸出手去的。
　　遗憾，两位老朋友的直接交往，在重庆便打上了永久的休止符，他们最终也未能实现划时代的第五次握手。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毛泽东于五十年代所阐发的那些闪烁着睿智之光的思想，　在八十年代被另外一位世纪老人继承发展成一个叫作“一国两制”的构想。虽然这构想在台湾海峡两岸尚未开花结果，但毕竟在深谷沟壑间铺架起了可以你来我往的桥梁，而香港的回归更使它由理念的蓝图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象。是否可说，在中国统一的征途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已经过去，地平线正隐隐萌动着希望的曙色？
　　当年，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在场家岭的窑洞前，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说道：“蒋介石说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偏偏要再出个太阳给他看看！”
　　历经血火的打拼，毛泽东如愿以偿，在古老的国度升起了一轮新日。但是，原来那个过于炽烈火辣几乎把神州烤灼成焦土的太阳却并未陨落，它只是黯然失色地让出了穹苍的主要位置，躲在了天涯的一角。
　　从同样不能允许“天有二日”，到争取那一个不曾溅落的残阳与这一个冉冉升腾的旭日共处于湛蓝蓝的同一顶天空，毛泽东和他同事们的思维突破了传统的窠臼，超越了五千年时空，跳跃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峰巅。
　　毛泽东战胜蒋介石的原因成百上千，而其胸怀比对手宽广、大度、兼收、包容，应该算一条。
　　10月26日，毛泽东晨起，洗漱，早膳毕来到书房，当日的《人民日报》已经摆在了案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标题通栏，赫然醒目。
　　毛泽东将文章又读一遍，面露微笑。他吩咐秘书，将梅兰芳的唱片找来，欣赏一段。
　　音乐响起，旋律优美，婉转绕梁。毛泽东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击着节拍，小声跟着哼唱。他是个京戏迷，听戏，是一种调节松弛脑筋的休息，也是写了满意的文章之后愉悦舒畅心情的表达方式。
　　毛泽东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诗词成就堪称当代第一大家，连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为之叹服。其实，他政论文章的辉煌毫不逊色于诗词，1958年的几篇“文告”便是其中的佳作代表。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曾发表《评国防部文告的风格》一文，认为：“一般政府文告的特点是态度严肃，语气庄重。国防部几个文告不仅做到了这一点，同时进一步吸取了散文中生动、活泼的笔调。一方面庄重严肃，气势磅礴，　另一方面，　娓娓而谈，又让听话的人感到亲切。”还有人把1958年这几篇“文告”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韩愈的《论佛骨表》、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并提，说“文告”无论思想文采，结构谋篇，在中国政论散文史上都具有“承继传统，　昭启来者”　的地位。如此比较是否妥恰容再议，但“文告”所阐发的新鲜观念，以及用辛辣、无拘、恢谐来表达重大、严肃主题的笔法，确是可以传世。
　　曲罢，毛泽东同秘书们谈话。秘书说：昨天的“文告”若叫中宣部、外交部或报社编辑来写，恐怕不是这么个写法。毛泽东听了仰天大笑，道：写文章要善于抓动向。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几次讲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还有美、蒋矛盾有时很尖锐的动向，《人民日报》都没有抓住，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一说到应该如何写文章，毛泽东精神大振，兴致勃勃，抒发心得，交流体会：
　　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
　　“文告”一开头就提出台澎金马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
　　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穿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
　　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有
　　穿插，但始终贯彻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
　　这样写的。
　　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