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3炮击金门-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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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不容易，有的人根本不懂天空，拿着话筒哇哇乱叫，他那里差一度，我在天空上下差出几千米、左右偏出几公里。林虎这个人，水平高、能力强，平常就没废话车轮辘话，往塔台一站，句句夯在点子上。”
　　编队方式正确。“这个功劳属于我，也没的说。按常规动作，长、僚机应分15°夹角爬升，到云上集结。我一看不行，你想，出了云，四机相距各数千米，再靠拢集结，多耽误功夫，敌人早跑个屁了。我就在云下编队，高度一百五，瞅个云窟窿再钻上去，　既隐蔽了自己，又节约了大概十几二十秒吧，刚好打F－84一个措手不及。有人说我灵活机动，有人说我会抓战机，我说，马克思讲‘时间就是军队就是胜利’，我是按老祖宗的教导办事，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进入角度正确。“那天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手上，那么多有利条件如果还打不上，　下来真得把脸面掖裤档里走路了。中午11点，太阳130°的样子，我们顺光他逆光，敌人不容易看到我们，我们看他很清楚，最近时，刘景泉戴着氧气面罩眯着一对小眼，真真切切。另外，一般空战谁占高度谁优势，可那天接敌时，他高度2000，我才1200，偏偏是我主动。因为敌我双方飞机都涂了草绿色迷彩，刚好海面有轻雾，海水是墨绿色，从上往下看，飞机颜色与海水差不多，不易发现目标。从下往上看就不一样了，天像一块一尘不染的蓝玻璃，敌机橡四只嗡嗡飞过的绿苍蝇，要多清楚有多清楚。所以，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事物都有局限性、相对性，战场上，有时你变换战术，违背常理，反而能收奇兵之效。”
　　进攻战术正确。“其实，与其说我方正确，还不如说对方失误。当我发现敌机时，他在我右侧5000－6000米稍前一点位置，飞行行话叫做小距离（前后纵向）大间隔（左方横向）。此刻，如果敌机向右作小于90°转弯，间隔变成了距离，我们攻击就相当困难了。　谁知，他偏偏向右作180°转弯，正好给我们造成切半径攻击的有利条件，这是敌人战术上犯的第一个兵家大忌。很可惜，高长吉大概太激动，一串长射没打上，给了他们一次生的机会。敌人也乱了方寸丁，一看我们切半径攻击，又赶紧向左转，这是他们最致命的错误，等于把自己的背侧完全暴露了，使被弹面增大。训练中都难找这么好的角度，高长吉、张以林饿虎扑食，真是猛、稳、狠、　准啊，　一人干掉一架。　我还记得，　回来判读胶卷，高长吉击中射击距离是169。5米，张以林是151。59米。这么近，鸟枪也得把他打下来。”
　　正确中也有不正确。“我是距离敌机366。66米时开的火，六六大顺，这本来是一个挺吉利的数字嘛，也看见敌机身冒着火花往下掉，我以为他完蛋了，太高兴太激动吧，一楞神，妈的，兔崽子没栽下去，超低空擦着海面跑了。把我懊恼后悔难过的呀，没法说啦。飞行员逮住一次击落敌机的机会很不容易，如果你把握不住流星一样闪一闪就没影的战机，就像奥运会上运动员临场失手一样，对不起，金牌四年以后再见吧。遗憾，这之后我又飞了两个四年，命中注定，这辈子再没有将敌机击落的机会啦。”
　　有时，命运是一位崇拜英雄的美人，她在英雄面前洒满鲜花，铺出一条没有飞机也可直上青云的通衢大道。几年间，赵德安由副团长而团长，副师长而师长，而且，那路似乎还有继续伸展延长之趋势。谈不上心花怒放，不等于没有雄心勃勃，赵德安玩命工作的宗旨就是一个：在有生之年，圆了亲手将敌机击落的梦。退一步讲，也要以自己团队击落更多的敌机来补偿。
　　有时，命运又成了反复无常的小人，被捧上了天的英雄千万留神，稍不小心，满目姹紫嫣红就变成了一片荆棘丛生。空战够眼花缭乱吧，但比起“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关键是，　空战再乱乎，你也一下子就能分出敌我来，而身处“史无前例”中，所有的人都是“一颗五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赵德安还没修炼出火眼金睛，脑袋瓜就更显得不够使了。事情逻辑就是这样，吴法宪是空军司令；空军司令讲林立果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两个一切”大驾光临，谁敢怠慢，吃饭、喝酒，三杯下肚，糊涂出口，就讲了些诸如“坚决服从指挥、调遣”一类当时看没啥日后看了不得的昏话；温都尔汗一声爆炸，广空成了“重灾区”，“英雄”在九天之上摔了个仰八叉，跌落尘埃，“比被敌机打下来还惨”；先审查，审来审去没有啥，又到干校劳动，又到工厂劳动，别人整天垂头丧气哀声叹气，他照吃照睡照锻炼，“想一想小时最大的理想是吃饱饭，不论咋样我都知足了，知足者常乐”；熬了一个“八年抗战”，盼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审查，结论“一般认识问题”，于是苦尽甘来，官复原职；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年后——1983年正式离休，由飞机场直接退到了门球场；十年间，以当年学飞般的刻苦和勤奋钻研门球，球技已至炉火纯青，“除非刮大风下大雨，不论上午下午，礼拜天节假日，你都能在这个球场上找到我。”
　　该谈的都谈了，我已无话可说，最后，没话找话地问了两个不着边际的傻问题，为何如此愚笨拙劣，我也弄不清。
　　第一问：您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空军有何想法吗？
　　答：没想过，整天都想门球了。这么说吧，反正我们那时的飞行员好得很，很单纯，艰苦不怕，党叫干啥就干啥，心里只有毛泽东思想。现在什么都是金钱了，不知将来打仗打下一架飞机来是不是也要给钱？党、国家、军队，叫我说，千万别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不行的。现在的飞行员，住的像豪华宾馆样，空调、电视，操他妈，不得了呀……
　　第二问：您干嘛这么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地打门球呢？
　　答：个人爱好，锻炼身体，延年益寿。不是吹牛，他奥运会敢分年龄段设门球项目，六十岁以上组的冠军，就是我这个队！
　　已经道过“再见”，我还是远远站定，看老人们打球。显然，是赵德安的队再次获胜，他像孩子一样把击锤抛向空中，接住，绕着场地，跑、跳、笑。
　　我也笑，为了老人欢乐而幸福的晚年。但，笑得多少有点干涩和勉强，因为，我读到了一部英雄史诗能够使人微笑却不再使人激情的末章。
　　真的，现在在世界体育竞技场特别是奥运会上拿奖牌最时髦最英雄了。萨马兰奇先生为什么不设门球项目呢？不然，六十岁以上这面金牌肯定是咱中国的：
　　或许，到了那时，人们会重新想起“赵德安”。
　　　　　　　　　9
　　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气朗天清，风和日丽，一架来自香港的大型客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旅客中，有一位年近七旬，华发斑驳的长者，在入境处，他双手向验证小姐恭敬递上“台湾同胞返乡探亲证”。小姐熟练轻灵地盖上准予通关的印章。那双布满褶皱、青筋暴露的双手情不自禁地微微抖动。
　　证书显示，持有人名姓：汪梦泉。
　　汪老先生在北京航空联谊会几位老熟人老同事的陪同下，爬长城、观故宫、泛舟昆明湖、闲逛王府井，重游了一回故国，了却了一桩宿愿，无拘无束，开怀恬然。数日之后，与友人互道珍重，依依惜别，沿来时之路，打道回府。
　　我得知汪老先生到大陆省亲叙旧的消息迟了一步，这一边，还傻乎乎做登门造访的准备，那一边，老先生已在向南飞去的归途之中了。未能谋面，遗憾之至。
　　凭想象，我以为，当老先生的视线透过舷窗追随那移动着的云山雾海之时，心情一定与其他乘客迥然有异。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固定的大舞台，他曾经在上面扮演过身份完全不同的角色：同日本飞机格斗时，他是这片天空的捍卫者；徒劳无益向解放大军炸射时，他是这片天空的肆虐者；隔海寻隙企图闯入时，他是这片天空的鄙弃者；而此时此刻，他又是这片天空的什么呢？主人？还谈不上。客人？亦不大对。姑且算作身份未定者吧。但不论怎么说，四十年过去，这片天空已不再拒绝他，而是向他伸出了热忱欢迎的双臂……我顺着自己的思路固执地想象下去：这时候，汪老先生一定会下意识地用右手轻抚左手的伤疤，祈盼舷窗外的天空，永远永远，都是这般的亮丽、宁静。
　　在一本空军政治部于六十年代编辑已经卷边发黄的《蒋空军人物小传》上，我查到：
　　汪梦泉，蒋空军五大队上校副大队长。别名汪尚略。四川简阳县三义
　　坝高子堰人。1919年生。家庭出身官僚地主。
　　1938年初考入蒋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二期，蒋空军指挥参谋大学及美国
　　航校毕业。
　　大兄汪连锋，原蒋军第四十七军中将军长，淮海战役被俘，1963年在
　　抚顺战犯管理所。
　　汪以往对蒋帮的统治有些不满，1948年曾对其兄汪连锋说：“蒋介石
　　任用私人，孔、宋家族大肆贪污，滥发纸币，使物价高涨，民不聊生。如
　　果不改善，总有一天要垮台。”
　　汪作战经验多，指挥沉着谨慎，能夜航。1961年飞行时间达三千多小
　　时。抗战时期曾参加对日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战场多次对我作战。
　　先后获勋奖章二十余枚。1958年8月7日在福建上空率领一个中队与我机作
　　战，被我击伤，逃台后曾说：“打得很惨啊，差一点就完了。”
　　喜跳舞，赌博。
　　汪梦泉老先生当然镂骨铭心，　1958年8月7日，海峡两岸空军二度过招，F－86与米格17再次交锋，他乃主角之一。是日清晨7时30分，汪上校领队，四架F－86从台湾新竹起飞，在海面盘旋数遭后，突由金门以东飞临晋江上空，实施威力侦察。
　　五大队乃国民党空军主力，汪上校又为其中资深高手，他不避危难，亲闯“虎穴”，表明了此时此刻台湾高层的焦虑心态：连日来，共军飞机成群结队进入福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企图究竟何在？
　　7时56分，漳州刘玉堤的空九师紧急起飞拦截应战。晋江——漳州空域，四架F－86与八架米格17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衔颈咬尾扭缠撕打。一场谁也没有把谁搞掉的空战，就像一场双方均未破门的足球赛，尽管热闹非凡，也失却了详述全过程的价值，唯有大陆“新秀”岳崇新对台湾“王牌”汪上校的斗智斗勇，仍不失为九天之上的“门前大战”，精彩片段已铸成空战的典范。
　　今天，汪老先生或许会问，岳祟新究竟何许人物？很巧，我在一份1958年大陆空军“空战总结”中，查到汪先生这位冤家对头的小传，摘录如下，以释疑惑：
　　岳崇新同志今年29岁，中农出身，文化程度初小毕业，16岁以前在家
　　种地，　17岁入伍，19岁复员，20岁又在家种田，21岁1951年8月又入伍，
　　12月到空军，1956年6月从十二航校毕业到二十五团（空九师），今年3月
　　到6月参加整风停飞，6月26日由二十五团调二十七团改装56式（米格17）
　　飞机。　至参战前总飞行时间只有233小时55分，基本上结束白天一般及复
　　杂气象中队训练，　参战前在56式飞机上仅飞了7小时10分……战斗中，岳
　　崇新共射击8次，除第一次的支援战友距离较远，其余7次判读结果，最近
　　的280公尺，有4次为300－380公尺，最远650公尺。有三次可能击中敌机。
　　岳崇新同志并不是老飞行员，训练课目并不高，文化程度也不高，过去没
　　有参过战，而这次竟能击伤老牌的国民党第五大队上校副大队长，这说明，
　　只要政治挂帅，解放思想，英勇顽强，敢想、敢做，即使初次出战，飞行
　　时间少，也能够产生积极的战术，发挥飞机性能，战胜狡猾的敌人。
　　我想，读过这篇文字，心宽大度的汪老先生决不会因大陆方面曾用“狡猾”二字来描绘他而感气恼，国民党空军不也常常使用同类贬义词来形容他们的大陆同行么？如果真有什么勾起了老先生对往事的不悦和惊诧，不外终于看清了当年对手的真面目：原来那个差点置老子于死地的家伙，不过是个仅有两百余飞行小时纪录的农家子弟呀！
　　姑妄揣测之，威名赫赫的拳师三十年前被名不见经传的蒙面汉重拳放倒，时至今日，拳师方知那蒙面人乃一嘴上无毛不知高低的年轻后生，心中滋味，岂止“很惨”，恐怕还得添上一个“窝囊”。
　　汪老先生还有不知，当年那位敢到老虎腮上拔毛的初生牛犊，也是怀揣着与他相同的“窝囊”，在时时涌上心头的自责懊悔中走过后半截人生旅途的。
　　在广东佛山某干休所，我怀着不远千里跑来寻找历史真实的冲动，轻扣岳崇新的家门。
　　门开，已不是什么“年轻后生”，而是一位偏矮偏瘦、头发稀疏花杂、并无想象中英武之气、农民味挺浓的老大爷。自报姓名：我就是岳崇新。
　　一想也是，　如果他不曾于1951年8月二次入伍，如今还不就是—个脸朝黄土背朝天赤脚抡镢的老农民么？但千万别小瞧了农民，某种角度，中国数千年历史是由农民创造和推动的。
　　一交谈便知，他是那种经过军营熔炉四十余载冶炼、剔除了陋习杂质、将全部优长提纯升华了的“农民”，亦是那种克服了千难万苦、终于展翅腾飞、在万里蓝天获得了自由、眼光和志向早已高远博大了的“农民”。
　　农民出身的原空九师副参谋长的话题，是从他那排解不尽的“窝囊”开始的：
　　我一想起1958年8月7日那次空战，就感到窝囊。真他妈窝囊。窝囊了
　　一辈子啦。
　　那一回，我绝对应该将敌一号机汪梦泉打下来的。头一次参加空战，
　　没经验，心中没底，听老同志讲，到了天上要注意节约炮弹，不然，二百
　　余发大、小炮弹几秒钟就能打光，打光了你就成了一只没有爪子的老鹰了。
　　于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