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3炮击金门-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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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严肃的。
　　约翰逊表情尴尬地摊开双手，耸一耸肩，表示他是奉命行事，无能为力。
　　中美大使级会谈不得不就此画上一个休止符。
　　1958年6月30日，　失去等待耐性的中国外交部发表强硬声明，要求美国政府自即日起15天内派出大使级代表，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
　　7月14日，　即中国所提限期的最后一天，美国官员终于露面声言；美国将在15天限期届满后的若干天后才能指派新的大使级代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即表示：美国要点面子，可以理解，只要美国对恢复会谈有诚意，推迟几天也无不可。
　　这一边外交领域还在扯皮争面子，那一边，台湾海峡的炮声已经隆隆响起。
　　毛泽东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的炮弹打出去之后，方从容不迫询问周恩来，询问他的同事们：说说看，炳南在华沙还要不要见他的美国同行呀？
　　王炳南简单收拾了一下，匆匆赶到莫斯科，换机，朝发夕至，飞返北京。
　　先不回家，驱车直奔外交部，问究竟有何要紧事，如此催命？副部长章汉夫告之：此次炮击金门，中央始终是把美国作为主要对手来加以对待的。主席在对美斗争问题上考虑了很久，现在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周总理要你回来一起参加讨论。
　　参加讨论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在京政治局委员。两天后，王炳南奉召步入中南海颐年堂，看到中国最高领袖人物已咸集毕至，在那里恭候多时了，明白事情和责任的重大。
　　毛泽东道简短开场白，他说：
　　我们在金门这一打，打出个美国想谈了，他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他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了的，他每天紧张，他不晓得我们要怎样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说，还是谈判解决。又说：如果不是美国佬到处乱伸手，我们这个星球本来平安无事，哪里来的什么“台湾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美国一天不把台湾这个包袱从背上卸下来，　他就一天不要想从中国脱身，6亿中国人民总要揪住他讲讲道理的。今天，我们把派出去讲道理的总代表请回来了，炳南同志，你先说，这里你最有发言权了。
　　王炳南开始汇报前一阶段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
　　毛泽东听得专注，不提问。只是当王炳南谈到，真理在中国一方，我们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时，毛泽东方打断插话：美国人要把台湾拿去，我们要把台湾收回，怎么是无求于美国呢？
　　王炳南：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是我们的地方，美国无权霸占，他本该交还我们，而不是我们去乞求他。答问迅速，连个嗑巴也未打。
　　毛泽东大笑：总代表果然是舌战群儒过的，伶牙利齿，了得了得。对美国人的耍赖无理，要有充分的预案，有备才能无患嘛。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商定，由外交部起草一个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新方案来。
　　散场时，毛泽东握着王炳南的手高兴地说：你讲得很好，有朝气，跃进了！
　　王炳南心头一热。他很清楚，这不仅仅是领袖对自己个人的褒奖，而且说明，毛泽东已接受了自己的观点，或自己的观点帮助毛泽东下定了决心：炮击金门，是对美的一记重拳。即将宣布的12海里领海权，是对美的又一记重拳。两拳打出，应该稍稍控制一下出击的节奏，我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可向全世界昭示我方善意，争取国际舆论，并给美一个明确信号，我并不希望在台海地区与美发生直接冲突，同时，在欧洲重开“第二战场”，将武戏文唱一道，亦是与美继续斗争的另一种手段。当面说理，有利无弊；我真理在握，无求于美，因此，主动权始终操之于我，无论谈出何样结果，我均可泰然处之。符合中方利益的，接受，不符合中方利益的，拒绝，就是美再玩花样，使会谈破裂，也无妨，只能让美国的嘴脸再次暴露于天下，实际于我并无大损。
　　又过数日，王炳南不曾想到的是，他第二次奉召进入中南海。此番，是毛泽东单独接见，面授机宜，着重指出在会谈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毛泽东开门见山：炳南同志，上一回你说的多，我说的少。想了两天，有些意见还是要发表出来，供你参考。
　　毛泽东提示的要点多在与美接触时的策略方法上面。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作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你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言者谆谆。
　　闻者诺诺。
　　若干年后，王炳南回忆：毛主席的一篇教诲，反映了他对美外交一以贯之的思想，那就是同美国斗争，不等于一见面就要攻击、骂娘、吵架，还要讲求方法，学会依理做工作，争取美国的民意民心。在同美国尖锐对立的时代，这样的看法是非常理智的。没有这样一个高瞻远瞩的外交工作大思路，就很难有七十年代的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
　　9月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国解放固有领土台湾的决心，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应对其后果负全部责任；同时也表示，为了再一次进行维护和平的努力，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
　　当天，美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欢迎周总理的建议，美国大使级代表准备“随时”同中方代表举行会谈。
　　香港传媒评述：“美国同意恢复双边大使级会商，是预料中事。然美国如此迅速作出反应，赞同中方建议，又实属罕见。给人以美国早在期盼、等待、更加急切的印象。”
　　台海风微浪小，中美摆谱罢谈；台海狂风巨浪，双方愈是要谈。这恰是1958年中美外交关系的一个特点。似乎可以证明，只有当外部环境形成危机性的压力时，中美间才会产生出相互接近接触的内在动力。当然这种内力还远非发自改善关系的愿望，而是源于各自利益和共同利害的需要。
　　　　　　　　　2
　　9月10日，王炳南离京。
　　当日没有飞苏联的班机，周恩来连夜打电话亲自联系安排，调来一架专机送王炳南到伊尔库次克，然后换乘苏联飞机赴华沙。
　　临行前夕，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
　　炳南同志：
　　现将发言要点（草稿）打送给你。在第一次会谈中，如果美方急于要
　　表示自己的意见，可让他先说，照杜勒斯今天见记者的谈话，这种可能是
　　存在的。如美方先提出方案，而方案本身又有研究余地，你不忙提出我方
　　方案，而将其过分荒谬之点予以评论，其他则保留下次会议再予以全面回
　　答。如果美方不提具体意见而又急于要知道我方意见，我方亦可使用这一
　　发言要点，并将预定方案提出。
　　如第一次会谈为纯技术性事务作安排，双方只作一般接触，则发言要
　　点第一段稍加发展，可作你在第一次会谈时的底稿。
　　如何，请酌办。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怀揣锦囊，踏上征程的王炳南感到心中愈加坚实有底。
　　王炳南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但实际上，早在三十年代，他的外交生涯便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交往，并非始自它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后，而是于抗日战争时期就有所接触。
　　1938年，为了适应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的需要，成立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南方局外事组，王炳南任组长。在重庆，小组的工作任务是争取国际援助，重点对象为美国。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要求，王炳南小组广泛联络，深交朋友，工作活跃而富有成效，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参赞范宣德交往频繁，同戴维斯、谢伟思兄弟等美国使馆一批年轻的外交官，结为好友，并同富有正义感、诚实直言的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建立了互相尊重、信任友好的关系。王炳南的得意之笔是，外事组经过艰辛努力，终于实现了打破国民党封锁、组织美国新闻记者访问延安，实现了以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长驻延安。他们向世界大量报道了受到人民拥护、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向美国政府正确报告了中国局势，反映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消极抗日。气得蒋介石大发雷霆，臭骂国民党庞大的宣传机构竟远不如共产党的一个小组。他怒气冲冲写了个条子给国民党宣传部，说尔等既无天才，又不学习，以致在宣传上处处落后于共产党，奈何，奈何！有方可医否？
　　抗战结束，为防止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促成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使华。王炳南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之一，直接参与了国、共、美三方谈判，同马歇尔将军来往频繁，常向他转达周恩来的意见和信件，并同美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多有接触。在这段宝贵的经历中，王炳南更真切地了解了美国人的思维、作风和处事方式，学到了同美国政界高层人士谈判打交道的方法技巧。
　　长期效命周恩来帐下，鞍前马后地奔走工作，王炳南锻炼摔打得深谋沉稳，行事果敢，判断敏捷，随机善辩，圆满完成了多项重大任务，成为党内公认的外交干才之一，深得周恩来的赏识与信任。
　　贺龙元帅告诉他：中央最先挑选与美谈判人选时，不光你一个，但考虑到你在党内有从事十多年外事工作的经历，大量接触过各种不同类型的美国人，比较熟悉他们，因此周总理力荐你担任对美谈判代表，认为你是最佳人选。
　　万里关山，千钧重担；唇舌交兵，寰宇风雷。王炳南想到自己是代表新中国、代表6亿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去和美国谈判，　这个霸道的大国不愿承认我们，却又不得不正视我们，找我们来对话，内心便升腾起一种无比的自豪感，信心百倍地去迎接这一场特殊的战斗。
　　美国重新指派的谈判代表为美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
　　双方代表同驻华沙，会谈地点便自然而然从日内瓦转至华沙。大家免去了奔波劳顿之苦，还节省了不少时间。
　　其实，会谈地点原本就可以设在华沙的。因倔老汉杜勒斯固执地坚持双方代表只能在中立国见面而作罢。此次会谈地点的变更，可视为美国的一次小小的让步。此刻，成群成批的炮弹正在台湾海峡猛烈爆炸，美国的一只足尖，已经触到了危机漩涡的边沿，情况紧急，为了避免仓促间失足落水，它需要尽快摸清中国的真实意图，会谈地点，便马虎一点了，迁就了中方的方便。
　　但，在确定会谈的具体场所时，美国仍然锱铢必较，坚守着理念上它自设的虚幻防线，寸土不让。
　　王炳南刚到华沙，比姆便打来电话。礼貌性地问候之后，比姆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急切心情：密斯特王，你旅途辛苦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但我很想知道何时才能同你见面呢？
　　王炳南聪明地接过话题：比姆先生，祝你也有一个安静满意的睡眠，明天或者后天，我愿意在中国大使馆恭候你。
　　比姆立即语塞，他显然对会谈的程式细节和东方的精明智慧缺乏心理准备，以至语言的组织发生障碍，他嗫嚅道：密斯特王，有关事项，请容再议，请容再议。
　　王炳南笑笑、挂机。他知道，自己出了一道“高难几何”题，比姆答不出，需请示杜勒斯。
　　过一会儿，比姆又来电话：阁下，很抱歉，我不能到中国使馆去，你一定可以理解的。我建议，会谈能否在瑞士驻华沙使馆举行？因为，日内瓦的经验表明，瑞士是一个热情好客对我们双方也比较方便合适的国家。
　　杜勒斯果然老奸巨猾步步设防。他所以反对比姆到中国使馆来会谈，仍然是为了避免对外造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某种形式的承认。
　　王炳南灵机一动，再出一个小小的难题，考考比姆，试试对手：比姆先生，贵我两国间事，却跑到人家的使馆去谈，你不觉得多此一举很累人吗？我建议我们可以采取对等的方法，轮流在贵我两国的大使馆会谈，大家体面方便，何乐不为？
　　杜勒斯显然已有交待，比姆此番大概是有备而来，他说：No，No，大使先生，我坚持认为在目前我们尚未建立邦交的情况下，你我在瑞士使馆见面是非常合适的。
　　外交斗争就是如此，有些事涉及原则立场国格主权，必须坚守阵地一步不退。有些事又不能太过较真缺乏灵活，以致影响大局和根本利益。此次会址设于何处，属枝蔓问题，中方并不十分在意，不必与美方纠缠。但，当然，中方也不可听任美方安排摆布。王炳南说：大使先生，你我现在已在第三国的土地上，要想见面，何愁场所，实无必要再到第四国的领地去了，我建议，可请波兰外交部提供会谈会场。
　　比姆亦知趣，思忖片刻，说声Yes，点头允诺。
　　会场问题虽获解决，但一番周折业已显示，即将重开的会谈决不会轻松，依然云山雾嶂，关隘重重，突破无期，善果难得。
　　9月15日下午3时，金厦双方炮兵继续狂轰滥射，万里之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正式开场。
　　华沙市内梅希里维茨基宫，　4张大桌子排成一个长方形，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请中美代表团进入会场，双方人员分两边相向而坐，王炳南大使与比姆大使互相点头致意，都在用一种审慎研究观察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新对手。气氛礼貌而冰凉。
　　四十多岁的比姆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沉着、冷静、头脑清晰。和他的前任约翰逊比起来，他显得稍稍呆板，缺乏幽默感，通常脸上没有笑容，讲话讲到激动之处，甚至有些结巴。但他具有学者的风度，文质彬彬，从不使用恶语攻击，像个教授。比姆此时仍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