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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明朝十六帝-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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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刻：驭下太严
一个人的悲剧，常是他的性格的悲剧。孟子说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国与役处。就是说，一个亡国的君主总是将他的臣民视为奴役。思宗恰恰正是这么一个人。虽说在明代君主高度专权的政治环境中，皇帝是不可能以“师、友”的态度来对待臣民的，但是，思宗对于大臣的态度，其严峻和刻薄已经超出想像。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皇帝，他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以来政府的陋习。陕嗣宗批评思宗的“五不自知”的奏疏中说：“今皇上于二三大臣间，呼之而前，唯恐不速，长跪逾时，备加谴诃，甚者刚遭指摘，便责以受贿。敬大臣之心何在？臣恐日习于尊倨而不自知！”又说思宗“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应当说，陕嗣宗的批评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过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所以，无为而治的明代皇帝如孝宗、穆宗统治的时代，倒是名臣辈出。后代历史学家常感叹崇祯朝“有君而无臣”，其实，因为思宗过分地苛责大臣，大臣们动则得咎，哪里敢有什么动作呢？所以，崇祯一朝中，真正能够办事、愿意办事的大臣不多；而且，崇祯一朝中，被杀的大臣也颇多。频繁地更换大臣和滥杀大臣，是崇祯朝的特点之一。
崇祯一朝17年，设内阁大学士如弈棋一般，轮换了50人，变换之快，真是让人啧舌。其中任期较长的两人，分别是温体仁和周延儒。两人在《明史》中都列名于奸臣传中。
温体仁，字长卿，祖籍乌程，后落籍归安，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是一个城府极深之人。崇祯元年（1628），他通过攻击钱谦益在主持会试中有舞弊嫌疑而得到思宗的赏识。次年，有御史任赞化攻击温体仁娶娼受贿，反而被思宗以为党羽钱谦益而罢免。思宗有鉴于万历、天启朝的党争，对于大臣结党最为反感。他对于温体仁的欣赏，是因为温体仁“孤立”、“无党”。崇祯三年（1630）六月，温体仁入阁为大学士。此后，温体仁为大学士8年。周延儒，字玉绳，宜兴人，早温体仁一年入阁。但是，温体仁与周延儒在内阁中并不相让，相互倾轧。崇祯六年（1633）六月，周延儒被温体仁逐出京城，温体仁把持了内阁，于是民间遂有民谣说“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这是指当时内阁中的三位大臣：温体仁、王应熊和吴宗达。温，乌程籍，归安人；王，巴县人；吴，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一时间，这首民谣在京城街头成为笑谈。堂堂内阁大学士被人如此讥笑，可见其人品之劣。然而，就是这样的温体仁，却一直执政8年，直到崇祯十年才被罢免。之后，周延儒复入阁。但是，崇祯十六年（1643），周延儒被勒令自尽。在周延儒之前，内阁大学士薛国观也被思宗处死。总共17年间，被杀的大学士有两人，被谴戍的大学士也有两人，即钱龙锡、刘鸿训。作为皇帝最亲信的大臣，内阁大学士轻易落到这样的下场，实在令大臣们寒心。孟森说：“自有阁辅以来，戮死者惟一夏言。崇祯间则再见，岂复有敬大臣之意？”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17人；然而，17人中，薛贞被处死，韩继思、郑三俊、刘之凤、李觉斯、徐石麒等先后下狱，狱中瘐死2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终。兵部尚书中，王洽因崇祯二年清兵入关而下狱瘐死，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而被处死。在地方督抚中，总督中被诛者7人：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biàn）；巡抚被戮者11人：蓟镇王应豸（zhì）、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逮自杀。这些大臣，都是应对辽东战事和平息农民起义的将领，他们动辄遭罪被杀，也就很容易说明崇祯朝军事上的大溃败了。
对于一般的言官，思宗也总是非常严峻。崇祯元年十一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言官场贪污之风甚盛。当然，这样的奏疏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明指谁人贪污，谁人受贿。但是，思宗一面表彰韩一良的忠心和敢言，一方面却非要韩一良指名道姓以回奏。韩一良知道一旦指名道姓，就是得罪人的事情，所以只说是“风闻”。思宗大怒：“难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内指名来。”按思宗的意思，既然言官忠心为国，就要敢于破除情面。韩一良只好找一些已经有议论的官员来搪塞。但是，思宗再对韩一良疏中“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金”纠缠不休，要韩一良说出500两银子是哪些人送的。这时，韩一良再不肯说。于是，韩一良被革职为民。仅仅数月之间，从表彰到革职，还算敢言的韩一良却得到这样的对待。在晚明社会中，官场中的弊端自然不少。相互间送书帕（书仪）是极正常的事。思宗希望一举之间将这种风气杜绝，却又着意在惩罚官员，这样官员们最终只是互相袒护，不敢再说真话了。崇祯二年关于工部招商中收取回扣一事的处理，也充分体现了思宗急于求治的急躁心理。这一年的闰四月，工部尚书张凤翔上疏指出工部招商收取回扣之弊政。内阁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都说：“此从来陋规，望皇上宽处，后边人敢说。”但是，最终思宗将巡视工部库房的工科给事中王都、陕西道御史高赉明革职严办，等于是让一两个臣工为多年来的积弊传说思宗自缢处承担责任。这也反映思宗随意处理臣工的做事风格，而这样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大小臣工们对于朝政中的一切事情，最好是噤口不言。
皇帝督责越严，臣下越不敢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著名的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思宗的奏疏中这样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崇祯朝的政局，正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而思宗最终也只落得众叛亲离。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思宗煤山上吊时，身边仅有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伴。
思宗自杀以后，他的子女散归民间，下落不明，从而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
长公主、皇太子与朱三太子
思宗的子女不幸生在了末代帝王之家，这就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命运。皇太子先后出现过两个；朱三太子先后出现过多次。不过，他们的下场无一例外都很悲惨，都最终被处死。相比较而言，思宗的女儿后来的下落倒还比较清楚。这是因为，思宗在决意自缢之前，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受辱，曾先后对自己的两个女儿下毒手。即使侥幸生还，也决无法遁逸。
武侠小说常伪托的长平公主，实际上死于顺治三年（1646）。思宗总共有六女，其中四女早逝。崇祯十七年（1644），思宗还有两个女儿，即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崇祯帝自杀前，入寿宁宫，长平公主牵衣而哭。崇祯帝说：“汝何故生我家？”挥剑砍去，断长平公主左臂，昏死过去。接着，思宗入昭仁宫，砍杀昭仁公主。长平公主昏死后，被人抬到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中，五天后竟然苏醒过来。顺治二年（1645），长平公主上书给清世祖，请求准予出家。清世祖不同意，命将长平公主许配给当初思宗为她选定的驸马周显，并赐给土田、府邸、金钱、车马。但长平公主经历家破国亡之痛，郁郁寡欢，次年逝世。
思宗共有7个儿子。其中，周皇后生子三人，即太子慈烺、怀隐王慈烜（皇二子）、定王慈炯（皇三子）；田贵妃生子四人，即永王慈照（皇四子）、悼灵王慈焕（皇五子）、悼怀王（皇六子）、皇七子。崇祯十七年（1644），太子16岁，皇三子定王慈炯14岁，皇四子慈照应当也有十余岁。除了这三个儿子外，其他的儿子都已早逝。与对待女儿的方式不同，思宗在死前命皇太子、皇三子、皇四子分别藏匿于公卿贵戚家中。太子来不及去成国公府，便隐匿于民间，定王和永王一齐去了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城，命令搜寻太子与定王、永王。二十日清晨，嘉定侯周奎将定王、永王交出。太子据说亦被李自成的军队搜获。太子与闯王李自成之间还有一段对话。太子挺立不屈，谈吐自如，问李自成说：“何不杀我？”闯王说：“汝无罪，我岂妄杀！”太子说：“既然这样，听我一句话：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我百姓。”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东征吴三桂时，定王、永王随军前往。据说，太子当时也在军中。据《明史》记载，李自成曾封太子为宋王。此后，太子、定王、永王的下落都不清楚，或说曾被吴三桂夺去，或说定王曾在城南遇害。崇祯十七年（1644）十一月，北京出现皇太子；顺治二年（1645）南京的南明小朝廷中亦出现皇太子。无疑，两位皇太子中必有一假。
先说北京出现的皇太子。崇祯十七年（1644）十一月的北京城，已经牢固地掌握在清朝的手中。然而，一个貌似太子的男子在一位太监的陪同下出现在嘉定侯周奎府中，自称皇太子。当时在周奎府中的长平公主见后，两人抱头痛哭。单看这一节，想来太子应该是真的，否则以长平公主之心如死灰，何以会与一个陌生男子抱头痛哭？而且，长平公主与太子都是周皇后所生，乃是一母同胞的姐弟，怎么可能认错呢？周奎举家向太子行君臣之礼，并问太子：“你一直藏在哪里？”太子回答说：“城陷之日，我单独藏匿在东厂门外。一日夜出，潜至东华门，投身于一个豆腐店里。店小二心知我是避难的人，给我穿上旧衣服，让我在灶前烧火，又害怕我暴露，五天之后将我送到崇文门外的尼姑庵中，在那里假装贫困无依的孤儿住了半个月。常侍（太监）来尼姑庵，发现了我，又把我带回家，藏在密室里。听说公主还在，所以就来相见了。”说完，与公主哭别而去。几天之后，太子又来了，公主告诫他说：“慎毋再至矣。”也许公主明白，三月份周奎既然能把皇三子定王和皇四子永王交给李自成，这次也许会再出卖太子给清朝。果然，十一月十九日太子再来，周奎留宿太子。二十二日，他要求太子自称姓刘，是一个假太子。太子说：“悔不从公主之言，今已晚矣。”当晚，周奎令家人将太子逐出门外。太子出门后，被巡逻的清兵以“犯夜”罪逮捕，交给刑部审理，断为假冒太子。主审的刑部主事钱凤览找来原司礼监太监王德化、原锦衣卫10名侍卫太子的锦衣卫来辨认，都说是真太子。侍卫们还下跪说：“此真太子，愿毋伤。”于是钱凤览上书朝廷，指责某些明朝的官员以真太子为假太子。周奎等人竟然还说：“即以真为假，亦为国家除害。”这位昔日的国丈，似乎已完全将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一个新的“大清国”的臣民了。最后，摄政王多尔衮出面，宣布将太子押于监狱，后来被处决于狱中。凡争言太子为真的臣工都被处罚，钱凤览处以绞刑。这件事情详细地记载于《甲申传信录》，与《明史》中李自成封太子为宋王的情节有所出入。而且，清人所编的《明史》中也未提及这一次在北京出现的太子，而只提及南明小朝廷中出现的皇太子事件。《明史》是不是故意回避这一次事件呢？孟森就认为北京出现的太子是真的，而南明小朝廷出现的太子是假的，但百姓痛恨弘光政权朱由崧，所以宁愿相信是真太子。那么，南京出现的皇太子事件是怎么样的呢？
顺治二年（1645）三月一日，太监李继周奉弘光皇帝朱由崧之御札，将盛传正流落于苏州、杭州的皇太子接到南京。据说，太子本不愿去南京，行前曾问李继周说：“迎我进京，让皇帝与我做否？”李继周说：“此事奴婢不知。”皇太子入南京后，被安排在兴善寺暂住。弘光帝派两名太监去见太子，辩认真伪。两人一见太子，就抱头恸哭，脱下衣服给太子穿。弘光帝得知之后，大怒，说：“真假未辩，何得便尔。”接着便处死了两名太监，并杀了李继周灭口。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也来探视，正视良久，不敢表态。太子呵斥道：“卢九德，汝何不叩首？”卢九德下意识地跪下便叩首，说：“奴婢无礼。”太子说：“你才隔多长时候，肥胖至此，可见在南京受用！”卢九德只敢叩头：“小爷保重。”卢九德向弘光帝的报告是：“有些相像，却认不真。”皇太子在南京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引发了弘光朝的政治危机。处于长江中游的左良玉，就以护太子的名义进逼南京；在江北的黄得功、刘良佐等总兵也上疏要求善视太子。但是，弘光帝深知，如果太子是真，自己捡来的皇位可能就不保了。因此，在他的布置下，辩认工作慢慢地便朝“假太子”的方向转移。尤其是曾经充任太子讲官的王铎，更是一口咬定太子是假。最后，审讯的结果是：假太子真名叫王之明。接下来的审讯过程颇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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