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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反在子夜-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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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张波作案的可能性不大，”李磊与赵平雄交换看法道，“他的坦诚热情与嫉恶如仇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仿佛对他产生怀疑，心里便有什么亏歉似的。”
“通过这些日子对罪犯掌握的情况来看，他很有可能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赵平雄说，“只不过伪装得很深，迷惑了很多人的眼光。我觉得，越是没有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就越大。有时，罪犯以假乱真的程度比真实还要真实。”
李磊表示赞同：“是的，感觉与印象往往替代不了事实，只有当我们对他进行一番了解与排查后才能说明一切。”
赵平雄问：“马朝东为什么要写一连串的张老师张波，打上一些逗号、感叹号、问号和大叉？这说明他对班主任老师产生了许多疑惑，从称呼老师到直呼其名，由认同到疑问而产生强烈的怀疑，最后是彻底的否定，并在他的名字上打上了一个大叉。这个大叉，若不是痛恨至极的话，是不会轻易打上去的。那么，马朝东到底发现了张波的什么值得怀疑、否定乃至愤恨的行为呢？将它们与马朝燕的死联系在一起来看，恐怕就不难知晓了。”
李磊沉思道：“现在，我们不妨就此推理一番吧。假如张波就是刘八，马朝东是他最宠爱的学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可能经常出入张波寝室，比如送作业本、反映班上情况啦等等。既然经常出入，就有可能让早熟、精明而警觉的马朝东发现他杀害马朝燕的某些可疑行径。很快地，张波就从马朝东的言行观察到自己的秘密被泄露，便乘机向他下了毒手。”
“对，我的思路正是这样。”赵平雄道。
然而，李磊又提出疑问道：“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连串的报复凶杀案，如果张波就是刘八的话，他为什么非得让马朝东发现了他姐姐被杀害的事实后才去掐死他呢，而不是在杀死马朝燕后一鼓作气地杀死他，就像在杀死马朝东之后紧接着便于当天晚上杀死马立本一样？”
“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有两种可能，”赵平雄说，“第一，增加马立本的痛苦，将他慢慢折磨至死。罪犯报复的最后目的是指向马立本，他的仇恨实在是太深太深了，他要杀死他的一对儿女，让他充分地体验痛苦与绝望的滋味后才将他置于死地。第二，他与马朝燕并无怨仇，在杀害无辜后，也许良心发现，他做得太残忍太丧失人性了，更何况马朝东又是他的学生，就对他动了恻隐之心，想饶他一命。可是，他的行动被马朝东觉察，于是，继续杀害他，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这是我们的分析推理，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李磊拿过一支钢笔，一边写写画画一边继续分析道，“张波作案的可疑与便利有三：一、身高与罪犯相符，1。7米左右；二、单身一人，行动方便，具备作案的有利空间与时间；三、利用马朝燕同事与马朝东班主任的双重身份，最容易掌握他们两人及他们家庭的真实情况和各种动态，作起案来也就最为得心应手。然而，可排除的因素也多：一、张波身材瘦弱，据我估计，其体重不会超过60公斤，而根据现场留下的脚印推测，罪犯的体重当在70公斤左右；二、张波从不吸烟；三、从外表看，张波年龄不过30多岁，不可能与马立本结下什么血海深仇，也就是说，其作案动机不足。”
李磊分析至此，放下钢笔，望着赵平雄。
赵平雄说：“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头脑里的分析与假设而已，关键还得靠事实与证据。我想一方面通过教委及实验小学的领导和老师等有关渠道了解他的情况，另一方面与他展开正面的接触。”
李磊说：“我已经跟他接触过一次，对他印象颇好，已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这次的试探，最好是你去一下，注意一定不要暴露我们的动机与目的，只能是旁敲侧击，万不可打草惊蛇。”
赵平雄点点头说：“这我知道。”
“那么，其他方面的查证工作就由我来负责吧。”
两位刑警大队的正副队长在一起碰过头，研究讨论了一番，就开始分头行动了。20、乘车赴宴
谭炳坤坐在办公桌旁的藤靠椅上闭目养神。一张报纸从他的手中滑落到了地上，一壶开水在火炉上煎煮着，冒着白烟，“哧哧”作响……一向不爱上办公室坐班的谭炳坤，这两天一反常态，一天到晚守在办公室里。现在，已是下午四时多，参事室的同事们，都早早回家了，偌大的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空荡荡的。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把谭炳坤惊醒。他踏着地上的报纸，急急忙忙走过去，拿起话筒，果然，那盼望中的电话打过来了。
“喂，经世兄吗？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对，我是炳坤。”
“今夜得空吗？”李经世问。
“得空，得空。”谭炳坤这两天等的就是这个电话。他立刻紧张起来，刚才的瞌睡一扫而空。
两天前的晚上，谭炳坤从李经世的家中回来，第二天一早，便把和李经世谈话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黎云波。黎云波一听，觉得有门！经过冷静、深入地分析之后，他们又同时感到，也不能过于乐观，掉以轻心。因为李经世到底还是个工于心计、思想和经历都较复杂的人。他的前半生虽不得志，毕竟在政界浪迹多年，现在又当上了汉口市警察局长，是个政治里手，所以，不能不提高警惕，防止他搞反“策反”。
经过上述分析研究之后，他们决定对李经世采取如下原则：形势虽然紧迫，但工作要做深做细，不要操之过急。有心的李经世既说要找谭炳坤作进一步长谈，就应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耐心等待他主动找上门来。因此，老是躲在自己房里打谱的谭炳坤，这两天一直守在办公室里，直到刚才终于接到了李经世打来的电话。
谭炳坤在大门口坐上了李经世派来接他的小汽车。小车在黄昏中停在了李府门口。他走进门，大厅中央的水晶花篮大吊灯没有开，一盏暗淡的壁灯无精打采地闪着昏黄的光，阴惨惨的。厅里的地毯卷走了，松软的沙发包扎起来了，本来准备搬到桂林去，后来又从汽车上搬下来，现在堆放在大厅的角落里，也懒得再解开。
这时李经世的副官走过来说：“请谭先生上楼去，局长在书房里等着您家。”
谭炳坤沿梯上楼，李经世在楼梯口一把拉住他，说：“来，来，今晚我们好好谈谈。”
李经世把谭炳坤请进书房。书房里仍保留着原来的幽雅格局，只是把楼上小客厅里打麻将的牌桌临时搬进了书房的中央。方桌旁相对摆着两把靠背椅，桌上用碗盖扣着六样菜，并摆着两人饮酒的杯、盘、碗、筷和一瓶一斤装的西凤酒。
“么样，简单吧？”李经世指着桌上摆放的东西说。
谭炳坤坐在靠椅上，应和道：“简单好，简单好。”
李经世酒过三巡之后，按捺不住地说：“炳坤，上次我们谈话，你的意思好像是劝我留在汉口不走？”
“是的。”谭炳坤不失时机地抓住话头道，“我权衡了一下利弊，觉得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你。”
“是吗？”李经世停住筷子说，“你上次走后，老实说，我的心里却产生了一个疑问。我在想，你是不是受人之托，代人来劝降的？”
谭炳坤一惊，反问道：“我受谁之托？”
“这还用问吗？”李经世已喝得有了几分醉意，他借着上涌的酒兴，用朦胧的醉眼直视着谭炳坤。
谭炳坤端起酒杯，慢条斯理地抿了一口，其实，那杯里早就没有酒了。然后说：“经世兄，你说这话，我可实在担待不起呵。那天晚上，我来串门，看见你和嫂夫人为搬家到桂林的事伤心怄气，就多了几句嘴，没想到这几句嘴多拐了，倒使我成了共产党派来劝降的说客。真是言多必失，言多必失呵！”
“算啦，算啦，你莫把我这话当真了！”李经世呷了一口酒，喟然叹道，“你我之间，三度共事，你的为人我还不晓得？假如我对你不信任，我今天会请你来吗？炳坤，说句实实在在的心里话，几天来，我真是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哪！”
“为么事？”谭炳坤明知故问道。
李经世打了一个酒嗝说：“时局如此糟糕，一家人东奔西散，越想心越烦，可又不能不想！”
谭炳坤继续问：“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05
21、“迎变”是上策
“唉，老兄，我的心里乱得很。”李经世放下筷子，点上一支香烟说，“假如目前的态势尚可维持一段时间，那我就能好好想一个万全之策啦。”
“这可能吗？”
“正是因为可能性不大，所以我才左右为难。和白总司令一块退到桂林去吧，正如你上次指出的，到那时我已成了他的绊脚石，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可受不了。”
“除此而外，还有两条路，可供你选择。”
“哪两条路？”
“首先，你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生，可以利用这层关系，投身到黄埔系的怀抱中去。”
“那么样行得通！”李经世愤然说道，“我早就成了黄埔的弃儿，而今又加盟桂系的麾下。现在，蒋先生虽然已经引退，但黄埔的那班人，仍牢牢地在他的掌握之中，我能为他们所容吗？”
谭炳坤进一步激将道：“那，你就只剩最后一条路了。”
“往哪里走？”
“到香港做寓公呵。”
李经世合上眼皮，长叹了一声说：“香港的寓公那么好做？我在军、政界里苦撑苦熬了半辈子，才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如今才当上个警察局长，可时运不佳，生财无道，香港生活高得惊人，非我辈栖身之处所。”
谭炳坤看看火候已到，单刀直入地道：“那么，面对时局，你如果留下不走，我想，你还可能有这样三种选择。”
“噢？”李经世睁开醉眼，静候谭炳坤的下文。
谭炳坤扳着手指，缓缓地说：“一是迎变；二是应变；三是不变。何去何从，将由急转直下的形势逼着我们作出选择。”
“唉……”李经世又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迎变，没门；不变，只能束手待毙；看来只有随机应变，听天由命这一条路走了。”
谭炳坤摇了摇头，说：“不变，显然是着臭棋。随机应变，也不可为，因为不管是蒋当权，还是李当权，都不能指望他们能改变这不可挽回的败局。因此，我以为你应走的唯一一条路是：迎变！”
谭炳坤又把话引到他们上次讨论的问题上了。
李经世若有所思地说：“迎变？我真的能够有所作为？”
“这个问题，最终还是由你自己来作回答。我以为所谓万全之策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面对严酷冷峻的现实，找出弊少利多的途径。我想。权衡之下，这一最有利的途径便是迎变。”
“你的根据是什么？”
“大概还是一句老话吧：”识时务者为俊杰‘。“谭炳坤进一步解释说，”白要走了，会给武汉留下真空时间，如你能肩负起维持城市治安秩序的职责，防止扰乱，避免破坏，汉口的工商界和市民都会喜出望外，也一定会得到接管城市的中共方面的谅解和欢迎的。“
对此，李经世只是注目倾听，不作正面回答。过了一会，他迂回地说：“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白老总这个客不好送；共产党那位客更不好迎呵！再说，迎变的门路呢？”
“舍此而外，就只有坐以待毙啦。”谭炳坤略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至于谈到门路，我想，也有一句老话，即，事在人为！”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李经世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道：“如果碰上像邓政委那样胸怀豁达，有胆识，讲义气的人，那情况也许真的不同了……”
“哦？”谭炳坤惊讶地问，“你早和共产党暗中联系上了？”
“哪里，哪里……”
“你刚才说的什么政委，明明是共产党军队里的官名嘛！”22、怀念邓政委
“我碰到的那个邓政委，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接着，李经世谈起了他在抗战期间邂逅新四军邓政委的经过：
“1945年春，我以恩施湖北省银行专员的身份，秘密通过日伪敌战区，辗转回到我的家乡崇阳大源，帮助鄂南分行工作。”
“一天，我在房里看书，忽听母亲和一个操外地口音的男子不知为么事发生了争执。那男子走后，母亲余怒未消，仍一个劲地在门口嘀嘀咕咕，搅得我不能安心看书。我正待出门制止，母亲突然惊叫一声，跌跌撞撞地跑进房，气急败坏地说，‘经世，经世，不得了，不得了……’我忙问，‘出么事了？’她说，‘刚才有个士兵来借门板，我没肯。那士兵说，村长已挨家说好了的。我要他找村长去，和他争吵了几句，没想到，这会儿他把一个背盒子炮的当官的叫来了。’
我一听，也暗暗吃了一惊，感到大祸临头了。那年春天，大源一度为新四军解放，附近村庄，驻扎了一个团的军队。我走出房，大门口果然站着三个穿灰军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个四十来岁，身佩短枪的新四军首长。
我连忙一迭连声地为母亲赔不是。等我说完，那位首长却彬彬有礼地道，‘先生，请你不要误会，刚才是我们这位战士不对。我军有一条纪律是不许打人骂人，他刚才借门板时，态度不好，我带他来，是向你的家母道歉的。’我一听，心里才算踏实，连忙请他们进屋里坐。这时，躲在房里的母亲也忙着出来端茶递烟，紧张的气氛马上消失了。“
“接着，那个士兵把门板借走了，我则和那位新四军首长聊起来。当他发现我书桌上放的是一本《资本论》时，更感兴趣了。他问，‘想不到先生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有兴趣。’我解释道，‘这本书还是我在黄埔读书时，受共产党的教官影响买的。现在，我搞金融工作，在家闲着没事，拿出来翻翻。’他接着问，‘先生还读过革命导师的其他著作吗？’我信口说，‘在黄埔读书时，读过一些。抗战初期，读过一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很感佩。’他十分惊讶，问我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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