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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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人在公寓里进进出出。但他们仍然记得格拉如斯那一幕没有行动。没有真正看到萨拉米、阿布·达乌德或者哈达德博士，或者没有确认他们的身份，他们是不会行动的。
　　在米兰或者西柏林，他们也不能行动。
　　11月初，从路易斯那里传来消息，阿里·哈桑·萨拉米据说会到西班牙塔里法小镇。这个小镇位于大西洋边、直布罗陀与葡萄牙的交界处。
　　据说从阿尔及尔来。
　　11月8日，三个人飞到马德里。他们检查了“爸爸”的联络人给他们准备的武器：三支22口径的贝雷塔，三支乌兹冲锋枪（欧式，经以色列许可后生产的，弹仓和枪管都比原来的稍大），然后开着租来的汽车，向南开到海岸边。为谨慎起见，他们没有随身携带这些武器，而是让“爸爸”的联络人搭便车送到塔里法。
　　塔里法在安大路西亚的最南端，从摩洛哥跨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只有八英里，在地理位置上仍然属于欧洲。但是看起来却跟北非任何一座阿拉伯人的小镇无异，其建筑仍然完全是摩尔人的风格，某些地方还带有罗马早期圆形剧场和沟渠的层理特点。
　　阿弗纳及其同伴们住进了小镇外的一家酒店，等待“爸爸”的人来。他们不仅需要他带枪来，还需要他来指出阿拉伯恐怖分子们开会的那座别墅。这是一栋很大而且相当偏僻的房子，位于海滩边上的绝壁之上。岩壁并不高。房子属于一个殷实的西班牙家族，几乎从来没有人在这里住过。在这个家族里有一个女儿，在法国一所大学里学政治。很显然是她把房子借给恐怖分子的。
　　阿弗纳计划悄无声息地突袭进去。房子可能有人把守，但也许并不严密。无论如何，侦察员可以搞清楚这一点，也可以搞清楚恐怖分子是否在里面。只有突击队亲眼看见他们在里面，他们才能进攻。如果房子把守得太严，三个人无法突袭成功，阿弗纳不排除通过紧急渠道与“穆萨德”联系，请求支援或指导。他觉得行动就要十拿九稳。即使萨拉米或者阿布·达乌德在里面，也不要鲁莽行事。除非有相当的胜算，否则，突击队断然不会采取行动。
　　11月10号，“爸爸”的人到达塔里法，他把武器送给他们之后，开车带着突击队员离开沿海高速公路，上了一条碎石路。碎石路大约一英里，汽车沿着悬崖边蜿蜒而上。这里有三栋房子，虽然这条路不是私人的，但周围大块地盘都是私人的。“爸爸”的人说：最后面那栋房子就是。它位于路的尽头，前面有一扇很大的带格栅的铁门。不会错。
　　第二天晚上十点，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开着车，沿这条路走了一半。11月11号那天晚上，天气潮湿，风很大。从东南部直布罗陀海峡吹来的风把地上的枯叶卷起来，在空中打着转。在这样的晚上不容易听到脚步声。刚刚爬上山头的月亮完全被乌云遮住了。道路两边的树木和灌木丛浓密、幽暗、扭曲、不成形。这个地形最理想，这样的晚上也最适合侦察。
　　斯蒂夫在快到最后一个弯道时把车停下来，这里离大门约四分之一英里。他猛地转了个弯，让车头对着来的方向，在路肩上停下来。这里跟一个浅沟差不多，弯道和路边的灌木丛把它半遮半掩起来。为谨慎起见，他把刹车灯断开了。如果有人追他们的话，司机踩刹车时就不会把自己暴露。他跟着阿弗纳走进了靠海这边的灌木丛。汉斯带着一把乌兹冲锋枪，留在车上。
　　阿弗纳和斯蒂夫把他们的冲锋枪留在后备箱里。他们现在的目的是侦察，不是突袭。如果他们看见萨拉米或阿布·达乌德的话如果他们决定三个人也可以进行突袭的话会有足够的时间回来取乌兹枪的。现在，他们只带了一支小小的贝雷塔。他们计划避开大门，从灌木丛中穿过去，从后面靠近房子。由于这座别墅背对着大海，所以沿着悬崖边就能到达后花园。
　　虽然灌木丛很密，但并不是不能从中间走。阿弗纳和斯蒂夫穿着黑衣黑裤，小心谨慎地走着，时不时地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这段路花了大约二十分钟。房子及其周围的情形很容易看清，差不多每扇窗户里都有灯光。他们没有发现花园里有卫兵巡逻。尽管阿弗纳和斯蒂夫对恐怖分子略有所知，但他们还是怀疑卫兵们可能驻扎在离房子较远的地方。阿拉伯人大体上跟非洲人差不多，不习惯夜间作战，总是避开晚上。所以如果有卫兵的话，他们会尽可能地靠近明亮的窗户。但也要看这些阿拉伯游击队员接受的是什么样的训练，如果接受的是俄国人或者其他某国的训练，那他们在黑暗中的战斗力不亚于其他人。
　　阿弗纳和斯蒂夫来到房子的转角处，听到有几个人在说阿拉伯语。说话声好像不是从房子里传出来的，倒像是从一个铺着石板的院子里传出来的。院子位于一扇通向游泳池的落地长窗外面。游泳池里除了落叶和深水区几指深的令人恶心的污水之外，别无其他。阿弗纳和斯蒂夫紧贴着墙壁，转过墙角之后，他们仍然看不见是谁在说话，但他们的说话声更清晰了。
　　“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还需要钱？”一个人说。“你不敢说吗？”
　　“我们需要一些水果，就这些。”另一个声音回答道。
　　毫无疑问了。不管房子里有没有恐怖分子，院子里的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爸爸”的情报至少部分是正确的。
　　接下来他们听到玻璃门关上的声音，说话声再也听不见了。阿弗纳非常谨慎地在拐角处偷看了一眼。
　　没错。院子是空的。
　　他没管斯蒂夫是不是跟在后面，就踮着脚朝那扇落地长窗走去。他相信里面的人看不见他站在黑乎乎的院子里，而他却能毫不费力地看清灯火通明的房间里的每个人。七八个阿拉伯人站在一张长条形的桌子旁谈笑风生。桌子上摆满了水果。两个阿拉伯人穿着方格衣服。
　　“恐怖组织头子。”阿弗纳听见斯蒂夫在他旁边低声说。他点点头。虽然他没有看见武器，但他们很可能是恐怖分子。但是方格衣服不只是敢死队员才穿。至少从理论上来讲，这些阿拉伯人来西班牙完全是合法的。可能是游客、学生，也可能是商人。只有认出他们其中一个人才能确定他们是恐怖分子，萨拉米，或者阿布·达乌德，或者哈达德博士，或者乔治·哈巴希或者阿莫德·基利尔，或者其中任何一个人。
　　然而，房子里的人阿弗纳和斯蒂夫一个也不认识。
　　当然，别墅里还有许多别的房间，容纳十几个人没有任何问题。再说，按照“爸爸”的人的说法，这些阿拉伯人不是一下子都到齐的，也许还有很多人以后几天才到。如果这里真的有会议，那也许还没开始，房间里的那些阿拉伯人只不过是先头部队而已。
　　阿弗纳和斯蒂夫还站在院子里，从落地长窗里朝里面看。这时，他们清清楚楚地听见身后灌木丛摆动的声音。有人从灌木丛里过来了。从那个人弄出的声音来看，他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正沿着他们身后那条小道走来。
　　他们转过身来。由于他们身后有灯光，他们知道，任何一个从花园里走过来的人都只能看见他们黑色的轮廓，而不能立刻看清他们的脸。但是他们随即就意识到，不该来这里。两个以色列特工，在一个偏僻的西班牙人的花园里，周围全是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人。不能冒险。他们转身的时候，膝盖就弯了下来，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右手拔出了贝雷塔，左手去拉滑套时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
　　他们看着那个人从灌木丛里出来。他是个阿拉伯人，很年轻，穿着方格子衣服。他站在离他们大约十步远的地方，不解地看着他们手中的枪。即使他在他们听到他弄出的响声之前就看见他们了，也不会想到他们是敌人。他很可能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一个阿拉伯年轻人。他的右手放在裤子拉链的遮布前面，好像刚刚拉上拉链。左手握着一把卡拉什尼可夫步枪。
　　他开始把枪端起来。
　　阿弗纳和斯蒂夫同时开火了。两发子弹射了出去，又是两发子弹射了出去。11月的风把干枯的树叶卷起来，吞噬了枪声。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他们朝他走近时，那个阿拉伯男孩还想让身体保持平衡。后来他急速地倒了下去，侧卧着，蠕动着，呼吸困难。倒地时，他一直用左胳膊紧紧抱着那把卡拉什尼可夫步枪。他看着阿弗纳和斯蒂夫，把枪紧紧抱在怀里。
　　屋子里似乎没有人听见动静，也没有人注意到外面有动静。人们仍然站在长条形的桌子旁边，吃着，谈论着，打着手势。阿弗纳甚至能听见他们的笑声。他拿着枪，转身朝花园外面走去。不是朝他们来的那条路，而是抄近路，朝大门走去。斯蒂夫尾随着他。他们脚步飞快，偶尔转过身来。后面没有人。到大门外面时，他们突然跑了起来。他们向山下跑去，身后拂过11月潮湿的风，落叶追赶着他们。他们跑得越来越快。
　　跑啊跑。阿弗纳一直记得那一幕。他们就像两个做了无法收拾的事情正设法逃脱惩罚的学生那样，沿着西班牙一条蜿蜒曲折、用砾石铺成的公路向山下跑着。他们就这样结束了那次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第十七章　法兰克福
　　跟许多其他安达卢西亚的城市一样，塔里法有一次暴力的记录。不过，阿弗纳并不知道。在离那个阿拉伯年轻游击队员躺的地方几百码之处，据说历史上有一个叫“好人古兹曼”的人，宁愿牺牲自己九岁的孩子，也不愿向围攻者投降，放弃一座摩尔人的城堡。其废墟仍然是一个小小的景点。在涅布拉，沿阳光海岸西北一百一十五英里，阿拉伯科学家们第一次把黑色的火药引进欧洲战争中。这是13世纪发生的事情。从这时到阿弗纳所处的时代之间，人类冲突的性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当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朝汉斯等着的那个地方跑去时，阿弗纳，或者斯蒂夫脑海里只有历史上相似的一幕。斯蒂夫没有开灯，发狂地开着车，直到阿弗纳大叫着让他停下来。没有人追他们。没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把一条沿海大道变成一条跑道。斯蒂夫平静了一点之后，把刹车灯接起来。汉斯把他的冲锋枪放回后备箱里。他们要平安回到酒店以后才能放下贝雷塔。
　　他们坐在阿弗纳的房间里，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分析一下形势。暂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一般的阿拉伯游客或者商人不太可能扛着卡拉什尼可夫步枪到处逛，别墅里的阿拉伯人无疑是恐怖分子。既然如此，他们当然就不会叫警察，也不会挨家挨户地在附近去搜他们连看都没有看到的攻击他们的人。惟一能够向他们描述一番的就是那个带着攻击步枪的男孩。很可能已经死了。即使阿拉伯人报了警，也没什么能把阿弗纳及其伙伴们和这次袭击联系起来。他们是西德商人，跟成千上万的游客一样，也有护照。护照找不出一点毛病。除了枪以外，惟一能把他们和这次袭击联系起来的可能就是砾石路上的车辙印了。
　　上午，阿弗纳打电话让“爸爸”的人来给他们换了一辆车，同时把枪收走了。他想，这样在酒店里过夜就非常安全了。第二天回马德里，车不同了，也没有武器，就不用担心搜查和关卡了。
　　他们确实不用担心了。回马德里的路程很远，他们坐在车里，话都不多。阿弗纳偶尔接替斯蒂夫开一开车。阿弗纳知道，即使他们在谈别的，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的。他们搞错了吗？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失去理智了吗？他们不向那个阿拉伯男孩开枪就撤下来吗？他们向他开枪真的是为了自卫吗？
　　他们把他打死了吗？到目前为止他是第四个被他们打死的不明身份的巴勒斯坦人吗？这四个人，虽然不是利勒哈默尔的侍者那样的无辜的旁观者，但也不在他们的名单上。如果把雅典的穆扎斯包括在内的话就是五个人。如果把那个克格勃特工包括在内就是六个。如果把胡恩的那个金发女孩包括在内就是七个。
　　还没有干掉萨拉米、阿布·达乌德和哈达德博士。
　　难道这就是这样的任务不可避免的结局？难道他们有些地方做错了？难道这个活对他们有什么影响？难道他们慌张了？
　　归根结底，他们是不是失败了？
　　自从差不多一年半以前暗杀布迪亚以来，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目标。然而他们却杀死了四个阿拉伯走卒和一个荷兰女人其间失去了卡尔和罗伯特。在反恐战争中，两个高级特工没有换来任何军事上的收获。这是失败。被别人打败了。怎么看这个问题都是这样。
　　更糟糕的是，他们现在的行动是在无视命令下进行的。没有人授权他们这么干。绕着一座西班牙花园去杀阿拉伯人，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一样。
　　干法也跟恐怖分子们一样。
　　这番话是汉斯刚要从马德里郊区的北四路上下来时说的。“你知道，”他说，“我们的干法就跟恐怖组织头子一样。”
　　无论是阿弗纳，还是斯蒂夫都没有反驳他。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们陆续离开马德里，回到法兰克福。就像格拉如斯的枪杀事件一样，塔里法发生的事情任何报纸上都没有报道。他们也可能没看到西班牙和瑞士的新闻报道。但这起枪杀事件很可能被隐瞒起来了。如果能够避免的话，这些恐怖分子当然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因此，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害怕被发现。几天之后从他们离开西班牙的那一刻算起阿弗纳及其伙伴们就根本不担心这个了。
　　他们担心的是别的。很难言传。“失败”或者“丢面子”还不足以表达其意。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愧疚”，甚至不是一种无聊的感觉。
　　他们感觉受了命运的捉弄。跟所有当兵的人一样，他们也心存某种迷信。而且，他们还有一种屈辱之感，以前对他们有利的一些东西现在都背叛了他们：成功，女人，获胜的运气以及战争中的运气。这些东西带给他们伤痛和羞辱，让他们突然对所有的价值观念和信念产生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