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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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弗里姆没有逼他。所有的特工都喜欢保守自己线人的秘密。部分原因是因为安全，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联络人就意味着有几分地位。这样可以保证一个特工不能被电脑代替。
　　七十二小时之后，伊弗里姆再次与阿弗纳拥抱，然后让他离开了公寓。
　　阿弗纳见过其他一些被看作英雄的特工，也见过一些享有很高声誉的特工，还见过一些大家都很敬畏的英雄，尽管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干过什么。现在，很显然，他自己也成了这样一个英雄。他可以从那次汇报之后每次到总部解决一些重要的行政事务时，人们在他的背上拍打的情形看出来。他到各个办公室递交这次任务中使用过的支票簿、证件、保险箱的钥匙和随身用具时，那些他几乎不认识的人都不停地使劲跟他握手。阿弗纳把几个账号和身上剩下的几千块业务费交给那个加里西亚人的祖宗时，他咕咕哝哝地赞扬了他一通。在一次汇报会上，就连那个新上任的老板，伊兹查科·霍菲都跟他握了手，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然而，正如阿弗纳后来对他父亲所说，这一次没有人提议开车载他去见总理。
　　退休的父亲一定听到了风声，虽然他对细节并不清楚。“我听说你干得很漂亮。”当阿弗纳走进花园时他说。“我听见他们认为你是个宠儿。”
　　“是的，”阿弗纳回答道。“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他父亲突然抬起头来。“你不这样认为吗？”他问道。
　　阿弗纳摇摇头。“我不知道。”他回答道。
　　“没关系。”他父亲停了一会，说。“别担心你怎么想，别担心你的所作所为。今天你成功了，那就享受他们给你的荣誉。立刻享受。今天他们是愿意给你的。
　　“明天，就忘了吧。明天你什么也不是。”
　　“我不想要他们给我的东西，”阿弗纳回答道。“他们什么也给不了我。”
　　他父亲在椅子上坐直身体，“听我说，”他说。“你以前没听我的，但现在请听我的。虽然情况比较糟糕，但你很走运。今天你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但这是你惟一一次机会。只在今天才有这个机会。明天他们就把红宝石锁起来了。他们甚至不会来向你打一声招呼。你坐在这里等电话，可是这个电话永远不会来。”
　　“但如果我不想要他们的红宝石呢？”阿弗纳问道。“如果我对他们的电话不感兴趣呢？”
　　他的父亲看着他，长叹了一口气，似乎突然兴趣索然。“你不明白，”他说，与其说是对阿弗纳，还不如说是对他自己。“你要像别人一样，必须亲身经历之后才能明白。但那时就太迟了。”
　　虽然他的父亲没再说什么，但阿弗纳认为他能想象得出他一直痛苦不堪的原因。他后来的妻子威尔玛一年前去世了。她是在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去世的。据阿弗纳父亲说，在他当间谍被关进大牢时，她就开始感到身体不适了。但是，她不是以色列人她甚至不是犹太人所以没资格享受医疗保险，接受免费治疗。他的父亲不得不为她支付医疗费。很显然，医疗费非常昂贵，花去了他的报酬的绝大部分。这笔报酬是他完成了那次著名的任务后得到的。尽管父亲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仍然不愿意拿出一分钱。
　　阿弗纳不是从他父亲那里得知这些的。跟往常一样，除了那些含含糊糊、痛苦辛酸和一般性的评论之外，他什么也没告诉阿弗纳。是阿弗纳见到他的母亲后，母亲告诉他的。她去参加了威尔玛的葬礼。除了父亲和一些集体农场的农民之外，她是威尔玛下葬时惟一在场的人。阿弗纳想，这不仅仅是个讽刺，而且还很古怪。
　　母亲理解父亲对“他们”的怨气，但想法跟他不同。在这个四周被围的小国里，每个人都在冒险。许多家庭在战争中也失去了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如果你必须对每个做出牺牲的人给予特别认可的话，那么你对其他男人和女人也必须这样。“普通”工作和“特别”工作的区别是什么？开坦克跟当特工同样容易牺牲，甚至更为容易。如果每个人都例外，那这个国家就要崩溃了。“你是以色列人，你尽你的义务。”阿弗纳的母亲说。“你别指望回报。犹太人有了一个国家，这就是对你的回报。”
　　“威尔玛不是以色列人。”阿弗纳说。
　　“她做了她必须做的事情。”母亲冷淡地说。“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情。你以为很容易吗？我得到了什么回报？听着，我也没要什么回报。”
　　“母亲，你是个圣人。”阿弗纳同情地说。
　　“你什么意思，圣人？你说的什么话？仅仅因为我跟你父亲意见不一致就是圣人？”
　　“父亲当然不是圣人。”阿弗纳说。“他惟一的毛病就在这里。而你是圣人，你惟一的毛病也在这里。”
　　然而，对他母亲无礼也无济于事。事实是，在他的思想里，阿弗纳仍然认为，他的母亲是对的。她的标准是正确的。阿弗纳或者他的父亲没有达到这些标准不是母亲的错。
　　或者，推而广之，不是以色列人的错。
　　5月末，阿弗纳回到纽约。那时他在思想上已经作出了决定，但在上次简短的会议上，他什么也没对伊弗里姆说。那次会议离阿弗纳的航班起飞只有几个小时。“离开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伊弗里姆对他说。“你回来后我们再谈下一次任务。”
　　“好吧，”阿弗纳含含糊糊地回答。“我们谈一谈。”
　　实际上，他想谈话的那个人不是伊弗里姆，而是肖莎娜。他回到纽约的第一个晚上确实跟她谈过。“你在美国住了两年了，”阿弗纳对她说。“你喜欢这里吗？”
　　“喜欢，”肖莎娜说。“我喜欢这里。”
　　“你想家吗？”
　　“想，”肖莎娜回答道。“你不想吗？”
　　“我既想又不想，”阿弗纳说。“但我再也不想住在以色列了。我希望我们也许可以住在美国。你觉得呢？”
　　“你的意思是，移民？永远住在这里？”
　　“是的，”阿弗纳回答道。“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一种罪恶感向他袭来，肖莎娜一定也是这样。他们两个人都是以色列人，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他们移民，跟瑞典人或者意大利人移民还不一样。换一个国家，放弃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而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而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决定就更为重大。它不仅仅是向另外一面国旗致敬，说另外一种语言，或者向另外一群官僚纳税。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回到了散居状态，意味着抛弃了犹太人的家园，背弃了成千上万死去的犹太人的信念。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每天仍然面临着死亡。这就意味着在敌人面前逃之夭夭。
　　然而，到1975年5月末，阿弗纳已下定决心移民。
　　这时只有肖莎娜才能使他改变主意。
　　“就是说，我们不再是以色列人了？”她问。
　　“不是，”阿弗纳摇摇头。“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怎么可能不再是以色列人？如果有战争之类的，我会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相信我。”
　　肖莎娜耸耸肩。“我知道，”她说。“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谈的是别的东西。”
　　她是对的。阿弗纳知道她是对的。如果爆发战争，很多人会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还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移民确实还意味着别的东西，跟紧急情况下一个人会不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无关。
　　“我知道，”他对她说。“我就是不想回那里居住。我说不清原因。它与国家或者……理念之类的没关系。”
　　肖莎娜看着他。“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她问道。
　　“也许。”
　　“我不是要问你一些问题，”肖莎娜说。“但是如果我们要决定的话，我们现在就决定吧。”她看着在摇篮里熟睡的女儿。“在葛拉上幼儿园之前就决定好。我不希望她在两个地方长大。至少应该让她要么住在这里，要么回去。”
　　正是肖莎娜这句话让阿弗纳意识到，让她作出这个决定有多难。
　　“我们不一定住在这里，”他对她说。“我说的是真话。如果你希望我们回去的话，我们就回去。”
　　“不，”肖莎娜说。“我觉得留在这里比较好。”
　　真正作出决定的时候是阿弗纳从特拉维夫回来的那天晚上，尽管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阿弗纳还没有把不想干的想法告诉官方。至少没有去移民局，或者给伊弗里姆写辞职信。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好辞的了，两年半以前就辞了。
　　然而，他准备在布鲁克林租一套更大的公寓，两个月的定金都交了。为了给肖莎娜一个惊喜，他还买了一些非常时髦的斯堪的纳维亚家具。他知道她一直非常想在客厅里放上这么一套家具。买下这套家具，他的钱也差不多用完了。
　　“我们怎么买得起这个东西？”阿弗纳带着她去商店里看他挑选的咖啡桌和沙发时，她这样问道，眼睛因为兴奋而睁得大大的。
　　“别担心，”阿弗纳回答道。“我们买得起。”
　　阿弗纳还没来得及搬进那套大公寓里，新家具还没有送来，伊弗里姆的电话就来了。“假期怎么样？”伊弗里姆用希伯来语问道。阿弗纳立即听出了他的声音。
　　“你在哪里给我打电话的？”他问道。
　　“我在纽约，”伊弗里姆说。“我想跟你见个面。”
　　“当然可以。”阿弗纳回答道。“你为什么不来我这里？”
　　“不，不，”伊弗里姆说。“我不想去你府上打扰你。你为什么不来酒店？”
　　他们说好第二天早上在酒店大堂见面，这样阿弗纳就不用问伊弗里姆他这次用的是什么名字了。虽然肖莎娜的电话不可能被录音，伊弗里姆毫无疑问是从公用电话亭里打的，时刻警惕已成为他的习惯。
　　“很高兴见到你，”第二天，他们坐在酒店里那间狭小褪色的房间里，伊弗里姆这样说。“你看起来休息好了。哦还有一个活我们想让你去干。”
　　他并不感到吃惊。阿弗纳头一天想了一个晚上，最后得出结论，伊弗里姆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才想跟他在纽约谈一谈的。
　　怎么回答，他也预先打好了主意。他还没有做好立即就干的准备。事实上，他在找借口。
　　“这是个什么活？”他问道。“跟以前那个一样吗？”
　　“不一样，”伊弗里姆说。“跟那个完全不同。”他那个让人发疯的习惯仍然没有改变。阿弗纳从第一次见他起就记住了这个习惯。他把一张餐巾纸举到脸上，阿弗纳以为他要擤鼻子，结果却什么也没干。“完全不同。首先，在不同的大陆。南美。”
　　阿弗纳一言不发。
　　“惟一相同的是，”伊弗里姆继续说，“你不能带家属。就这个。但我们会安排你，呃，两三个星期回一次家，或者每七个月回一次家，或者一年回一次家。”
　　“不行。”阿弗纳说。他说“不行”的口气非常平淡。
　　伊弗里姆抬起头来，显然很吃惊。他甚至半心半意地笑了起来。“那好，”他说。“也许你想考虑一下。”
　　“没什么好考虑的。我不想干。”
　　伊弗里姆沉默了几秒钟。他把手放在阿弗纳的肩膀上。“瞧瞧，我们是朋友，”他说。“你怎么了？”
　　阿弗纳没想到自己的口气那么严厉，也许因为他有些为自己感到耻辱。他在干什么？怪不得伊弗里姆那么吃惊：一个以色列突击队员拒绝执行任务，这是不寻常的。“好吧，因为我们是朋友，”他回答道。“所以我才告诉你。我们的家庭关系无法再忍受那样一次旅行，而且……呃，我对它再也没有兴趣了。”
　　伊弗里姆把手臂放下来，走到窗前。他站在那里，看着窗外。几秒钟之后，他转过身来，面对阿弗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他说，“我真的很遗憾听到答案是否定的……”他停下来，换了一副口气。“喂，也许是我的错。我太快给你打电话了。你还需要一些时间考虑。”
　　“我不需要时间。”阿弗纳回答道。“我很高兴你给我打电话，这样我才能告诉你我不想干了。好吗？对不起。”
　　伊弗里姆又坐下来。“我明白，”他轻轻地说。“也许你以为我不明白，但我明白。相信我。”他用真正同情的口吻说。这就更糟了。阿弗纳以为这种口吻的意思是：我明白你经历了这场战斗之后感到很累。我明白你很紧张。我明白你缺乏长期进行下去的能力。这不是讽刺，也不是质疑，但这种说话的方式就像医生跟病人说话一样，一个晚期病人。虽然这不是他的错，但是医生也无能为力。这一刻是阿弗纳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候。就如同卡尔所说，在十秒钟之内就从英雄变成了狗熊。
　　伊弗里姆接下来说的一件事更为糟糕，尤其是以虚情假意的口吻说出来的时候。
　　“听着，别担心，”他说。“别这么郁闷。没事的。我们要让你和你的家人回到以色列。在以色列，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这些工作同样重要。”
　　“我不想回以色列。”阿弗纳说。
　　伊弗里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我想在纽约待一段时间。”阿弗纳慢悠悠地重复道。
　　“你是什么意思？”伊弗里姆问道，“你不能这样。”
　　“我不能这样是什么意思？”阿弗纳说，抬起目光，看着他的顶头上司。“我想待在纽约。”
　　“但你没法待在纽约，”伊弗里姆说，一副对小孩子说话的口吻。“你没有证件，没有工作，什么也没有。你在这里能干什么？”他展开双手，在空中挥舞着餐巾纸。“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在说留在这里。”阿弗纳通情达理地说。“虽然我还不知道在这里能干什么，但我并不担心。我想跟家人待在一起，就这么回事。别的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伊弗里姆耸耸肩，表情痛苦。“那好吧，”他说。“也许我来的不是时候。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至少，我希望不明白你说了些什么。你是在告诉我你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