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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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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个“Nobody”，借助互联网与执著的“扒粪”精神以及可贵的运气，成了今天的媒体界的“Somebody”。《德拉吉杰作》出版后，很快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主流媒体纷纷予以评介。此时他依然坚持：“我没有学习过任何新闻学。一切不过是欺骗而已。”
从个人角度来讲，他的确具有标志意义。有人将之比作“猫王”，因为当艾尔维斯·普莱斯利扭着屁股出场时，50年代的成年人的确对此不屑一顾。或者，他更接近一点拉里·弗林特，这位色情出版业大王，背负着大部分人的指责，却被一位法学教授赞誉为“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美国人言论自由的范围”。更极端的人，将之视作当代的汤姆·潘恩。这位美国的奠基人之一在写作《常识》之前，是一位饱受辱骂的异教徒。当然，德拉吉更愿意说自己是鲍勃·伍得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水门事件的揭露者），但是鲍勃·伍得沃德却公开斥责德拉吉对新闻业的玷污。不管怎么说，麦特·德拉吉注定成为一个反抗传统、挑战权威的符号式人物。在一团混乱中，德拉吉让自己成为像猫王的摇摆、安迪·沃霍尔的坎贝尔汤罐与斯蒂夫·乔布斯的苹果电脑一样永久的历史符号。
到这里，德拉吉的浪潮也该平息了，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如何清晰地面对新闻业的责任。在技术的冲击、公众的低级趣味对媒体的影响愈加明显的今天，新闻从业者显然不能说，我只提供不顾真假的事实，让公众自己去分析。因为新闻业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扒粪”的工作，它肩负着从某种程度来讲更重要的使命。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讲道，由于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极为复杂，社会愈来愈功能化，新闻记者成了联结广泛的外部世界与个人之间的唯一纽带。所以新闻记者必须时刻保持清晰的头脑与自我反思和学习的能力，在现实的报道中引入客观而崇高的情感。甚至由于报刊已经成了大众主要的精神生活，所以新闻记者必须成为联结高级文化与普通群众之间的纽带，将人类文明中最精髓的东西通过报刊传达给公众。
我们的麦特·德拉吉先生当然会嘲笑这种典型的“精英主义理想”。我们当然要和德拉吉先生一样奋起反抗媒体集团由于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而出卖新闻业的独立精神，但是我们更应该清楚，我们所凭借的手段绝不是“绯闻与道听途说”。
两个世界之间
对于奥地利书商多伊蒂克来说，那个叫西格蒙·弗洛伊德的心理医生与新世纪光芒没能带来好运气。早在1899年11月，他就把这本叫《梦的解析》的书足足印了600本，并打上了1900年印刷的字样。可是，新年到了，这本书只卖出123本，而评论界对此几乎不屑评论。
而对于法国人亨利·柏格森来讲，1900年是他辉煌生命的开端。这个41岁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在这一年参加了第一次国际哲学大会，这一年他还出版了《笑：论滑稽的意义》。整个欧洲马上就要被这个热情洋溢的人所倡导的“自由意志”、“直觉与冲动”所征服。
而德国人弗里德里希·尼采同样幸运，他终于有机会摆脱已经11年的精神癫狂状态，在这一年的夏天，这个满身疾病的超人在魏玛去世。他可能不知道，他留下的格言式的著作会给20世纪的人类心理结构带来怎样的战栗。
这一年，极度厌弃工业精神的英国人文主义者罗斯金也离去了，而深受罗斯金影响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终于开始思考，他应该开始一项伟大的事业，尽管他只是模糊感到他可能要依靠回忆来完成工作，而这次回忆将是史无前例与艰苦卓绝的。
时间从来就不是一种偶然，在一串看似零乱的名字背后，我们发现了某种无法割裂的联系。弗洛伊德让人类意识到，除了外部世界，我们的内心还蕴藏着另一个更为丰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科学的规则与定律，它被一种偶然所控制着。而尼采则是一位完全的反理性主义者，他渴望为人的血液中注入酒神精神，来战胜理性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苍白。柏格森则更为直白，我们应该服从生命的冲动，它比理性的思考更符合人的意志。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整个欧洲被一种理性主义主宰，乐观的科学信仰者相信，凭借人的智慧，人类可以征服一切。但这种理性与人类内心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工业化带来的越来越细致的分工，整个社会越来越强的组织性，让人柔弱的心灵感受到某种压抑，人活得越来越像具机器而非一个生命。
人类的先知几乎在同一时间揭示了这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向。他们从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各个角度，传达了同样的观点：人不是可以机械化处理的机器，他的生命尊严来源于他的非理性的情感；而世界也不是可以依靠科学定律来简单描绘的，它是断裂的、无连续的和经常绝望的，而非完整的理性的秩序的与令人乐观的；我们隐藏于内心世界的欲望比外在的世界更难以征服……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顺从我们内心的冲动与意志，反抗外在的枷锁。不管是崇拜本能的弗洛伊德化文学，还是艺术世界的达达主义，或者是大行其道的意识流，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弥漫于20世纪最初岁月的非理性崇拜，充满了悲壮意识。人类必须要为自己而战斗，我们要勇敢地承认自己被文明的外皮所包裹的内心里蕴藏的欲望，我们也要抗争个人在庞大的机器与社会面前表现出的卑微。弗洛伊德在《kanshuba。org：看书吧明及其不满》中讲得再明确不过了：“我们所谓的文明充满着这样多的苦难和不幸，其本身就应该受到谴责，我们如果将它全部抛弃，回复到原始状态，我们会更加幸福。”
我们就是抱着这样迷惘的心态被拖入20世纪的。一方面，我们的信仰世界崩溃了，尼采已经宣判了上帝的死亡；另一方面，科学显然无法成为我们新的宗教，同时我们已经体验到技术对我们生活的潜在压抑。活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人可能正经历着马修·阿诺德的判断：“一个世界已经死去，而另一个还没有生成。”
但随后的历史，或许令柏格森与尼采更加悲观，在越来越复杂与细化的技术世界面前，人的生命本能表现出了极度的萎缩。这一个世纪是人的特性不断遭受蚕食的世纪。所以，50年代的存在主义会说，我们都是“非理性的人”，因为我们不能被逻辑结构所肢解，我们所蕴涵的情感是无法被量化的；所以，马尔库塞会不遗余力地批判工业社会对人的丰富性的摧残，“我们快变成单向度的人了”；所以福柯会利用对性、疯癫的研究来对抗科技对人的压抑，因为一切理性与疯狂之间本来没有界限……他们都是本世界初反理性主义大师们的延续。
但这一切呐喊与置疑不管声音如何尖锐都不断地被更先进的技术所淹没。尽管我们已经熟练地把弗洛伊德庸俗化，用尼采的格言来装点我们的思想，而意识流的大师们乔伊斯、普鲁斯特早已成为不朽……但是，我们尴尬地发现，他们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推崇却没有得到延续，我们被异化得逐渐忘掉自己本来的模样。
像19世纪初一样，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再次把我们包围。在这个新世纪的门口，我们遇到了比尼采、柏格森更尴尬的状态。他们倡导的是人的生命中意志的作用，人的创造性。他们希望借此战胜上帝的缺席与人的精神的消沉。而今天呢，面对早已泛滥的技术革命，我们却陷入了某种乐观。1917年，德国人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写道：“技术正在成为我们新的圣父圣子，我们渴望得到它们的拯救。”今天，这句预言成为部分现实。网络科技与生物技术正在让我们陷入一片狂喜之中，我们说，我们正在迎接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所以，我们也忘记了人的准则是什么。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上帝的日子，而技术对我们的渗透已经让我们足够麻木了。今天，重要的不是在这里探讨什么人的非理性成分，或者那些软弱的情感，而是实实在在的NASDAQ指数，它的每一点攀升都意味着更多的财富，人的精神在这些财富面前几乎不值一文。
美国的塞拉扬公司宣布人体基因已经基本破译完成。宣布这条新闻的当天，生物科技在世界各交易市场急速攀升。因为这样技术意味着可以重组生命，这过程蕴涵着怎样的财富。而MIT的科学家们，也正不知疲倦地在试验人与机器之间互换的可能。尽管互联网世界的geek们宣称乔伊斯是他们的鼻祖，因为《尤利西斯》是超文本文件的典范。但是，他们忘记说，意识流追求的是对人的记忆的展开与延伸，而互联网则是将记忆扁平化，尽量压缩情感丰富的可能……
同样是世纪的交接，没有哪位人文学者站出来为人的逐渐萎缩的精神世界代言。倒是科学天才比尔·乔伊（Bill Joy）在新技术杂志《连线》上撰文道：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死胡同，各种技术正在把人类逼向死亡。在短暂的轰动之后，人们遗忘了这种警告。此时，回望一个世纪前的喧嚣让人感慨。或许，马修·阿诺德所说的过渡时期正在结束，我们已经适应了遗忘内心世界的生活。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上个世纪写道：“在1910年12月左右，人的本性改变了……”现在，这种变革可能更加深刻和令人绝望，可是没有人表示悲观。
燕园的记忆
我的师兄梁遇春
阳光打在我床上，睁开经过充足睡眠而兴奋的双眼透过北京污染严重的空气，我看到了淡蓝的天空。多美妙的早晨，但是我不愿意起床，大四了，我要让自己习惯赖床，尽管课已经开始，那个满头黑发的教授已经带领我的同学穿越爱因斯坦扭曲的时空观，去体会相对论的玄妙了。
懒洋洋地斜靠在床头，翻开《梁遇春散文》，我想我被拽回到20年代的老北大，我看到一副瘦弱身材、满脸懒散的年轻人。他把赖床变成了艺术，他认为以他十几年学习的经验来看，最大的益处就是“迟起”，因为“唯我独尊地躺着，东倒西倾的小房立刻变成了一座快乐的皇宫”。他不遗余力地实践着该艺术，即使毫无睡意，也要坚持在床上胡思乱想。他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列举了迟起对于人生帮助的若干理由，这些理由对于现在的我具有如此的说服力，以致不得不压抑住上课的心，继续无所事事地躺着。
只活到27岁的梁遇春一点也不像流星划过天空，他的光芒不刺眼，而是舒缓柔和极其惹人亲近的。躺在床上，我似乎看见穿着长袍的梁遇春在沙滩上缓慢地踱着方步，一脸快乐的流浪汉的闲情。他推开一间教室的大门，在鸦雀无声中，背着教授的白眼和同学的惊异，溜达到最后一排，翻开《伊利亚随笔》，有一搭没一搭地扫着。
林语堂曾经说老北大的风格类似牛津式的散漫，在这种宽松自由中，学生的创造力与个性得到充分的舒展。梁遇春可能正是这种精神不遗余力的实行者。闲散从来都是智慧的温床，法国谚语说“闲暇生艺术”，或许法国的艺术的确是在那些遍撒街头的咖啡馆孕育出来的。汪曾祺在回答问题“为什么西南联大在八年内培养的人才比建国后几十年的都多”时的答案是“自由”。他那时在大学里的生活是：白天大睡，晚上去泡图书馆，率性自我。因为远离明确而功利的目标，他们放纵自己的心灵四处游荡。
多年后，我行走在已经变得匆忙不堪的校园里，目睹两旁的人去努力争夺他们或许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时，我无法不想念那个小伙子。20年代的人喜欢说“我的朋友胡适之”，90年代的我，却总是想说“我的师兄梁遇春”。在一片TOEFL的书海中，手持一卷《梁遇春》有着莫大的快乐。
这个不用功的师兄，好读书却不求甚解，他坚信读书和写作都是为人生服务的，生命本身高于一切。于是，他让自己的生命恣意生长，让自己的性情尽兴发展。所以，为了更多地享受生活中的阳光，他放弃了对于具体成就的追逐。拥有天赋之才的他，只留下了薄薄的小册子，这肯定要被斥责为“懒到家了”。
我不喜欢那位“为了某种自己都不明所以的事业”而存在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觉得人的生命是为了多年后的回忆不至于惭愧而存在的。这种想法伤害的其实是生命本身，生命原本是件单纯的东西，我们活着，快乐着，欣赏着这世界，这就足够了，而无须某种外表的物化实在的成功来证明。正如我的那位七十年前的师兄，他赖在阳光明媚的床上，他逃课，他无所事事地读书，然后，在情感出现时，通过笔端释放成文字……
傍晚的阳光
很多年后，我都会记得1996年初夏时的夕阳。它成30度角无力地穿过北大四院的一间门牌号为103房间的糊着破旧报纸的窗户。我坐在那疲软的阳光下，听着对面孔庆东很少间断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涉及政治、文学或许还有生命本身。内容我几乎已经忘记了，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他谈话时激昂的语气不会消退的气势。
那时候，我常常激动，常常伴随着他的愤慨一起愤慨。那时候我大一，我一直怀疑，如果没有那个夏天，我会成为另一个我。也是那个夏天，孔庆东用他的特有的言谈方式有些粗暴地灌输给我他认为的“北大精神”，甚至还有他的“北大沙文主义”。他常常用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情绪给我讲述他眼中的现实，并且对于我心中曾有的某些崇高的东西进行无情地嘲弄，我也是从那段时间里，才对我的生活环境，乃至我习以为常的历史，产生了另一种理解。对于一颗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的心灵来讲，那种震颤是惊人的。我常因为听了他的某种惊人言论而胡思乱想一个晚上。后来我迷恋于《往事与随想》里的赫尔岑少年时的经历，因为同样是稚嫩的心灵遭受颠覆性变化的情景。
理想主义与趣味性是他在那年给我最大的影响。他那时候喜欢开玩笑说：“在北大里扔下一颗炸弹，中国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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