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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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船到饶河。从延安出发时无任何证件，到鲁南后有了，巴掌大张纸，盖个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印章，缝在左边衣领里。饶河是边境地区，又有抗联活动，对旅客搜查特别严，王鹏下船前把这唯一的身份证毁掉了。

没有任何老人、资料提及还有像王鹏这样的人，曾到过别的军。就是说，从延安派出来的11个交通员，只王鹏1人完成了任务。

关内一路，王鹏基本是由地方党和八路军“保驾护航”过来的，这样安全系数大，却身不由己，耽搁时间。按照地下工作经验，11个人不可能同时出发，走同一条线路。漫长的战线、敌占区，会有多少艰难险阻？就算他们都安全地出关了，回到了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还能找到自己的老部队吗？比如去1军的李义广，还有去8军、9军、10军、11军的，那不是比登天还难吗？

从饶河过界，与驻海参崴有关部门联系，来回半个月够了。算上过界后被拘留、审查，再去莫斯科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就两个来月。而王鹏从延安到饶河，用时一年出头。别说内容，就算形式，这种联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对于东北抗联来说，延安实在是太遥远了。

有人说算上陈秀明，魏拯民先后派两个人带着文件过界去苏联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有人说是派出去4个人。据说只有一个人到了苏联。

没有疑问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在给中央写报告，并让他的警卫员好好保管，不可遗失。

因我的心脏病发作不能多写。

这是《魏拯民给周保中并转五军党委、吉东省委的信》中，写于篇末“此致军安”后面的一句话，然后是“魏拯民书一九三六、十二、二十七日”。接着，好像是休息了一会儿，觉得好点儿了，又提笔写道“又及：敌人‘讨伐’策略有相当的转变”——写了140余字，说明敌人的策略有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当这个胃囊里也是树皮，不久人世，牺牲后又被敌人从墓里扒出来，割下头颅挂在桦甸县城头示众的病人，在密营里用快冻僵的手写着报告的时候，王明是不是在延安的什么地方跳舞呢？

最后的时刻

扒下榆树皮，或是松树皮，连撕带削地把紧贴树干的那层嫩皮弄下来，切巴切巴放进锅里，一会儿就咕嘟咕嘟翻滚起来。倘是一锅松树皮，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松节油味儿。

密营周围的树干，没皮的越来越多，白花花的与雪野融为一色。

这里是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西麓的二道河子密营，大山腹地，林海深处。1940年深秋第一场冬雪飘落时，魏拯民就被疾病击倒了，是用担架抬到这里来的。不到10个人，头几个月还有包米粒子吃。那煮的、炒的包米粒子，只能像金豆子样一个个往嘴里数，这树皮粥可就可着肚子随便造了。棒小伙子的胃都受不了，就别说魏拯民的老胃病了。不过，最终致他于死地的，还是心脏病。

他说，总觉得心头像有块石头，堵得慌。

童长荣二十七岁牺牲，比前任特委书记小两岁的魏拯民，这年是二十八岁，生命原本正如朝阳般光芒四射。他需要个有房子、有床、有饭吃的地方，治疗休养一段时间。而且他有机会去到这样一个地方。如果说陈秀明过界，是为军情所迫，清汤林子不便行动，那他可以等到青枝绿叶的季节。一春一夏，他一直拄根棍子，随军指挥作战。可在那样的季节，在那完全可能明白自己熬不过接下来的漫长冬季的时刻，顶着完全清楚可能会是什么后果的政治风险、压力，他下令让那些伤病残弱者过界去苏联了。

南满省委书记、1路军副总司令，弱不禁风而又顶天立地，温文尔雅而又强悍——那种强悍的温情、人道和人性。

在那个最后的大雪飘飘的季节，疾病缠身的魏拯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只要能拿起笔来，就回顾、总结南满省委和1路军的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

最后的时刻，官兵们围着他们钦敬的骨瘦如柴的副总司令，看他望着那支他早已拿不动的匣子枪和那些文件，意思是都交给你们了。

壮士魏拯民！

吃过松树皮粥的老人说，那东西吃上一回，再吃什么都是股松树油子味儿。

闻着就不想吃，那也得吃呀，饿呀。吃几口又不想吃了。

魏拯民就给大家讲故事。说是一年大旱，颗粒无收，老百姓都吃野菜、树皮。一个老头抓了个蛤蟆，这可是“好嚼裹儿”呀，就做了一锅野菜蛤蟆汤，一家人吃得这个香呀，有人说这肚子要撑两半了。那也没吃够呀，有人又去刮锅底那点儿剩汤，却看见那只蛤蟆蹲在锅台上，直冲他鼓眼睛呢。

再讲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1935年夏，魏拯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又住了几个月院后回来，先到宁安向县委传达七大会议精神，然后回东满。路过延吉县老头沟，被两个伪警察盯上了，盘查一阵，要把他带去警察署。

魏拯民说，我那包里好多七大文件，这要是去了警察署，一翻，不是全完了吗？我这身板能跑过他们吗？再给我一枪，那不也是个完吗？这么想着，就去兜里掏钱。总共就50块钱，心里寻思够不够呀，这辈子也没干过这事呀，就把那钱塞到个年纪大点儿的狗子手里，说俺个小穷教书的也没什么可孝敬的东西，这俩钱请两位长官喝壶酒吧。这心里寻思，要是不行，就抢枪。那枪要是拿在手里，抽冷一下子，兴许能抢下一支来。可这俩小子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枪都挎在身上，要抢还得替他们去枪套里掏枪，你说这事麻不麻烦？那也只能这么着了。哪知道这两个小子那才痛快呢，拿了钱，屁也没放，走了。

魏拯民说，他们走了，我也走吧。再一寻思，摸摸脑袋，这账不对劲呀？日本子悬赏，杨总司令的脑袋是1万元，我就50元哪？这不是太亏了吗？

大家哈哈大笑。后来打熊被熊咬死的警卫排长黄正海，当时说副总司令，什么时候咱们去找找这俩小子，让他们看看你是谁，吓出他屎来。

“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那是怎样地让他望眼欲穿？在“对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中，他希望派来会使用电台、炸药的技术人员，还“要求两架高射机关枪”。因为这次反“讨伐”，敌机太猖狂了，必须教训教训它。而在眼前饥寒交迫的现实中，这种从心里流出来的乐观、向上、团结、友爱，则无时不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一说是1941年1月20日，一说是同年3月8日，还说是农历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二道河子密营周围被扒去和没被扒去树皮的老林子，在北风中呼啸着。密营里，官兵们围趴在他们钦敬的首长逐渐冷去的遗体上，号啕大哭。

杨总司令的牺牲，是我们长白山区根据地人民和第一路军的无可补偿的损失。他为革命事业艰苦卓绝地奋斗了一生。他的全部生活是党的生活，他没有个人生活。我们一路军的全体干部战士不要忘记杨总司令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杀害的，这一笔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让敌人用血来偿还！同志们，革命的战士们！抬起头，挺起胸，握紧枪，为东北和全国人民报仇，为杨总司令报仇！

靖宇同志生前没有完成的事业要由我们来完成。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无愧于心地在靖宇同志墓前说：杨靖宇同志，我们在你之后，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我们庄严宣誓：为了祖国人民，为了杨总司令，我们第一路军全体战士，紧密团结，坚决继承杨靖宇的事业，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奋战，克服一切困难，一定把鬼子赶出去！

这是1940年3月15日，魏拯民在1路军官兵追悼杨靖宇大会上的讲话。

还用说什么吗？

第43章　“拼着我们白的骨头红的血”

“我不能不死”

傅天飞，别名傅世昌、傅崇礼，1911年生于吉林省双城县（今属黑龙江省），1927年初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商船学校。

位于松花江江桥北端东侧，挂着“商”字招牌的船校，是东北军“造就海军将校人才”的军官学校。校园环境、建筑、设施一流，学生吃穿用一律官费，而且是罕见的高标准。一年四季，学生轮换白、黄、黑三色军服，吃的是名牌“双合盛”高级面粉，用的钢笔是美国“派克”，教材是英国的。东北当局把这些未来的海军将校当成宝贝，精心呵护、培养，瞩目的当然是与黑土地别样色彩的蓝天样的海洋。

在清一色男性的船校，傅天飞堪称帅男，英俊潇洒，青春健朗。他的同学、著名作家舒群，形容他“仿佛一座历年虔心保存的石窟的精琢石雕，古刹的彩绘塑像，是明确无误的，完美无缺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学业，自以优异成绩考上船校后，始终名列前茅。有军籍、无军籍的教师都喜欢他，校长王时泽对他也青睐有加，认为他前途无量。

那种年代能读中学，光凭聪明、勤奋显然是不够的。不知他家境如何，而他看到沿街乞讨的人，经常是倾囊相助。一次在道外十六道街一家大烟馆门口，看到副对联“多抽点少抽点多少抽点，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横批“进来抽点”，他怒不可遏，上去就撕。

1930年秋，冯仲云来到船校，以教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自然不能不关注到傅天飞。学制三年半，即将毕业的英俊青年，如锦的前程正在朝他招手，他却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1933年上半年，作为团满洲省委巡视员，傅天飞两次去吉林、磐石、海龙巡视工作。同年秋，又随1军独立师南下辉发江。主持召开南满团员代表大会，在队伍内发展团员（年底达109炫），召集群众大会进行讲演，同时主编《炫民革命军报》和《反日青年报》，口才笔才皆得好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时许多人都以背诵几句导师语录为能，这个精力充沛的热血书生说的写的，都是普通士兵和百姓大众一听就懂的。

同年冬，傅天飞回团省委开会，在哈尔滨正阳街口“独一处”饭馆，巧遇老同学舒群。

以往唇红齿白的傅天飞，这一刻眼角甚至出现了皱纹，纹路里嵌着泥垢。一双大手黑黢黢的，裂开不少口子。进饭馆坐下，就从衣兜里摸出个烟口袋，用报纸卷好吸了一口，道：老同学，今儿个俺当客了。

太阳岛、水上俱乐部、中央电影院、极乐寺等等，哈尔滨那些好玩好看的去处，当年他们这些时代骄子，哪儿没去过？夏天在松花江游泳，冬天去溜冰场溜冰，在轻曼的音乐中吃比洛斯卡（炸包子），喝牛奶、布扎（饮料），畅谈人生、理想。这个要当航海家，那个要指挥舰队驶向大洋。回想当年，无论如何，舒群也难以把眼前的这个人，与那个西装革履，或白、黄、黑三色哔叽军装，白净的手指夹着老巴夺烟草公司的俄式长管“大白杆儿”的傅天飞，联系起来。

趁着傅天飞狼吞虎咽的工夫，舒群去门口的烟棚子，尽其所能买了10包“大白杆儿”。

吃喝得差不多了，舒群问他这一段的经历，自称“老傅”的傅天飞，拍拍肚子说：你要写什么大作呀？磐石游击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惊天动地，可歌可泣，全在这里。

两个人谈了一天一夜，舒群又把他介绍给萧军、萧红。后来萧军、萧红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素材基本都是傅天飞提供的。

之后，傅天飞先后到南满、珠河巡视。1934年重返南满，先后任桓仁特支书记、桓兴县委委员、1军1师4团政委、1师军需官、1师宣传部长兼南满省委秘书处编辑部主任，主编《中国报》（周刊）、《列宁旗》（季刊）和不定期的《东边道青年先锋》。

省委秘书处在桓仁县海拔800多米高的牛毛沟大西岔原始森林的一个山洞里。洞壁上吊盏油灯，油没了就点松树明子，石板、膝盖是桌子，墨水是用捣烂的蓟草挤出汁液自制的。洞里冬暖夏凉，潮湿阴暗，冷了，搓搓手，跺跺脚，或是到洞外伸展活动一下，同时也换换新鲜空气。累了困了，就在那树枝树叶床上眯一觉。

丛茂山老人说，俺见过那报纸，净是说抗联打日本子的事，识字的人给大家伙儿念。有一回还提到俺，说俺机关枪打得好。班长挺高兴，说6号同志上了报纸，大家伙儿要向6号学习，都使劲往报纸上上。俺还精心收起一张，寻思打走日本子，拿回去给家里人看。

安昌勋被俘叛变，根据他的口供，长岛工作班判断出省委秘书处的位置。1938年2月24日，敌人搜山，首先发现省委青年部长小刘，听到枪声，傅天飞和同志们立即转移，抱着扛着将文件和设备藏到石人砬子的山洞里。黑灯瞎火，几个人走散了，傅天飞和一个同志，翻山越岭到了柞木台。半夜时分在个农民家里吃饭，有汉奸告密，被八里甸伪警察逮捕，然后押送到普乐堡长岛工作班。长岛笑眯眯地请他坐下，又递上一杯酒。傅天飞接过来，喝了一口，冷不防全喷到了长岛脸上。

一阵暴打，安昌勋、胡国臣让长岛把傅天飞交给他们“劝导”。

又是“上级”、“领导”，还是磐石游击队时期的“老战友”，安昌勋、胡国臣，还有个叛徒陈凤官，3个人把嘴皮子都磨薄了，傅天飞不理睬。安昌勋把自己的“自供书”拿来，让傅天飞“参考”，傅天飞就拿笔写了起来。写完了，安昌勋一看，与自己的“自供书”一模一样，只是把“30人”写成“卅人”，“一五○人”变成了“150人”。

3月5日，长岛把傅天飞提到密探室，让傅天飞继续写“自供书”。这回傅天飞提笔就写，开篇即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是与日寇势不两立的党的政治、军事、宣传工作干部”，然后奋笔疾书：

日本人们！混蛋们！你们认为共产党员都怕死吗？你们认为中国的抗日战士都是可怜的人吗？你们的想法错了！

你们在这次革命的大风暴中，将失掉你们的那一条狗命！

人本来是不愿意死的，我被捕以后，曾想过再苟延残喘的活着，但事实证明了，革命与反革命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