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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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歌谣《苦日子过不了另打算》：

天上没雨地下旱，

苦日子过不了另打算，

白天还是庄稼汉，

黑夜背枪变抗联。

潘国权老人说，那时俺们干得最多的是给抗联弄给养，主要是粮食。那时穷人不缺粮，有钱大户也捐钱捐粮，咱们保护他们不让胡子绑票。再就是抓走狗、送情报，有时还拉（锯）电线杆子。一伙十来个人，天黑看不见人了，扛上老洋炮，带上锯，就走了。有放哨的，有拉的，两人一组，半袋烟工夫放倒一根，就够小鬼子忙活一阵子。送情报最急人了，有时晚一会儿就白跑了不说，更误了大事。刮风下雨，没膝大雪，连宿大夜地赶吧。抗联打了胜仗，咱也尽了点儿力，高兴啊。可一看人家手里那家什，就觉得自己矮半截子。那时俺们大都是老洋炮，有几杆快枪是抗联的“下剩”（剩余的），老掉牙了。

老人说，归屯后就难了，抗联不能常来常往了，俺们也活动不开了，日本子看得紧呀。俺奶奶、姑姑、妹妹和堡子里一些女人，假装上山采山菜、弄山货，把点粮食、干粮藏着掖着，给抗联送去。后来俺当了保甲兵，赶车去沟里送东西、拾柴火，这样能偷偷地多送些——这工夫抗联已经不大行了，要走了。

抗联的弹药主要靠缴获，还得买。有时在战场上就跟伪军交易，再是通过地方关系到敌占区去买。这活姜东魁干得最多。这是干不好就可能掉脑袋的事，这位小青沟乡政府主席在“回忆材料”中，却说得挺轻松。

我先后到铧尖子警察署袁印民、都督伙洛警察署长袁某、县街品字降队等处买过近百次子弹。事先联系好，他们把子弹弄到一个地方，我到那两手一换。手枪子弹每发一元，“水连珠”八角，“七九”四角，“三八”二角。每次少者二、三百发，多者四、五千发。有时把子弹卷在行李里背着，扛着锄头装成找活干的庄稼人。有时装在盐包里，还有布匹、鞋帽什么的，都是给抗联买的，赶车往回拉。有时装成个货郎，用货郎担子往回挑。碰到胡子没事，说是给红军买的，他们怕红军，不敢抢，碰上警察就麻烦了，这帮东西“勒大脖子”（勒索——笔者），就得花钱免灾。

从1935年春天起，老秃顶子山周围的仙人洞、高俭地、海青伙洛、川里，和尚帽子山周围的外三保、铺石河、大地、二道沟、三道沟，均为1师占据，成了有名的“红地盘”——当地人更习惯地称之为“中国地”。这种更具抗战特色的称谓，用笔者采访到的当年“中国地”的老人的话讲，是俺们这疙瘩是中国的地场，不是日本子弄出来的“满洲国”。

“中国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抗联和反日会、妇女会及地方农民武装可以公开活动，民主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受到群众拥护、支持。

同年夏，南满特委曾在金川县河里召开民众代表会议，成立了“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筹备委员会”，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在东边道一带的“中国地”内，建立了15个乡政府、56个区政府。

让我们了解一下窟窿榆树特区政府。

窟窿榆树位于桓仁、兴京、本溪、宽甸四县结合部，又分属伪奉天、安东两省，偏僻闭塞，是俗话中那种“三不管”的地方。这是个大村，辖大小十余个堡子，这沟几家，那沟几户，大山里有块比较平坦的甸子，就能聚拢几缕、十几缕炊烟，都是老实本分的庄户人家。

1934年夏的一天上午，杨靖宇率保安连从桓仁县翻越草帽顶山，出现在窟窿榆树时，正在山坡上铲二遍地的人们，第一反应是拔脚就跑。用当年老人的话讲，叫“抓山挠岗”（拼命往山上跑）。后来当了特区政府主席的张德山也不例外，浑汤林子里正与一个士兵撞个满怀。跑不了了，要命一条吧。杨靖宇过来了，让官兵们把枪都背起来，说别吓着老乡，坐地上和他唠起来。

张德山原名张锡祯，张德山是入党后的化名。这个庄稼院的全把势，这年三十岁，未读书，不识字，却是精明干练，讲义气，善交际，在乡间颇孚众望。

特区政府成立时，杨靖宇特意赶来祝贺，让号兵吹号欢庆，还亲自陪着7名政府成员吃了顿饭。

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外号“姜六子”的姜润川，是兴京县头号大地主，张德山就先拿他开刀。据说姜六子家有多少土地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政府派人逐村调查，决定凡在“中国地”租种姜六子地的佃户，收获粮食一半自己食用，另一半交特区政府。姜六子不干，就给他写信，要他遵守政府法令。1935年，仅此一项，就为抗联征收粮食180石。

在张德山领导下，窟窿榆树地区群众为抗联送军需、情报，养护伤员，先后有100多人参加抗联，60多人在抗战中牺牲，其中包括特区政府的3个成员，还有张德山的弟弟张锡鸿。

1947年土改运动中，有人挟私报复，将张德山打死。

“俺们的杨司令”

军长老杨——他的履历，中央知道的很清楚。他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不仅在南满首屈一指，在全东北也是最强的一个。

自他到南满以来，工作有很大成绩，始终毫不懈怠的努力。在队内、地方、党内、南满人民中，信仰威信均极好。自己一举一动，个人的行为，亦为全体所钦敬。在忠实于党及坚决执行党的决定这一点上，比特委书记更要强些。

在运用游击战术方面，一年来也有很大进步。这表现于：已经不至于作冒险的战争，对于保护干部上也已充分注意。开始自动的学会运用机动的战术。不硬攻实打，不死守旧区，南满各活动部队相当能互相呼应。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引用的当年原汁原味的史料，有些仅为一己之见。由于各人认识能力不同，加上环境限制，难得从容调研，也就难免有误。但是，上面摘自1936年7月26日《小洛关于南满情形的报告》的这些文字，不在此列。

在东边道采访，笔者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对杨靖宇的敬仰。有老人说，一些被1军收编的山林队，也一口一个“俺们的杨司令”。

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前后，对外宣传的重要话题之一，就是揭露国民党不抵抗的罪行，山林队都能接受。杨靖宇的河南口音，山林队的人听着不大习惯，反倒更让他们觉得亲近。张学良不抵抗，唐聚五等人抵抗一阵子也跑关里去了，这些坐地户把东北扔给日本子，也把他们扔了不管了。而杨靖宇这样的共产党大官，却抛家舍业从关里跑来打日本子，人家图的啥？就凭这一点，他们就信服杨司令，信服红军。

凉水河子战斗后，一次与敌遭遇，黑灯瞎火，杨靖宇带保安连5个人走散了。附近的“青林队”听说了，首领立即召集弟兄，说今儿个咱们豁出去这上半截，也得把杨司令接来，不能让他有个闪失。

1936年5月，伪满第1军管区司令官、外号“于大头”的于琛溦，发布告悬赏500元捉拿杨靖宇。在抚松县，敌人还用个假人头示众，说是“共匪司令杨靖宇”。又造谣说杨靖宇从苏联的海参崴领到78000块大洋，自己盖楼买地了。

独立师成立时就没有2团，2团是军部和后来的1路军总部的代号，有时又称营部、大队部，称杨靖宇为营长、大队长。从参军要有保人，到士兵编号、军部代号，1军的防奸保密工作应该是最好的，还是被敌人钻了进来。

旱葱岭伏击战后，部队转移到西河掌，杨靖宇命令参谋长高大山带五个警卫员，将教导3连缴械，不管是谁，胆敢反抗，立即枪毙。3连长正在剃头，高参谋长命令他整队集合，队伍刚站好，就被一支手提冲锋枪和4支匣子枪逼住了。1师3团一个连很快赶到，将这个连看押起来。

参加了全过程的王传圣，只是机械地执行命令，审讯后有人招供了，可把他吓了一跳。原来3连的教官和军部一个姓关的号兵，是敌人派进来的奸细，把3连长、1排长和军部的史号长等等，拉过去十多个人。他们已经密谋好了，准备这天晚上首先杀害杨靖宇，军部这边枪响为号，教导3连即以“抓叛徒”为名包围军部，得手后把队伍拉出去投降。

1938年春节前，军部、教导1团和2军的一个团，被日伪军包围在辑安县四方顶子上。打了一阵子，杨靖宇指着东北方向的敌人，告诉教导1团政委黄海峰：这边可能是双岔河的马营，你去打三枪，看看他们什么动静。

黄海峰去了，一会儿“吧——吧——吧”，三声枪响过后，对面山上以同样节奏回应了四枪——没错，是那个信“家礼教”的马营。

“家礼”即“在家礼”，老百姓称之为“家礼教”，是一种帮会组织，帮规小册子封面四个大字“义气千秋”，其成员遍布各地各行各业。伪军中当然也有。因其师祖姓潘，要了解某人是不是“家礼”人，就道“请问老大贵姓”，答曰“小的在家姓×，出门姓潘”，这就是了，彼此就以“左三老，右四少”的手势行见面礼。如被人欺侮、殴打，高呼“俺姓潘的不是好惹的”，围观者中有“家礼”人，就要挺身相助，无论彼此有多大仇恨，一旦明了是同帮之人，都不能伤了和气。战场上当然也不能自家人打自家人，只是难以按常规辨识，就鸣枪为号，叫“打三老四少枪”。

这个马营的营长是“在家礼”，部下也大多入教，这下子就冲天打朋友枪了。

歪脖子望山战斗，用歌“突破”敌围，四方顶子再用“家礼教”制止敌人围攻。

1939年“野副大讨伐”中，日寇曾利用“在家礼”在东边道和东满地区进行“宣抚”，之后在热河又如法炮制。像其他一些帮会一样，后来还是被日寇取缔了，那是能利用的都利用完了。

无论杨靖宇多忙，每天脑子里转动着多少大事，如果忽略了这类小事，就可能付出代价，甚至吃大亏。

杨靖宇还和一些山林队首领拜把子，认了不少房东大娘做“干妈”。拜把子就是结拜兄弟，一般人都明白，“认干妈”就得说道几句。这是种民间风俗，孩子金贵，怕夭折，从小给他（她）认个干妈，两个妈妈好养活。再就是像杨靖宇这种，老人非常喜欢你，就认做干儿（干女），结成一种非同一般的母子（母女）关系。特别是那种没有儿女的老人，更是视同己出。

据说，杨靖宇曾经犹豫过，特别是对前者，但他还是拜了、认了。

因为王明、康生认为这些都是封建的东西，共产党员怎么能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一些老人讲，山林队头头要跟杨司令拜把子，那是真心宾服（佩服）杨司令，要跟他打日本子。在这些人心目中，这是生死之交，是最高规格了。你不干，就是瞧不起他，就会跟你翻脸。那时那人讲究，八拜之交，不是闹着玩儿的。也有背叛的，那人就臭了。连磕头弟兄都能卖了，谁还敢答理这种人　？＇…＇杨司令认干妈，有的老太太可能觉得有这么个干儿长脸，就不会有人欺负他们家了。就算有这心思，日本子要想让她出卖杨司令，那是难上加难。实际上，那时用这些办法跟日本子斗心眼儿的人多了，算个什么事儿？

第11章　西征

1师首征

本溪县草河掌乡汤沟，是笔者家乡著名的旅游疗养地。这里是辽东大山里谁也数不清的沟沟岔岔中的一条，东西走向，北侧陡峭的山脚下是条清亮的河流。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仿佛一夜间，隔河沿岸矗起一幢幢色状各异的多层建筑，从沟口一路向沟里排列开去。中段河上拱起一座水泥桥，把游人接引到山下的“杨靖宇纪念馆”。桥下不远处，河边一块可容坐十几个人的大青石上，嵌着三个铜铸大字“将军石”。

决定1师西征的会议，就是在“将军石”上议定的。

1936年5月中旬，在梨树甸子将“大尾巴队”一个加强营几乎全歼后，杨靖宇率军部和1师来到汤沟。那时的汤沟，一条通往沟外的路，车道沟里长着车轱辘菜，只有几户人家，其中包括笔者的奶奶的娘家。一汪四季喷涌的天然温泉，引来些洗汤治病的人。如今这里每天车流不断，在那沿河楼里住一夜要几十上百元，甚至更多。当年来人就在那几户人家里住，南北大炕住不下就打地铺，没带吃食还管吃，大子饭、咸萝卜疙瘩随便造，有钱临走给两个，没钱再来还一样。抗联来了也一样。胡子来了就得弄点儿“好嚼裹儿”了，把人家惹翻了可受不了。

这应该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气，发情的野鸡在林子里咕咕鸣叫。刚打了大胜仗，官兵都很高兴，在热乎乎的有股硫黄味儿的温泉里搓洗着，嬉笑打闹着。然后，杨靖宇召集师以上干部，坐在那块大青石上，边晒太阳边开会，研究西征问题。

1934年3月，上海中央局领导被捕叛变，连同江苏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此前，满洲省委一直是与上海中央局联络，这下关系断了。同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与中央的关系就彻底断了，从此即由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问题是这种领导、联系时断时续，远离中苏边境的南满1军，更是鞭长难及。1936年1月满洲省委被撤销，这唯一的上级也没了，1军就像没娘的孩子般成了一支孤军。

其实，这时抗联各军的处境大同小异。只是1军距关内更近，这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红军联系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1军头上。

作为西征先锋，1师还有为后续部队开辟通道，到辽西、热河探路、打前站的任务，以便1军主力能够迅速地在长城内外开辟游击区、根据地。

由1师开始的悲壮的西征，总导演应该是在莫斯科的王明。

6月下旬，在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1师师长兼政委程斌、参谋长李敏焕率领下，西征部队从本溪县铺石河出发。兵力为师司令部20多人，保卫连70多人，少年营150多人，3团150多人，装备除个人所携长短枪外，有4挺机枪、1门平射炮和2具掷弹筒。大体的行军路线，是避开敌人兵力雄厚的奉天、鞍山一线，从辽阳、岫岩、营口等地迂回西进，过辽河，直插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