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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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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利害,并使他们认识到不能再这样杀下去了。

冯剑英被捕后叛变,县委和所属党组织被破坏,20多人被捕。南满省委在桓仁县牛毛沟的一个秘密据点,也被长岛工作班偷袭,许多文件落入敌手。接着,1军军需部长兼1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1军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安昌勋,相继被捕叛变了。

像安昌勋、胡国臣、冯剑英这样的叛徒,那脑子里有多少敌人迫不及待想要得到的东西啊?

一个大队,一个联队,其实就是出动一个旅团,在那东边道的大山里,也难以取得一个小曹长率领的小工作班的这种战果。

而长岛工作班“谋略讨伐”的最大战果,是策反了1军1师师长兼政委程斌。

程斌其人

程斌个头不高,瞅着清瘦,实际挺结实,肤色白,脸稍长,冷眼看像个书生。话语不多,有点儿尖声尖气,有人说是公鸭嗓子,却是果决,说一不二。

他1911年生于吉林省伊通县一地主家庭,中学毕业正赶上“九一八”事变,未能继续求学。邻县磐石革命、反日闹得红火,苦闷在家的程斌,一腔热血,参加反日会,年底入党。磐石游击队成立时为小队长,之后历任1军独立师政治保安连指导员,柳河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1师政治部主任、副师长、师长兼政委。

1935年5月,程斌率1师300多人,从宽甸天桥沟奔桓仁高俭地途中,消灭日军7人,俘伪军70人,缴获长短枪70多支。

6月,程斌指挥部分部队,在本溪县大青沟与敌激战,毙日军7人,伤1人,俘伪军70余人,缴获步枪70余支。

这都是他任师政治部主任时的事。

8月28日,韩浩牺牲,追悼会上,程斌被任命为师长。之后,伏击伪奉天骑兵教导团,几次痛打邵本良的“大尾巴队”,1师是战场主力,程斌自然参战。而他指挥的大小几十仗,其中有许多好仗,却难以拿出一个能够体现他的战术思想、风格的战例,比较详细地进行描述、分析。道理很简单,他后来成了叛徒,这方面的东西就难以留存下来。即便如“摩天岭大捷”,任何人都不难想见,那仗打不打、怎样打,只有他才能决断,却无从着笔。

从他投降后供述的游击战术〔“埋伏”、“伪装战法”、“逆袭”、“诱敌战斗法”、“反冲锋(反突击)”、“扰乱敌人”、“奇袭”——挺详细的7条〕看,是颇有心得的。

作为1军主力,1师两年多没有参谋长,由胡国臣兼任的政治部主任,其本质角色还是1军的军需部长,长期在地方为部队筹集粮弹补给。在近三年时间里,基本就是师长兼政委程斌拳打脚踢。这在1军及除去统战性质的联军的抗联各军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从中不难想到他的能力、分量,以及杨靖宇对他的信赖。

1师主要活动在桓仁、兴京、宽甸、本溪、凤城几县,所到之处发动群众,组织反日会,有的还建立了政权,使1师如鱼得水,兵强马壮。执行统战政策也好,当地大小山林队,都配合1师作战。

有老人说,程斌关心部下,挺有人情味。官兵中当地人越来越多,部队住到哪里,程斌会到各家看望,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地叫着,视家庭条件及本人表现、职务,给予20元、30元钱。既为救济,也是感谢子弟参军,抗日救国。

1936年7月26日,《小洛关于南满情形的报告》中说:

第一师长程司令——中国人,勇敢善战,有长足进步。他的历史我不很详知,可是知道一般同志对他批评均好,按我估计他各方面不在三军的刘海涛以下。对党忠实。

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投降叛变,而且成了抗联的死敌,一只穷凶极恶的疯狗。

1937年1月,长岛工作班跟踪1师主力来到本溪,驻在碱厂镇。收降了胡国臣、安昌勋后,两个人积极为长岛出谋划策。长岛将收降的抗联和山林队几十人,编为“长岛工作班别动大队”,由胡国臣为队长,随工作班一起活动,不断向1师官兵发出劝降信。

这时,南满省委瘫痪,各地党组织均遭破坏,1师与军部也失去联系,被“集团部落”挤压,只能在本溪县的和尚帽子大山里活动。山里修了警备道,日伪军事、谋略“讨伐”,不时发生战斗。程斌曾率队东进桓仁,试图找到在那里活动的几支游击队,并与军部取得联系。树叶开门,无遮无拦,敌人追击堵截,只得返回。

往返途中,敌人的传单很多,都是劝降的。有些是以叛徒的名义写的信,说只要放下武器归顺“满洲国”,就保障生命安全。有个“吴瘸子”,原是杨靖宇的警卫员,说他归顺后,披红花,赴宴喝酒,还帮他娶了媳妇,洞房花烛夜多么美好。有的说这支部队“归顺”了,那支部队“归顺”了,还说杨靖宇也“归顺”了,不但不杀他,还让他当了多大的官。

4月上旬,敌人觅得踪迹,调集千余兵力,从小市、赛马集、碱厂三个方向,直奔和尚帽子。小市方向的一路,让当地老百姓出探,老百姓进山就成了1师的探子。程斌问明敌情,再次表演他的军事技艺,将这一路敌人诱进大青沟,激战3小时,打死3个鬼子、5个伪军,给俘虏的40多伪军每人发5块钱,让他们回家。

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胜仗,也不可能改变1师孤军、困军的命运。应该说,程斌对此是非常清楚的,这时也是相当坚定的。证据之一,是3团团长侯俊山说这抗日没指望了,俺弟弟在奉天城做工,咱们降了去找他吧。程斌当即召集会议,决定将其处决。

这是6月中旬向东转移途中的事。这时节莺飞草长,抗联一年一度的好日子到了,乘机东进,理应视为寻找军部,坚持抗战,而不是到碱厂向长岛工作班投降——结果却正是这样。

眼看着对手扛过一个漫长的冬季,招降的难度自然是大了,长岛玉次郎这位“谋略”专家也抓耳挠腮了。这时,叛徒胡国臣、安昌勋又献一计,说程斌这人是个孝子,把他妈抓来,就能逼他就范。

6月29日,程斌率师部和保安连进至碱厂孙李沟时,被敌发现。长岛工作班和配属他的黑崎游击队,另有碱厂伪警察署的日伪警察,约200人,将其包围。

敌我兵力为3∶1,而保安连从人员到装备都是1师精锐,弹药也行。坚持到晚上,瞅准机会,猛打猛冲,冲出去钻进林子就没影了。对于程斌来说,这种仗并不陌生,也不难打。

敌人去伊通县逮捕了程斌的母亲,又到公主岭逮捕了程斌的哥哥,弄来碱厂。有人说程斌是几天前从传单中得知这一切的,有人说是29日被围当天知道的。无论如何,也无论程斌内心深处经历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今天已知的事实是,当他确认母亲落入敌手,他的抉择将决定母亲的命运时,他的思想就崩溃了。

长岛曾两次派程斌的哥哥程恩上山劝降。据说,第一次程斌嘴还挺硬,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让哥哥回去,别再说了。第二次程恩劈头就问:你到底是要反日,还是要妈?程斌这回挺痛快:要妈。

另一个与处决侯俊山截然相反的事实,是两次见哥哥之间,程斌招来3团政委李茨苏和保安连政委李向前,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你们看这事该怎么办。两位政委说这事搁谁身上也难受,那也只能是“忠”了。程斌乘其不备,拔枪打死李茨苏,李向前带伤跑走。

据说,下山路上,程斌大骂胡国臣,说你小子让日本子抓俺妈,把俺坑了、毁了,你不是人,缺八辈子德,不得好死。

张喜林,兴京县平顶山人,1937年冬参加1军,1940年初队伍溃散,下山投降。“文化大革命”中,开他的批斗会,问他是不是汉奸,他说是。又问是不是叛徒,他说是。

其实,投降后,伪警察署让他写个“悔过书”,他托人写了交上去了,就拉倒了。伪警察署没问他什么,问他也说不出什么。刚参军时是8号战士,下山投降时是4号。全连最多时50多人,最后就剩几个了,大都陆续牺牲了。而牺牲、没牺牲的,除了号和外号,顶多就知道个姓。要让他讲打鬼子的故事,那倒挺多。参军打鬼子前是个农民,写了“悔过书”后还是个农民,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个农民。

再问他为什么当了“汉奸”、“叛徒”,他说俺实在遭不起那份罪了。

他说,今天才下头场雪,还不到最冷的时候,今晚你们谁试试?不用进山里,就在这院子待到天亮,尝尝什么滋味?现在这人衬衣、裤衩什么的,俺那时就是空筒子棉衣、棉裤,有时有件大衣,也都烧得窟窿眼子的。那时那“天头”(天气)比现在冷啊,大雪没膝齐裆,林子里风像狼嚎似的,俺就这样扛了将近4个冬天。更不用说常常几天见不到粮食,啃树皮,扒雪窝子底下的山里红,饿得前腔贴后腔了。那时呀,不是死,就是降,“当间”(中间)的没有。俺不敢说俺有多少功劳,俺敢说俺不怕死。枪子打身上,眼睛一闭,那不就享福了吗?俺是实在遭不起那罪了,那实在不是人遭的罪呀!

许多抗联老人说,抽大烟的,游手好闲的,娇生惯养的,也不能说就是不行,反正够戗。刚反正的伪军,好吃好住当客待,一些人还是觉得苦得受不了。那时对知识分子有偏见,原因之一,是觉得他们不能吃苦。当抗联,抗到底,那可不是脑瓜一热就行的事。有的人能吃苦,打仗很勇敢,可打了这么多年,这日本子还这么强大,就觉得这抗战没个头了,悲观失望了,这种人也难抗到底。

有老人说,敌人投撒的宣传品中有春宫画,还把女人的小衣服挂在树上,挑逗、诱惑你。俺没结婚,连女人的手还没碰,不懂男女事。那时穷人外衣都不够穿,谁家女人还穿小衣服呀?有人明白,一说,俺吓一跳,心里寻思,这日本子怎么什么损招都使呀?那时冰天雪地露营,净弄些树皮什么的糊弄肚子,哪有心思寻思这种事呀?可有人寻思呀。寻思这事容易动摇,“乱婚”,怕受处分就跑。管钱的意志不坚定,拐钱跑了,通常是寻个地方迷起来过日子了。犯别的错误逃跑的,投敌叛变的就多了。

胡国臣和安昌勋就是贪生怕死了。

胡国臣和安昌勋是经过激烈抵抗后,负伤被俘的。冯剑英也是一样,而且上大挂,灌凉水,坐老虎凳,装在麻袋里摔,被施尽酷刑,坚不招供,堪称威武不屈的硬汉。鬼子就说冯先生是大大的英雄,皇军大大地佩服,以礼相待,给他和妻子具恩惠(柳河县委妇女部长,双脚冻伤后被捕)安排个很阔气的住处,好吃好喝,并给疗伤。伤好后,长岛又陪夫妇二人去沈阳“观光”,冯剑英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讲了。

提起叛徒想到“贪生怕死”,汉奸就是“卖国求荣”,大体没错,但这世界也是千种色彩、万般形状的。不排除有的汉奸就认为中国的统治者腐败无能,日本人能帮助中国富强,当然也不排除这种信念的破灭。冯剑英在酷刑下威武不屈,应该有种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崩溃也是变节的重要原因。投降、叛变的原因林林总总,后面还将写到,许多人是像张喜林那样实在遭不起那罪了。

程斌投降时,东北抗联正从春暖花开季节步入严冬。生于富人家,没吃过苦,可他抗战也快8个年头了。说他怕死?胡国臣等人“归顺”时,正值日寇对“归顺匪”杀与利用的分界点上。别看眼下蹦得挺欢,谁知道油水榨干后,那把骨头会不会被扔进狼狗圈里?

“海乐子”朱海乐举旗抗日时,为表明义无反顾,又担心日寇报复家人,竟然把妻子杀了,实在匪夷所思,恐怖至极。可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多少人已经作了可歌可泣的选择呀?

杨效康十九岁参军,已经有了儿子。木盂子伪警察署把他妻子和大舅哥抓起来,让岳父上山找他。在吊死鬼沟,他听见岳父喊他的名字,刚要答应,看见岳父后面的树棵子里有伪警察。敌人又让妻子抱着孩子上山找。杨效康把仅有的几元钱掏给妻子,又脱下身上的夹袄给她披上,说你能等俺就等俺,实在过不下去就再找户人家吧。

杨太和的妻子在山里找了几天,一双小脚都肿了,哭哭啼啼地劝他回家。杨太和强忍住泪,那话跟杨效康一般无二。

1934年8月4日,哈尔滨日本宪兵闯进赵尚志家,将父亲抓走。《滨江日报》首先报道了这个消息,接着《赵父告不孝子赵尚志及其弟兄书》,就被飞机大量撒到哈东游击区。看到“现在父身患重病,神志皆乱,命在旦夕”,赵尚志就给官兵讲古人“从其治命,不以乱命”的典故,说明和父亲早就料到可能有这一天,约定信中若有“乱命”二字,即是言不由衷,不可听信。又道:为国尽忠是俺爹的意愿,为国尽忠就是给爹尽孝了。

程斌则是为了母亲,什么都不要了。

再说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1933年秋,柳河县委在日伪“讨伐”中受到严重破坏,杨靖宇派磐石县委委员冯剑英来柳河任书记,重组县委。此人很有活动能力,第二年春天,党员发展到60余人,反日会员1000余人。1935年7月,通化中心县委被破坏,柳河县委升级为中心县委,隶属南满特委领导。

上级特委、下级县委及基层党组织、各级反日会,还有辖区内的抗联队伍和其他反日武装,一个中心县委书记知道的机密是太多了。

胡国臣、安昌勋等人被俘,南满省委被破坏,与冯剑英的叛变有直接关系。

前面写到汤原出个叛徒,中心县委即被破坏。那叛徒李元珍只是个普通团员,被捕的中心县委领导宁死不屈,坚不吐口,那线索就断了,敌人的下一步就没了路数。而冯剑英、胡国臣、安昌勋在东边道几县党和抗日武装中,则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组成了一条叛徒链。每个叛徒都掌管一方天地,上下左右、枝枝蔓蔓一个情报网。

再加上个程斌,军队和地方,全了。

6月29日,被程斌裹挟下山投降的是60人。程斌又派人上山通知1师其他部队投降,3团、6团又有部分人员下山。总计投降115人,携平射炮1门、机枪5挺、自动步枪2支、步枪82支、手枪72支、子弹6000余发。

师长兼政委而被称为司令,是因为游击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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