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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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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吴健雄11岁时听了胡適的演讲后，一直期望成为胡先生的学生。她听说胡適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消息后，决定入中国公学读书，成为胡適的学生。吴出国留学后，为了申请奖学金，还写信请胡適为她出具证明。她成为知名的物理学家后，无限深情地说：“是胡院长‘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教育和鼓舞了我！”
中国公学学生周楠成绩优秀，没有毕业时便准备出国留学，但当时他还没有取得毕业证。胡適很欣赏周，便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说介绍信在国外的证明效力不比文凭差。后来大使馆要求周楠提供经济担保人，周求胡適帮忙，胡適立即答应。他对周说：“许多外国人歧视我们中国人，索取保证书就是一例。所以你出国后一定要注意一言一行，日后为振兴中华做出应有的贡献。”
陈存仁与胡適见面，胡再三再四地告诉陈：“写文章一定要用白话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语，应该‘越白越好’。……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写深奥的古文，因为文章写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写作的意义。”这些话对陈存仁的影响很大。胡適还建议他写的字，要“越清楚越好”。陈从此遵从他的意见，开药方也从不写一个草字。
胡適鼓励梁实秋完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工作，梁对此十分感激，他回忆道：“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詈讽】
胡適回国时已暴得大名，故意气风发，春风得意。辜鸿铭却颇为瞧不起他，他说胡適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胡適到北大任教时，他的讲义就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哲学史大纲》（当时还未成书），一天上课，陈汉章拿着胡的讲义，笑不可仰，说：“只看这个讲义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知道胡某人不通。哲学史已经是哲学的大纲了，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
胡適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送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看后大怒：“胡適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適”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消了气道：“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即便如此，章对胡適的书还是有所肯定，并很罕见地用白话文给胡適回信，破天荒地使用了标点（全部为句号），指出了书中的不足之处。
胡適以“胡適之”为题在某大学演讲。他说：“鄙人于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国学大师章太炎大骂：‘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
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于是，胡適被人戏称为“半卷博士”。
邓之诚反对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的地方，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西南官话对学生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適，他是专门地胡说。”有人甚至戏言，说邓印行汪梅村的日记，正是因为日记里不止一处骂了安徽绩溪人。
一次，胡適在某宴会中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没有应声。黄又说：“就是胡適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適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大笑道：“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五四”以后，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適代理。对外时，蔡也常请胡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的守旧者们大为不满。林纾称胡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黄节对胡適的态度则是视而不见，迎面走过，昂首阔步，懒得搭理。有次课堂上，黄节谈起诗歌，不禁大发感慨，认为胡適《尝试集》尽为劣诗，其价值为负，仅证明新诗写得如何差，做反面教材而已。黄侃听了，忙赶来鞠躬敬礼，引为同道。
老派学者张尔田痛恨胡適。张与陈垣是老友，一次，他对陈垣说：“你那本书（《元典章校补》）为什么让胡適作序？我买来了书，先就把序撕掉了。”
林损常在课堂上挞骂胡適以发泄不满。一次，林照例喝完酒，红着脸走上讲台，开口便说胡適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林说胡適提倡的标点何其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他生气地说：“这成什么话！”
一次教授聚餐，林损向胡適敬酒，胡谢绝不喝，并出示手上的戒指，说这是太太让他戒酒的信物。林当即讽刺道：“胡夫人让你戒酒，你就不敢喝，如果令堂让你戒酒，你又该怎样呢？”胡適十分尴尬。
胡適第一次坐飞机，颇觉惊奇，写了一首《飞行小赞》的小诗，云：“看尽柳州山，看適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胡的同乡、同学陶行知见后大怒，作《另一看法》云：“流尽工农汗，还流泪不息。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倒稀奇。”1962年2月，台湾报纸登载《老乡诗战》一文重提此事。胡適看后十分平静，笑着对胡颂平说：“你看陶知行（陶留美期间名为陶知行）的诗，可见他这个人一点幽默都没有。”
胡適曾论中国深受“五鬼”之害，即贫、病、愚、乱、贪。但对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字未提。陶行知写诗讽刺道：“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
华罗庚翻看胡適《尝试集》，只看了序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便马上掩卷。他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根本不同，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第二个则是无数次尝试，胡適对“尝试”的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章士钊曾撰文批判胡適，称当时的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適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
何鲁卸任中国公学校长后，继任者为胡適，何对此大为不满，他说：“适之的文章，我全看得懂；但我的论文，适之便看不懂了。”
胡適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曾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便改由陈独秀去接洽。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如果那天他去，说不定他也会成为共产党。此话传开后，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道：“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学校当局要撕去壁报，胡適不让，说他提倡言论自由，要以身作则。
梁漱溟评价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表面上好像是有一点儿价值的哲学书”。梁还忆及一事：胡適写过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在我看来，就是坏的科学，或者说不是好的科学。”一次，胡问金岳霖有没有看过此文，金答：“看过，很好很好。”胡很高兴，等着他的下文。金接着说：“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说一句话。”胡赶紧问：“一句什么话？”金说：“你少说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
胡適曾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適。此后，鲁迅（署名佩韦）发表《知难行难》一文，嘲讽胡適道：“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此语为鲁迅讥讽胡適，1922年，胡適去见溥仪是写到：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
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到庐山开谈话会。会上，胡適慷慨陈词，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戏谑道：“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胡適也回敬一首白话打油诗：“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1948年，《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適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介石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打油诗一首，云：“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攻伐】
胡適在美留学时，即提倡白话文，引起哈佛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与之关系交好的同乡梅光迪也对胡適进行批判，二人关系越来越僵。1922年，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势与胡適等人战斗到底。梅甚至引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1917年，胡適通过论文答辩后，尚未将论文出版便回北大任教。按照哥伦比亚大学的规定，论文必须刊印出版，交一百本，才能拿到学位，胡適当时匆忙回国，未将论文刊印，并未即时获取博士学位。胡適回国后，因暴得大名，到处人称“胡博士”，于是有传闻说胡適根本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是骗子。1920年左右，时在美国的朱经农写信劝胡適赶紧把论文出版，“否则一天到晚大家都跟着吵，老梅（梅光迪）说你是骗人的”。
胡適和梁漱溟曾在北大打“哲学对台”，二人同时在红楼开课，胡適在红楼四楼开讲“中国哲学史”课，梁漱溟则在三楼讲“印度哲学”。二人各执己见，胡主张全盘西化；梁则认为应当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胡適说梁：“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漱溟则对学生说：“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这出对台戏很是叫座，足足唱了一年。
胡適曾在上海中西女塾发表题为“争取大奶子”的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于是撰文在报纸上对胡大加批驳。
胡適曾对时局发表一系列评论，结果引来各方不满，国民党员张难先、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出言警告胡適，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汤尔和也劝胡莫谈政治，说胡等人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
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任上海商埠总办，曾一下查封了15个国民党的机关，国民党对其恨之入骨，结果连带记恨了在欧洲游历的胡適。胡到巴黎时，“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发放传单，警告欧洲华侨同胞，说胡適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走狗，要大家提高警惕，探查胡来欧干何勾当，并称将宣布国内同胞群起而攻之。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学生会贴出罢课的布告，组织了纠察队，理学院学生在红楼的文法学院站岗，文法学院学生在理学院站岗，阻止学生到校上课。学校当局也布置各院院长站岗，怕有学生来上课，被纠察队挡住。一大早，校长蒋梦麟来到理学院二门的大门口，一下汽车就和纠察队站在一起，气呼呼地说：“你们站岗，我也站岗。”站了一会儿，没有人来上课。纠察队的学生有意奚落蒋，让工友搬张椅子给校长坐。蒋梦麟看一直站下去也没有意思，怒冲冲地跑了进去。在红楼的文法学院门口，十二名理学院学生在进门的楼梯下站岗。文学院院长胡適夹着皮包走来，斥责学生道：“这是爱国？简直是胡闹！”学生毫不示弱地说：“这就是爱国，你才是胡闹呢！”胡適回头就上楼去了，一面走，一面说：“真是对牛弹琴。”学生们大声回应道：“你才是牛。”过了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学生夹着一个包走过来，站岗的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连忙迎上去，招呼他快来上课。那名学生笑嘻嘻地回答道：“我是来洗澡的。”大家哈哈大笑，周炳琳十分尴尬。
抗战前夕，胡適发表文章阐述其对日外交的主张，王世杰写信对他说，日本人对他极其注意，要他小心，注意安全。胡適复函道：“万一为自由牺牲，那是最光荣的事，我绝不走开。”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垣致胡適的公开信，陈在信中说：“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并劝胡適“回到新社会”。但胡適看后只是笑笑，认为此信是“伪作”，因为“陈垣不会写白话文”。6月24日，胡適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分了！”他认定陈垣的公开信是“作伪”。为此，他征询蒋廷黻的意见，“廷黻与我均疑陈垣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做‘幌子’”。
1952年11月30日，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写信给胡適说：“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胡適在日记中写道：“这大概是有意说‘反话’。”
50年代，大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適运动，对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研究等逐一进行批判，称胡適是学术界的今之孔子。对此，胡適认为大陆列出这九大罪状，是承认他“做了一些工作”，即这九大罪状是他从20年代到50年代学术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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