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4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暑假，林语堂的父亲在家给孩子们上课，早餐过后，他便摇铃上课，教他们读“四书”“五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之类，一屋子都是咿唔的读书声。父亲还鼓励他们看林琴南翻译的书，如《福尔摩斯》、《天方夜谭》、《茶花女》等。

一次，大嫂在院子里洗衣服，小林语堂准备捉弄一下她，便趁她起身去拿衣服时偷偷撤去凳子，大嫂毫无提防，结果坐了个空。当时大嫂已经怀孕，全家人吓坏了，马上把她送到医院抢救，才母女平安。日后林语堂对大嫂和侄女格外关心，将《宇宙风》的版权赠给大嫂，侄女家中遭劫，他知道后，从美国寄钱给她。

上小学时，一次考试前，林语堂偷偷进入老师的房间，偷看了考卷。老师批改试卷时发现，每个学生都得了高分，他知道肯定有人做了手脚，挨个审问，唯独没有怀疑林语堂。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向聪明好学、成绩优秀的林语堂正是泄题的人。

八岁时，老师给林语堂一篇作文的评语为“如巨蟒行小径”，批评他表达笨拙，林给老师的评语回敬了一个下联：“似小蚓过沙漠。”

儿时，林语堂一次被大人关在屋外，他索性撒起野来，捡起一块石头从窗户扔了进去，叫道：“你们不让和乐进去，石头替和乐进来！”又一次，他和二姐发生争执后，躺在泥地上，然后爬起来对负责为全家洗衣服二姐说：“现在你得给我洗衣裳了吧”。

1908年前后，一些敌对基督教的村民在一位落榜儒生的组织下，募捐在林家所在教堂的街上修建了一座佛寺。一个礼拜天，教堂的钟声敲过之后，寺庙里传来了隆隆的鼓声，林家的孩子就用敲钟来回应，一时钟鼓齐鸣，热闹异常。

林语堂从小受基督教的熏陶长大，他回忆说：“我们兄弟姊妹是不许吵架的，实际上我们也没吵过架。理由是：每个人都要‘友好和善’。”林到圣约翰大学读书前，见到人就微笑；到圣约翰后，他坚决改掉了这个习惯，还劝弟弟也改掉。

林父对西学很感兴趣，其好友范礼文牧师常给他寄来许多这方面的书籍，林语堂回忆说：“西学就是这样来到我家。”林父晚上总是挑着油灯，口吸旱烟，向孩子们讲述牛津大学怎样好，柏林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这位每月只有24元大洋收入的牧师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到那里去读书，林说父亲是在做“狂梦”。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鼓励林语堂说英语，会几个单词就说几个单词。林语堂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教会学校度过的。他受到两位女老师的影响，很喜欢英文，他曾对父亲说，长大后最想当英语教员；其次是物理教员。

因为从小受到教会教育，林语堂无缘接触中国文化，林从小就不知道中国民间传说，连看“梁山伯祝英台”的戏曲，都是一种罪过。林语堂说自己20岁之前就知道古犹太国约书亚将军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可到了三十多岁才知道中国古代“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他说这是教会中学欠他的一笔债。

林语堂听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后，他十分愤怒：“我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这是清教徒教育对一个中国孩子所做的好事。我决心反抗而深入我们民族意识的巨流。”

在林语堂看来，他的中学教育是浪费光阴，他对地理兴趣浓厚，自学了一本十万字的地理书，而在学校每星期只读一页半，全年不过读3万字。他甚至对学校教育产生了逆反心理：“凡是教员所要我读的书我俱不喜欢。”他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最大的愿望是学校有一座好的图书馆，等他到哈佛就读时，终于得偿所愿。

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林语堂到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员，他这时才深切感觉到国学知识的贫乏。于是他从阅读《红楼梦》开始补课，经常出没于琉璃厂的旧书店，接触到了大批经典著作。

徐訏回忆，林语堂在对待不速之客方面，如同歌德般不近人情。家中举办宴会，他会很高兴地接待朋友，与朋友闲谈，平常则不喜与朋友随便来往聊天。在美国时，都是胡適去林家中拜访，他从不探访胡適，二人也从来不会无事相约在外面吃个便饭聊聊天。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赴美前，退了租住的房子，出售屋中的家具。陶亢德从林家买走了沙发，林的兄弟们也各买了几件旧家具。当时大家都觉得，几件旧家具林还要收自己兄弟的钱，实在太没人情味了。

【信仰】

儿时，林语堂祈祷时，常常想象上帝必在他的头顶几寸之遥，靠近他的头发。这种想象令他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感觉。

在厦门读小学时，林语堂曾测试上帝是否存在。他每周有一个铜圆的零花钱，买一个芝麻饼后还剩下四文，只够买四个糖果。某次，他祈求上帝能让他拾到一个银角子，够他去饭馆吃碗素面。他再三闭目祷告，希望出现奇迹，但结果令他失望。

在厦门鼓浪屿读书时，林语堂发现外国人分为三类，一类是传教士，身穿清洁无瑕的白衣；一类是水手，他们喝醉酒后在街上狂歌、乱叫；还有一类是商人，坐着四人轿子，对中国孩子随意拳打脚踢。林看到这些友善的传教士和穷凶极恶的水手、商人都是乘坐停泊在厦门港口的外国战舰一起来到中国的，多少有些失望。一次，他偷偷到外国俱乐部，看见舞会上的“外国男女，半裸其体，互相偎抱，狎亵无耻，行若生番”，林觉得惊骇又丑恶。

入圣约翰大学后，林语堂最先读的是神学班，最让林接受不了的基督教理论一是耶稣为处女所生；二是耶稣肉体升天之论。他向教授们提出疑问，教授也说这两条有问题，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林十分愤怒，他觉得，既然自己的神学家都不相信，那为什么一定要中国的教徒先接受这两条才能受洗，这是伪善。一年后，林语堂离开了神学班。

林语堂回忆：“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会登坛讲道，发挥《旧约·圣经》应当做各式的文学读，如《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而《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这宣教辞把我父亲吓得惊惶失措。”

但此时林语堂还是无法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他说：“我总不能设想一个无神的世界。我只是觉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个宇宙将至彻底崩溃，而特别是人的生命。”在清华任教时，他还主动承担了一个星期日圣经班的课程，向学生们宣讲基督教知识。

一次，林语堂问清华同事刘大钧：“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行，行见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呀？”刘答：“为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哪，只因为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林猛然醒悟，“同基督教之最后一线关系剪断了”。

在哈佛留学时，林语堂对夫人说，基督教最使他不满的是，它注重罪恶，要耶稣替人赎罪，才可以进入天堂。他又说，何必要天天祷告，有什么事都去麻烦上帝，一天叫他多少遍，像个三岁的孩子叫妈妈一样，上帝听了会不会厌烦？廖翠凤听了这话不敢出声，只觉得丈夫在胡说八道，希望千万别被别人听见了。

20世纪50年代，林语堂重新皈依基督教。一次，在美国的林语堂陪廖翠凤去做礼拜，林觉得牧师的讲道很有启发性，于是每个星期天都去听讲，觉得心安神乐，就自然地皈依了基督教。

林语堂曾解释他重新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指引就什么都不假外求，只要进步，世界就会自动变得更好。可是在观察20世纪物质主义的进展，和不信上帝的国家里所发生的种种事态之后，我深信人文主义不够，深信人类如果要继续生存，需要接触自身以外，比人类伟大的力量。”

【逸闻】

八岁时，林语堂说长大后要当作家，他偷偷写了一本教科书，隔一页是课文，一页是插图，后来被大姐发现了，全家的兄弟姐妹都能背诵其中的一首诗：“人自高，终必败；持战甲，靠弓矢。而不知，他人强；他人力，千百倍。”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有次林语堂一个人斜倚栏杆，做出沉思状。同班同学见了，以为他想家了，过来安慰他，谁知林皱眉问道：“梁启超为什么成了今天的梁启超？”原来，他刚刚看了《饮冰室文集》，对梁启超的政体改革策略很是佩服，所以在栏杆前回味，同学直呼上当。

林语堂热爱运动，擅长打网球、踢足球、划船、赛跑。他以5分钟1英里的成绩刷新了圣约翰大学该项运动的学校纪录；曾任校划船队的队长；一度对棒球兴趣浓厚，一有空闲，就拉上夏威夷来的留学生根耐斯一起练球，一练就是几个小时，不久他就成了一个高水平的垒手，投的上弯球和下坠球很少有人能接住。林语堂甚至被选为中国队的代表，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可惜没有获得奖牌。

在大二的结业典礼上，林语堂先后四次走上领奖台，其中三次是个人得奖，剩下一次是以讲演队队长身份领取获胜的银杯，轰动一时。

在美国读书时，一次夫人廖翠凤动手术，林语堂交纳住院费后，只剩下13美元。他只能去买了一大罐老人牌麦片，接下来一个星期，每日三餐餐餐麦片，幸好廖家的汇款及时汇到，方才解脱。从此林的肠胃对麦片产生了抗拒心理，再也不吃麦片了。

从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到德国读博士学位。林快毕业时，廖翠凤正怀着长女，因为没钱，同时也不希望孩子成为德国人，林语堂准备让妻子回国分娩，买了回国的船票，准备等博士考试的第二天就动身。廖担心丈夫不能获得学位，林却信心十足。考试结束，林语堂顺利获得学位，廖翠凤开心地在大街上当众就亲吻了林语堂。

马星野这样回忆在厦大任教时期的林语堂：“林先生只有三十上下。经常穿长袍黑马褂，梳得亮亮的头发，俊秀英慧之态，不但光彩照人，而且慧气逼人。”

林语堂生活上不拘小节，在宴席上，他弄不清自己的酒杯和邻人的酒杯，经常喝错。有一次，他和夫人应邀去一个美国朋友家中吃饭，结果弄错了日子，提前一个星期去了，二人知道弄错后还傻傻地一直坐在朋友家的客厅里，朋友的夫人只好马上准备饭食，胡乱给他们做了点吃的。

章克标回忆，林语堂到上海时，不再着西服，而是穿中式长袍马褂，足登青布鞋子。他说中式服装穿着最舒服，四肢百骸自由自在，穿西服像被捆绑了那样，动弹不得，尤其领带一系，扣住喉咙，气都透不过来，他将穿西服系领带称作“狗领”。

叶灵凤回忆，林语堂办《论语》，每期都要由出版社时代公司带着稿费和编辑费去，他才给稿件。当时林住在吉斯菲尔路的一栋洋房内，门口立着写有“内有恶狗”的木牌子，时代公司的职员恨他的态度过于“犹太”，曾提议替他在木牌上续两句：“认钱不认人，见访诸君莫怪。”

林语堂主编的教材《开明英语读本》由开明书店出版后，销量很好。世界书局请大学刚毕业的林汉达模仿林语堂的版本编了《标准英语读本》，《开明英语读本》遂销量大减。开明书店和林语堂请律师向世界书局和林汉达提出警告，世界书局让林汉达去找林语堂解决。林汉达登门拜访林语堂不遇，便留下便条，大意为表示歉意、竭诚求教等。开明书店将林汉达留下的便条作为抄袭的证据，刊登在报纸上，轰动一时。世界书局马上聘请包打必胜官司的名律师郑毓秀提起诉讼，称开明书店诽谤。

世界书局资金雄厚，聘请的律师极有后台，开庭对开明书店非常不利，开明书店的律师在庭审结束后觉得胜诉无望，退出不干了。开明书店于是直接上书南京教育部，将《标准英语读本》涉嫌抄袭《开明英语读本》之处逐条列出，请教育部裁定是否抄袭。教育部审查后认定《标准英语读本》确有抄袭之处，禁止世界书局发行此书。开明书店马上把教育部的审查结果制成大幅广告，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广告刊出的第二天，法官迫于舆论压力，又惧怕世界书局和其律师，作出了一个“折中”判决，判开明书店诽谤成立，罚30元。

世界书局声誉因此大受影响，只能主动向开明书店求和，托人将《标准英语读本》的纸型送到开明书店销毁，才结束了这场纠纷。而林语堂因此家喻户晓，教材大卖，每个月大约可以拿到700大洋的版税，被称为“版税大王”。

林汉达不服，亲自跑到南京去申诉，结果被教育部次长一阵数落：“人家是博士，你不过是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气得林汉达跑到美国去深造，誓雪此辱，但是等他博士学成回国后，林语堂却已移居美国。

林太乙上小学时，学校的英文教材《开明英文读本》、《开明英文文法》等都是林语堂编写的。高年级的男生一旦英文考试不及格，就于课间休息时间围着林太乙，跺着脚指着林骂道：“都是林玉如的阿爹勿好！都是林玉如的阿爹勿好！”

林语堂为三个女儿分别起名凤如、玉如、相如，林语堂觉得一般女子的名字俗不可耐，在鼓励女儿们向《西风》杂志投稿时，为凤如、玉如改名如斯、无双（他认为相如的名字不俗，所以未改），他还给妻子起名“凡”。但林太乙觉得自己喜欢叫玉如，无双（繁体）的比画太多，不好写，林语堂于是从《吕氏春秋·大乐》“万物所出，造于太乙”为她起名太乙。林太乙说：“父亲是主观的，他也许从未想到，我也许宁可叫作玉如。”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由于版税丰厚，林家生活优渥。1939年，林语堂的收入为42000美元，开销为17500美元，年底，他为廖翠凤买了一枚价值1000美元的3。38克拉的钻石戒指。

在美国时，林语堂唯一的运动是逛大街，还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的时候，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躺一躺。

林语堂胃口好，食量大，爱吃爱喝，就是生病的时候，他也可以吃双倍的东西。他自诩有惊人消化力：“我的肚子里，除了橡皮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