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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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作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

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笔下郁结了更多孤愤的气质，散文集《野草》和小说集《彷徨》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希望》中写道：“我的心分外的寂寞……”

鲁迅的《伤逝》从表面看是一部写爱情的小说，周作人认为其实它是在暗自咏叹失和后的兄弟之情：“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在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这样写道：“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

1933年，鲁迅在小诗《无题》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

鲁迅曾写道：“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看过在苏联红场举行的纪念“五一”节的新闻纪录片，鲁迅对周围的人说：“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

挚友许寿裳感慨：“（鲁迅）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

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即讲到，屈原的后世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至死，社会依然。”

周作人评价其兄长时说：“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了吧。”

【质直】

夏丏尊回忆鲁迅，他常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

清末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人员复杂，良莠不齐，老百姓叫它“浑蛋汤”。鲁迅便将广和居卖的“浑蛋汤”这道菜叫作“总理衙门”。

寿洙邻回忆，鲁迅不喜谈政治，亦不喜谈法律。民国初年设立议会，高谈法治，一时学子，纷纷改习法政。鲁迅讽刺道：“此皮相尔，此作官热耳。”但其论法律的文章，却字字精当，老吏弗及。

1912年5月，鲁迅、许寿裳、蔡谷清（蔡元培的堂弟）及许的侄儿一同从绍兴北上，在上海乘轮船分配仓位时，鲁迅突发奇语：“我睡上铺，谷清是被乌龟背过的，我不愿和他同房。”原来，蔡曾自述，在北京时他到八大胡同喝花酒，忽遇骤雨，院中积水，无法出门，便让妓院中的男子背着涉水而出。于是，蔡、许二人一间，鲁迅和许的侄儿住一间。

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一次次长（副部长）让他批示某公文，他看过公文后，拒绝批准。次长无奈，只好作罢。

教育部同事冀贡泉回忆鲁迅说：“我和他同桌办公，感到他正是所谓‘直’、‘谅’、‘多闻’的益友……人们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恰好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各读各的书，记得好像他是经常读的一本西文书，他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同事们佩服他看书有恒心。总之，他是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

1917年张勋复辟，鲁迅闻知愤而从教育部离职，直到复辟乱平，他才回来上班。

俞芳回忆，鲁迅每次出门，总在口袋里装一小沓纸，回来后，又从口袋里掏出，扔到炉子里烧掉。俞芳觉得奇怪，便问鲁迅：“大先生，你带出去的纸，为什么要带回来烧掉呢？”鲁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道：“你们有常识课吗？老师给你们讲过随地吐痰的害处吗？”俞芳答：“讲过，随地吐痰是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鲁迅说：“对呀，把痰吐在事先准备好的纸里，带回来烧掉，消灭细菌，这样做好不好？”俞芳这才明白，原来鲁迅的这些纸是用来吐痰的，为了不传播病菌，他又带回家来烧掉。

俞芳还回忆说，当时北京常有假银币，许多人收到了，总是“假进假出”，当成真的再花出去。但鲁迅收了假银币却并不如此，他总是用小榔头将假银角子敲成几块，放进火炉烧掉，说是“火化”；假银元则放在抽屉的一个小盒子里，不拿出去使用，说是“打入冷宫”。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罢，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在中山大学时，某政治家请鲁迅赴家宴，鲁迅推辞不掉，只能赴宴。席间，鲁迅发现主人对自己虽很恭敬，却是什么都不懂的俗人，便觉此人讨厌。刚巧上来一道菜，主人介绍这道菜是某先觉所喜欢的，而做菜的正是某先觉原来的厨师，众人一听，便开始赞美这道菜。鲁迅却不动筷子，说道：“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一样菜。”

鲁迅曾告诉刘文典，他在广州时，一次，有个国民党军警想要考察他，他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思想是极其复杂、极其古怪的，岂是你们这般年轻人所能考察得了的。”年轻的军警一愣，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陈彬如回忆，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后，国民党高层想拉拢他，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人均送帖子请他吃饭，他一概拒绝。请帖送来的多了，他便统统拿到楼下传达室去展览，并贴上一张条子，上书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日本某报曾在报道中批评鲁迅，鲁迅对该报的上海支局长很是生气，认为没有读自己的文章便撰文批评，不负责任。之后，局长请鲁迅写文章，鲁迅断然拒绝，送来礼品，鲁迅也坚决退回。一次，增田涉陪鲁迅去看画展，遇到了这位局长，局长讨好地请鲁迅吃饭，鲁迅扭过脸去，不予理睬。

中日民航通航，日本方面希望鲁迅能主持中国方面的通航典礼，委托一个驻中国记者前来邀请鲁迅。鲁迅马上拒绝：“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个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记者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说：“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

鲁迅的某位朋友做了大官，到上海去看望鲁迅，鲁迅竟从后门避走，让用人告诉他，主人不在家。朋友知道鲁迅的脾气，在大门口等待徘徊。半个小时后，鲁迅从后门回家，在楼下客厅说话，朋友听见后，冲进门来，说：“哈哈！我晓得你在家呢。”鲁迅躲不及，颇为窘迫地说：“你不是已经做了官了吗？”朋友知其意，答道：“做官归做官，老朋友总还是老朋友哇！”于是两人才一同上楼聊天去了。

如果有人在鲁迅工作的时候上门找他聊天，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他也会很不客气地说：“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鲁迅不因对某人的好恶而影响对其作品的判断，他不喜胡適，与林语堂分道扬镳，与周作人失和，但是1936年，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提到的三名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时，其中之一便是胡適；在提到中国现代最著名的五名杂文家时，头二人便是周作人、林语堂，之后才是他自己、陈独秀、梁启超；鲁迅也并不喜欢沈从文，但依然赞扬沈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好的作家之一。

1936年，李霁野写信建议鲁迅：“应该有一个人好好为你写一部传记……只有景宋女士（许广平）合适。”许广平也表示赞成，并马上搜集资料。鲁迅起初不同意，认为自己不值得这样做，后来说：“要写，就坏话也得写。”

鲁迅曾被通缉，他病重后，其学生李秉中从南京到上海探望，后又寄信说，他考虑到鲁迅在病中，想申请将他的通缉令取消，但怕贸然行事惹鲁迅不快，所以先写信请鲁迅同意并谅解。鲁迅回复道：“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逝世前一天，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告诉鲁迅，他筋骨脆弱，牙齿全缺，患有痔核、胃扩张、肠弛缓症、胸膜炎、气喘、肺结核等病症，然而他答道：“只要没有花柳性病就可以证明自己是纯洁的，再者自己虽是老视眼只要不是中国多数的沙眼就是特别的地方。”

逝世前，鲁迅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这也是他的“遗嘱”：一、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执拗】

许寿裳回忆，鲁迅并不喜欢游览，他在杭州任教的一年间，只去过西湖一次，还是因为许的邀请。对于西湖美景，他也无太多兴趣，无论是为人称艳的保俶、雷峰二塔，还是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三潭印月”，他都只说平平而已。

尚钺回忆，一次他去拜访鲁迅，有鲁迅不愿见者也上门求见，鲁迅让保姆告诉来人说他不在。过了一会儿，保姆拿着名片进来说：“他说他下午看见先生回来的，有事要见先生。”鲁迅立刻沉下脸来，拿着名片走到门口提高嗓子对保姆说：“你再去和他说：我说不在家是对他客气！”

未名社知道国民党当局准备办《国民新报》后，决定让韦素园去副刊当编辑，他们让某人去请鲁迅和北大教授徐旭生当介绍人。某人对徐说，鲁迅请你介绍韦去编副刊，又对鲁迅说，国民党要求你介绍一位副刊编辑。最后二人都写了介绍信，韦成功当上副刊编辑，鲁迅还热心地为他向人约稿。后来鲁迅知道某人玩的花样后，生气地说：“你看，他竟到我这里玩手段来了。”于是，他到死都没再和某人说过话。

鲁迅第一次领到厦门大学发的400元工资，便拿着支票到厦门的美丰银行去兑现。银行职员看着眼前这个身穿破灰布棉袍，头发长长的老头儿，问道：“这张支票是你的吗？”鲁迅吸了一口烟，给了该职员一个白眼，一语不发。银行职员连问三次，鲁迅也连吸了三口烟。最后，银行职员只好给他兑了支票。

夏衍回忆，鲁迅不喜欢田汉。日本左翼作家藤森成吉到中国时，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为其洗尘，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受邀在座。席间，田汉对藤森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极为反感，低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说罢便起身离席，田汉很是难堪。

许广平记载，鲁迅幼时每每穿上新衣，家人总时时监视，警告他不要弄脏新衣，弄得他坐立都不自由，便觉得穿新衣服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情。初到上海时，许广平见他的蓝布夹袄破了，给他做了一件蓝色毛葛的棉袄，但鲁迅无论如何也不肯穿，说滑溜溜的不舒服。

一次，鲁迅请大家吃饭，当时他的身体已不是很好，所以吃饭时，他坐在椅子上闭目休息，大家都认为他喝多了，便问许广平。鲁迅听到后，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喝醉过……”

鲁迅晚年，常看电影作为消遣，他也常介绍人去看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但他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从不逛公园，居上海十年，连离家最近的虹口公园也从未去过。一年春天，萧红常告诉他，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鲁迅于是准备选个天气晴好的周日，带儿子一起去游兆丰公园，但最后还是没去。鲁迅曾给公园下定义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曹聚仁曾对鲁迅说：“你颇像爱罗先珂，你是寂寞的，而你又是怕寂寞的。我觉得你最大的苦痛，乃是‘往来无白丁’，所与谈的都是读书人；因此，你谈话先有戒心。你又敏感得很，又是言者未必有意，你听了却搁在心头。”鲁迅颇赞同曹之言。

【谨严】

鲁迅在教育部上班时，每天一定准时下班，沿途商铺都将鲁迅当成时钟，看见他乘坐人力车走过，便说：“可以做饭了。”

孙伏园发现鲁迅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即便在寒冷的北京的冬天，也一向如此。他对孙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经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孙伏园曾说：“鲁迅先生的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间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1924年2月的一天，许钦文到砖塔胡同去看望鲁迅，刚进门，十二岁的俞芳便对他说：“昨天晚上，大先生那里好像有客人，半夜了，还在高声谈话呢！”许进屋去找鲁迅，才知道，昨天晚上不是来了客人，而是鲁迅在独自朗读刚写完的《幸福的家庭》。每次鲁迅写完文章，“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