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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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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梁启超只能谨遵师命，来到檀香山。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孙中山在当地华侨中很有影响。于是临行前，梁请孙写介绍信，孙中山自然非常乐意。利用孙的关系，梁启超不但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笔资金，还将当地的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孙中山得知后非常愤怒，自此，孙中山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又从激进转变为保守，从革命转变为改良。梁启超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专制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专制国家。
中国国内的革命浪潮越来越猛烈，革命派在自己的报纸《民报》发表文章，驳斥维新派的保皇思想，梁启超在这场论争中处于下风。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专制”的研究和实践中。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企图让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转而支持袁世凯，并按袁的意思，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相抗衡。
1913年，进步党组建“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后，梁启超始认清袁的面目，他毅然与袁决裂，与弟子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与段祺瑞一起反对张勋复辟，后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年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梁启超的政治迷梦最终破灭。
梁启超的弟子四川督军戴戡被刘存厚的川军击毙后，梁在北京四处为戴讨说法，一定要段祺瑞严惩刘存厚，段只是敷衍了事。蔡锷病死后，戴戡统领的驻川黔军，是梁启超及进步党仅存的政治资本。戴戡之死，标志着梁启超从此淡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到欧洲各国考察，了解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后，梁启超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五四”运动以后，梁启超再次逆潮流而动，主张改良，在科学与玄学中寻找折衷主义，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第三党”。
早年，梁启超将科学视为祸乱之源；但到1922年，他在中国科学社讲演《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时称：“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科学精神），再放异彩！”
梁启超一度将墨子与马克思相提并论，但他认为中国只可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不当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荣归】
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此前半年，他一面奋笔疾书，声援四川保路运动、声讨清廷“违法借债之罪”；一面参预谋划宫廷政变及“国会请愿”，逼清廷兑现承诺。梁的这些言论，使国人对满清覆灭有了思想准备。1912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回国，京城轰动，欢迎盛况空前。
1912年10月，梁启超自日本回国。黄兴迎至天津码头，颇有修好提携之意。然而梁乘坐的轮船因浪未能及时进港，黄空等一天后离去。黄兴认为梁是有意避不见面，双方又增加了一层误会。
此次梁启超流亡回国，欢迎盛状空前。在北京居留的十二日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极尽风光的时光。梁启超在给长女的信中春风得意，兴奋不已：“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个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
梁启超回国前，袁世凯本欲准备前清军警官所的官舍为其行馆，但袁听说梁对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即“饬人铺设贤良寺”梁大叹“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
梁启超抵京之日，袁世凯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一行数百人，在正阳门车站迎接，交通为之一滞。
梁启超曾自得的描述荣归时的情形：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吾除总统处，概不先施，国务员至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谈话为约，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无法也。每日必有演说，在民主党演说时，喉几为哑。
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夏穗卿丈引左传云：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之所及。
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国民党，其他如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商会、军警俱乐部等，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蒙古王公等都排队等候。
昨日吾自开一茶会于湖广会馆，答谢各团，此会无以名之，只能名之曰‘李鸿章杂碎’而已。
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种客已麋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
袁世凯月馈三千元，已受之。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
梁启超发表了长文《中国立国大方针》，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为民族立丰碑，为万世开太平”。
袁世凯在总统府为梁启超召开欢迎会，让全体内阁成员作陪，袁在欢迎词中说：“值用贤之际，高才驾临，实乃国家之福！”梁答谢道：“今我受此盛名盛情，当摈弃一切杂念，唯临时大总统马首是瞻，以诸位贤达作楷模，为了国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共和】
清末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后，苦于宪政知识知之甚少，只能求教于当时还是通缉犯身份的梁启超。随后二十多天里，梁隐藏于海上的一条轮船内，整日苦战，撰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章。他置身孤船，犹如得道高僧坐禅，精力完全集中于奏章之中，二十多日竟然全不知晓身旁的海湾美景。其代拟奏折、草案等，总计逾20万言。一些学者称：对于民国创立，“从某种意义上说，1906年的谕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决定意义”。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两度入阁，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每任因政治集团倾轧，不过区区数月。在昏暗窘迫、百废待兴的政治条件下，他筚路蓝缕、一板一眼，就民国大政方针及司法、财政、通货、银行等制度创新，留下了众多议案和著述。
梁启超对财政学颇有研究。他就任财政总长时，希冀建立一套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他试图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值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和整理金融，第一步彻底改革币制，第二步再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后来国民党时期的法币政策与梁启超的财政主张基本一致。
周善培认为梁启超只有政治理论，没有一点政治方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周的弟弟周竺君任镇江海关兼扬由常关监督，当时镇江关收入每月只有一千元，而扬由关每年却号称月入十万。周竺君到任后，查出扬由关的收入全是中饱私囊取得的，他一面严行拒绝，不私取一文；一面严禁中饱私囊。但靠中饱吃饭的扬由关官吏，与上下游的税局勾结，禁不胜禁，防不胜防。周竺君便向财政部提出他只任镇江海关监督，请财政部另派扬由关监督。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派人问周竺君何以辞十万而就千，周竺君气急，写信责备梁道：“你当部长怎么可以对部属说这种话？你是公开劝部属中饱吗？”同时又拟就一篇改革全国常关的办法，并拟订几十条严禁中饱的奖惩办法，寄给梁，请他进行改革。周善培也几次从旁激励，梁却左顾右盼，这件事也就一直搁置了。
在袁世凯流露出要作皇帝的想法后，梁启超曾与冯国璋一起进总统府劝谏，梁记载了这段精彩的故事：
“二人联翩至新华宫，项城闻我等至，喜动颜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陈述，项城先笑曰：‘二公此来，吾知之甚稔，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我反问二公，袁某欲做皇帝者，究思做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做万代皇帝而无穷乎？’余与冯愕然未答，袁又笑曰：‘除非痴人，自然欲作万代天子！’乃喟然叹曰：‘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立于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者，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或可称帝二代！’余与冯四目相对，嗒然如伤，怀中万言书，竟一字不出。袁诸子环立侍宴，幼小者乳媪襁褓侍，袁忽变作悲痛之容曰：‘我如许豚犬，无一克肖，无一非庸懦纨绔，然父之与子，孰不疼爱，我虽怒此辈不肖，然仍不愿因我造孽，他日为别人作鱼肉烹杀也。我百年后，敬托二公善护之。’余与冯迄辞出，竟不能一提‘帝制’字。”
梁启超发现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后，毅然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猛烈的抨击袁世凯的复辟企图。袁世凯得知后，大为惊慌，派人送给梁启超一张20万元银票（梁文中称为10万），说是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要求梁不要将这篇文章发表。据说这个价格是雇人暗杀孙中山的赏金两倍。梁启超退回银票，并将这篇文章抄录了一份让来人带给袁世凯。
袁世凯收买不成，便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决定出逃北京，起兵反袁，再建共和。临行前，二人约定：“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梁启超离京时，与夫人作别，并说明原由，夫人说：“我早已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讲，我当然也不问你。”她用英烈的事迹激励梁。梁每次出门，夫人都不送，这日晚上三点，她送梁至大门口，很像有后会无期的感慨。
护国战争中，梁启超为了取得广东军阀龙济光的支持，只身赴龙济光处。此前梁派去的汤觉顿、谭学夔等人被龙济光部下枪杀，此行着实与赴鸿门宴无异。晚宴间，龙的部下胡令萱大放厥词，辱骂护国军、蔡锷等，并向梁启超横眉冷对。梁启超意气横厉，痛斥对方，边说边大拍桌子，满座的玻璃杯丁当作响。胡令萱被梁的气势吓住，悄悄跑了，其余众人，颇受感动，散席后都来和梁握手道歉。
护国战争胜利后，梁启超开出一个祸首名单，包括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段芝贵、梁士诒等十三人，要求对他们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这道惩办帝制祸首令颁发以后，由于当事人均已事先闻得风声，躲进天津或上海的租界，所以一个也没有拿住。
民国再造后的第一个国庆日，黎元洪下令援照民国元年进行国庆大典，并对民国创建以来的有功之士，包括此次再造民国的功臣授以勋位奖章。大总统黎元洪下令：“特授孙文大勋位，黄兴勋一位。蔡锷、唐继尧、梁启超、岑春煊、陆荣廷，再造民国各授勋一位。”
张君劢认为，中国现代政治，如果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能变龃龉仇恨为精诚合作，必然会使中国现状大有改观。
【周游】
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赴美。在美期间，梁启超拜会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参观走访了许多地方，他发现，美国的种族歧视、贫富悬殊等弊端很明显，“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他将美国与日本、英国对比后，认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好。他认为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惟美国人能应用之，而他国人绝不能应用。我国若贸然而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致于酿乱”。当梁启超起身回国时，华人与美国人热情相送，“爆声巾影，绵亘一里余”。
美国之行，反而使梁启超坚定了拥护君主立宪的理念与决心。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一战后，因梁启超推动对德宣战有功，北京政府让梁组织“欧洲考察团”，赴欧考察，与各国重要人士联络，加强交流，进行巴黎和会会外活动。“欧洲考察团”的成员除梁启超外，还有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人，都是中国当时年轻一代的知识精英。
梁启超称赴欧考察的目的：“第一件事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怨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梁启超游历欧洲多国，他目睹了科学万能迷梦的破产，也接触了大批的杰出人士，其中生命哲学家柏格森及著名外交家笛尔加莎最令梁称许，他称二人是自己“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
此次欧洲之行，梁启超也看到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他写道：“但觉得四周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梁认为，科学的发展破坏了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宗教和哲学的威力，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而导致精神空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争斗。他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19年8月，梁启超应邀到荷兰来丁大学藏书楼（今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参观，他在该藏书楼发现了《天条书》、《太平条规》、《太平礼制》等5种太平天国印书。以一个政治家、史学家的敏感和责任心，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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