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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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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谨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金岳霖是将西方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汪子嵩认为：“如果让金先生的学术研究发展下去，他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可惜这个发展进程后来被打断了。”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中国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在中国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又说，金的“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而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
二、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祁仪镇人。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
〔关键词：境界、性情、求学、为学、传道、言论、执笔、沉痛、相轻、立场、自省、逸事、嗜好、偕老、坎坷、瑕疵、故去、评说〕
【境界】
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授课途中，冯路遇好友金岳霖，金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上课去了。
冯友兰曾演讲“禅宗思想方法”，说禅宗的认识论用的是“负的方法”，用否定的词句表达肯定的意义，以非语言的行为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意义，“说就是不说”。到讲演散会时，天气转凉，冯带了一件马褂，穿在身上，自言自语地说，“我穿就是不穿”。
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中，孟子派儒学、庄派道学皆以神秘的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但两家方法各异，道以纯粹经验忘我，儒以爱之事业去私，无我无私，而个人乃与宇宙合一。”
晚年，冯友兰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自感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相信中国哲学必将走过四边形期的混乱状态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冯友兰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冯尝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他生前自撰茔联“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按：联中二史、六书均为冯的著作，二史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则指《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写于抗战时期，构建起了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对自己一生进行总结。后此联以甲骨文刻在冯友兰的墓碑背面。
冯友兰在其自传最后一部分“展望”中，以两句诗结尾：“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性情】
1909年，冯友兰在唐河读书时，有一位要好的同学楚冠卿，二人以兄弟相称，不分彼此。冯自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楚带着儿子楚有义去看望冯。当楚冠卿称呼冯友兰冯先生时，冯赶快阻止说：“冠卿，别这样叫，还是叫我书童好。”楚颇为为难，冯马上说：“你忘啦，咱在竹林寺上学时，我还给你倒过便壶呢。那时你叫我书童，我说倒便壶是书童的事。”从此，冯友兰与楚冠卿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的友情之中，共同进行学术研讨，并合著有《伦理与哲学》一书。
留学归国后，冯友兰曾应聘到中州大学任教。他刚到开封，傅佩青便告诉冯，他在北京兼了几个大学的课程，每月可收入四五百元，但因有事要离开北京，想请冯去接替他。冯母听后说：“这可不行。中州大学前好久就请你了，你也答应他们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刚回来就变卦，这可不好。”于是冯便谢绝了傅的好意。
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冯友兰觉得教会学校出身的人，有一种教会味，其精神面貌与中国人所办学校出身的人，有显著的不同。他觉得在燕大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写信给当时在广东大学任文科主任的同学傅斯年说：“燕京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罗家伦任清华校长后，冯便到清华任教，他觉得清华是国人自己办的学校，可以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值得他为之“献身”，这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冯友兰到清华后，河南中山大学（原中州大学）有意聘请其担任该校校长，请冯父的朋友张嘉谋到北京下聘书。张到冯家后，高举聘书放在桌上，然后鞠躬道：“这不但是河南当局的意思，也是河南几千万人的希望，请你回去。”但冯友兰认为清华是其安身立命之地，便婉言谢绝了。
每次上课前，冯友兰先是面无表情地登上讲台坐下，透过他的玳瑁边眼镜呆望学生们一两分钟后，才开始说话，这时脸上方略带笑容。
冯友兰上课，从没有说过一句引人发笑的话，也没有闲话。抗战初，山海关告急，很多教授上课就谈时事，只有他仍若无其事地说：“上次我们讨论墨子的……”
冯友兰经常沉湎于思考之中。1938年，临大搬迁，汽车经过边境城门时，冯将左胳膊放在车窗外，被城墙撞伤导致骨折。金岳霖对冯的小女儿宗璞讲起此事时开玩笑道：“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有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宗璞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日军入侵，生活困难，一些师生便从滇缅公路到仰光等地贩一些物资到云南贩卖，“下海”做生意。冯友兰在学校和家中多次表示，人心不能二用，生活再苦，也不能分了心，仍专心致力于学问。
蒋梦麟曾请冯友兰等五位西南联大院长到家中谈话，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当即表示不同意，其余人都没有表态。冯友兰曾因到苏联旅游一事遭到国民党警方逮捕，怕反对会被重庆方面说成不合作，便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送来党证，冯便成了国民党员。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记载一事：“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请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
冯友兰教学采取讨论方式，先指定读参考书，然后在课堂上提出问题进行辩论。他不发火，也不说轻率之语。有次课上，某学生不谈自己意见，一再引用胡適的话。冯开始不理会，此人却不断谈及胡適，冯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就说你自己的意见怎样好了，不必再提胡先生。”
西南联大的学生壁报上曾张贴一幅漫画，画中有梯子一架，梯子脚下垫着《新世创》、《新原人》两书，梯子上站着冯友兰，翘着胡子，回过头来向学生们招手，但学生们都站着不动。冯友兰也前去参观了这幅漫画，他评价说：“画得很像。”
抗战胜利后，冯友兰回到北京，住在张之洞旧第。有人问他北归后的感想，他愉快地说：“我们比较晋宋人是幸运得多了，他们南渡后便未能回来，而我们却回来了，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事。”
郑振铎与冯友兰一起出国访问时，郑幽默风趣，喜欢管冯叫“大胡子”，不时地和他说些开玩笑的话。有一次，冯友兰正在理发、刮脸的时候，郑振铎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被呼得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冯的胡子给刮掉了一块。郑胜利似的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笑。然而冯友兰只是微微一笑，神色始终未变。
晚年，冯友兰沉潜于学问，与外界的联系极少，对外事不甚了解。于是宗璞便不时向父亲说起一些外界的消息。“文革”初期，宗璞时常听到一些传闻，一日，她告诉父亲：现在外面人说，江青组织批林批孔，矛头其实暗指总理……冯友兰赶忙极严肃地阻止：“不敢乱讲，你可不能分裂中央啊！”宗璞说：“父亲当时是不听‘小道消息’的，他只信‘大道消息’。”
宗璞曾对人讲起冯友兰的趣事：“在革’里，我们的房子多被人占了，大家都挤在一个小屋子里。当时我在城里工作，有一天回家，我母亲就说来包饺子，改善生活。煮饺子的时候，这盘饺子就找不到了，后来找了半天，我的父亲坐在这盘饺子上。他一点都不觉得，因为他满脑子都在思考哲学的问题。”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批斗时，一直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晚年，冯友兰耳目失聪，自称“呆若木鸡”，一个人的时候就背诵诗文，最喜韩文杜诗及《古诗十九首》。冯友兰高寿，有人问其长寿秘诀，他只说：“不……着……急。”
冯友兰与金岳霖同庚，1983年，正值二人“米寿”（米寿：88岁，“米”字拆开是八十八），冯撰两副对联，一副给自己，一副送金岳霖。给自己的联云：“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即期望能活到“茶寿”（茶寿：是108岁，“茶”字上面“叀笔嵌旅娌鹂耸耍８鸬牧疲骸昂沃褂诿祝嗥谝圆瑁宦鄹甙茁恚莱嗯！！焙罅骄涫嵌越鸬脑尢荆郝郾绫裙锪摹鞍茁矸锹怼甭垡撸宦鄣莱镒徘嗯５睦献印�
【求学】
冯友兰从中国公学毕业时，科主任李登辉问同学们的计划是什么，冯说：“我要学哲学。”李笑道：“你想当孔夫子呀。”
冯友兰回忆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上海：“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恭敬起来。”
北大哲学要添设西洋哲学门，并请到了专门研究西洋哲学的周慕西任教授，冯友兰听说后，便决定报考。当时法科比较流行，报考法科的人必须有大学预科的毕业文凭。当主持报考的职员得知冯要报考文科后，很替他惋惜，建议他报考法科，入学后还可再转科。冯听从了他的建议。等他进入北大后，才得知西洋哲学门还是没有开设，周慕西也去世了。尽管他比较失望，但还是从法科转入文科。
在北大读书时，冯友兰曾为国学门的一位学生当枪手，作了几首拟《古诗十九首》的诗。黄侃看后很是赞赏，对诗加圈加点，还写了赞赏的批语。
马叙伦在北大开“宋学”课，一个学期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马辞职离去。文科学长夏锡棋请了一位老师来接替马叙伦。这位老师名不见经传，上课前又未发讲义，冯友兰等学生对他颇有怀疑。作为班长，冯友兰准备与他当堂辩论。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学生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当堂质问，这位老师竟连《宋元学案》都没见过。学生们哈哈大笑，他也狼狈而去。
1919年，冯友兰考取官费留学生，傅斯年邀冯一起到英国留学，但冯因为弟弟冯景兰已于前一年到美国留学，便决定去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冯友兰经过对比发现，中国是个“官国”，美国是个“商国”。在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办手续，比如学生对学校有要求，要写申请等校长批准，校长的批示，还要装在镜框中展示出来。在美国，即使国家最大的事情，也往往用商业广告的方式宣传。他在纽约街头看见动员参加海军的宣传语为：“加入海军，周游世界！”他认为，这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冯友兰谈论：“美国人赚钱的方法，也真是无孔不入，而中国人则是有孔不入。”他在美国东部读书，冯景兰则在西部，每逢暑假，冯友兰都到冯景兰处过暑假。一次，冯友兰收到一封铁路公司寄来的信，里面写着：“听说你要到西部去旅行，请你坐我们的火车，可以买来回票，价钱打八折。”
在美国留学时，官费有时不能按时寄来，冯友兰便勤工俭学，去餐馆收拾盘子，每天干一个小时，还可以在餐馆吃一顿饭。一天，他去中国城演讲，因为讲的时间长，耽误了上工的时间，等他到餐馆，已经开始营业了，老板大怒，冯便失业了。不久，他又找到了一个刷盘子的工作，他将脏盘子竖在一块木板上，把木板推进一个水箱里，拧开水龙头冲洗，一两分钟后打开水箱，盘子已经被冲洗干净了。冯友兰觉得这个工作比原来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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