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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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请北大校长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在夫人的鼓动下，同意出任，但没有辞去北大校长一职（按照规定，北大校长不得兼任国民政府行政职务）。傅斯年对此事大为气愤，劝蒋应辞去校长之职。他在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孟邻（蒋梦麟号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

蒋梦麟在给郑天挺的信中也谈及此事：“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蒋、傅二人友好如初。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大及西南联大的职务。

1948年后，国民党益加腐败，傅斯年在公开场合大骂国民党政府，将其比为大粪。

【霸气】

在北大上学时，傅斯年被同学们称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他给同学的印象是态度傲慢，同学和他打招呼，总是若理不理；和他谈话，说不到几句，便回头去背书了。

罗家伦回忆，傅斯年带头赶过教授。北大教授朱蓬仙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讲授《文心雕龙》时却错误百出。有学生借来朱的讲义交给傅斯年，傅用一夜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后交给校长蔡元培。蔡不相信学生自己能发现这些错误，怕是教授们相互攻讦，便召见全班学生考问。学生们觉得由傅一人承担责任太重，进去之前便每人分担几条背熟。蔡考问时，学生应答如流。考问完毕，蔡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不久后，朱蓬仙果然不再教授《文心雕龙》了。

傅斯年对老师胡適执礼甚恭，在别人面前却很桀骜，陶孟和是傅的老师，傅与他交谈时很是随便，常常跷着二郎腿，直呼其名“孟和”，而不呼先生。

程沧波回忆，中央研究院初成立时，傅斯年常到蔡元培在成贤街的住所吃饭，程沧波、杨杏佛等人也常去。“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顾颉刚对洪业笑谈：“傅斯年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六亲不认，四海无家。’你看他好大的气魄！有点像曹操‘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意味。”

一次，李济与傅斯年在北海静心斋闲谈，说起午门档案整理工作，傅颇感失望。李问他为何有此不满，他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笑问：“什么叫作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罢哈哈大笑，从此再不说这件事了。

“史语所”人事独立，人事任用由所长傅斯年一人决定，即便是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荐之人，傅也不放在眼中。蔡曾向傅推荐过王君瑞、钟凤年、蔡哲夫、薛砺若、毛汶等人，均被傅拒之门外。

傅斯年脾气暴躁，“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一次，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怪异，便对董作宾说：“胖猫（指傅斯年）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

傅斯年对部属管理甚严，他规定大学毕业生到“史语所”工作，必要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可以发表文章。有一次，一位助理员在院中散步较久，次日，傅斯年请同屋的其他人都到外面晒晒太阳，唯独不让此君出门，并对他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

傅斯年曾问董作宾道：“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溜了，这是为什么？”董笑曰：“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啊。”傅听罢，长吁了一口气。

何兹全回忆：“‘史语所’的人对傅先生都很拘束。大家都在那里有说有笑，傅先生一来就静下来。他也很愿和大家聊聊，可是一般情况是：一会儿溜一个，一会儿又溜一个。傅先生有时也来下棋，谁和他对弈最是苦差。他有时下着下着考虑起别的问题，停在那里不走了。等啊等，等好久，才敢催一句，‘傅先生，该您走了。’‘噢，噢！’下一步，又停了。如此下棋，对手真是难受。后来在南京我和傅先生聊天，我说：‘大家都怕您，我们在那里聊天，有说有笑，您一来，大家就溜。’傅先生说：‘要命，我这么不受欢迎。’我说：‘不，没有人不欢迎您，都尊敬您，亲您，但是和您在一块又高兴又拘束。’”

吴宗慈于1935年考入“史语所”的。1940年，吴和凌纯声、陶孟和等人在外面编了一本杂志《西南边疆半月刊》，由吴担任主编，一共出版了七期。有一天所长傅斯年找到吴，对他说：“给你两个选择：要么留在所里，不再编杂志了；要么编你的杂志，人离开所里。”吴宗慈年轻气盛，一气之下离开了“史语所”。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流亡一个多月来重庆，找到哥哥的同学梁思成，梁准备介绍他到“史语所”工作。见面后，傅斯年问王：“你是哪里毕业的？”得知王毕业于燕京后，傅当即回绝道：“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最后王世襄只好到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当了助理研究员。

李敖曾评价傅斯年治下的“史语所”道：“‘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当局要求复课，而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后才能复课。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学潮，在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发生冲突。张奚若事后回忆：“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召集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讨论处置沦陷区日伪控制下的高等学校，参加者有朱家骅、翁文灏、李石曾、蒋廷黻、傅斯年等。傅以代理北大校长身份出席会议，在会上极其活跃，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引起相当一部分与会者不满，时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当场讽刺傅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所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

张政烺精通目录版本学，因此傅斯年对张格外器重，但傅却让张在“史语所”整整做了十年薪水菲薄的图书管理员。张是山东人，平日为人厚道，不与人计较。但到了1946年，张实在觉得忍无可忍，径直去傅的办公室找他理论。一进门，张用手指着傅说：“我干了十年图书采购员的工作，你都没有给我提过级，我今天真想揍你一顿。”张是山东大汉，傅更是人高马大，体重二百多斤，听罢便说：“凭我的块头和力气，加上我出手又快，若论打架，你打得过我吗？”

此时正值北大复校，傅斯年亦代理北大校长，在聘用教授上还是坚持其一贯的崇洋思想，凡留过洋的就聘为教授，如周一良就接到了教授的聘书；凡没有留过洋的只能聘为副教授，如邓广铭和张政烺都接到是副教授的聘书。这回，张政烺改变策略，直接掏出清华大学的聘书，告之清华已正式聘他为教授。傅看过后，因实在舍不得放走张这样的人才，只好无奈地改聘张为教授。

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搜查，傅斯年极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对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说：“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学潮发生后，有人趁机发难，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矛头直指傅斯年。傅读了报纸对台大的指责后，直接大骂“他妈的”，并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又说：“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词，血口喷人。”

罗家伦反对傅斯年的坏脾气，曾用傅过去告诫自己的话劝他说：“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摆出一副搏斗的架势，小心遭人反攻。”

【敦厚】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时，看到学生陈槃写的一篇文章后，对陈颇为欣赏，后陈被同乡告发为共产党而被捕，傅得知后，拿出一百元大洋打点狱卒，使陈免遭皮肉之苦，同时多方活动，将陈营救出来。拿钱之事，他一直没有告诉过陈，直到他去世后，陈才偶然一次听其侄傅乐成说起。

1932年，老师陈独秀被捕，傅斯年发表文章称陈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要求国民党政府“依法特赦”陈独秀。陈被关押在南京狱中时，傅曾去看望。抗战爆发后，被释放的陈独秀出狱后住进了傅家，几日后，因傅全家离宁避难，陈住到他处。后陈独秀住在四川江津，傅斯年便与罗家伦一起前去看望，并解囊相助，但陈因傅为国民党官员，而拒绝接受。

秘书那廉君回忆，傅斯年经常向部属发脾气，但十次有九次事后会后悔。“史语所”的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上午对他发脾气，因为他上午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社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全送给老裴。

傅斯年请李方桂出任民族研究所所长，李不愿出任，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闻听此言，对李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在李庄时，向达八岁的儿子和李方桂五岁的儿子打架，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夫人遂找到向达夫人理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傅斯年正好经过，边作揖边连连说道：“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

抗战时，“史语所”迁到四川李庄，供给十分困难。傅斯年给驻宜宾的四川第六行政督察专员王梦熊写信说：“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期待着食米……”

傅斯年的学生杨向奎在甘肃任教，与傅偶尔有书信往来。傅对杨的情况并不大了解，一次，他得知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去兰州，特地致函杭说：“我有一个学生杨向奎在兰州，他在北大时，书读得不错，可能在兰州尚无工作，请为安排。”杭到兰州后，多方打听，知道杨在甘肃学院任教，便未再为杨安排工作。但因为傅、杭的关注，只是讲师的杨向奎暑假过后便被评为教授。

严耕望想进“史语所”，苦于无人介绍，便将申请书和自己的几篇论文一起寄给傅斯年。一个多月后，对此不抱希望的严耕望收到傅的复函，表示同意他的申请。第二天，严去见傅，傅让他留在重庆帮助其处理文书的工作，严考虑后认为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便对傅坦然说出自己的想法。傅听后并不介意，让他去在李庄的“史语所”工作。抗战胜利后，严耕望一家经济困难，傅斯年得知情况后，将自己为教育部审查论文所得的报酬送给严耕望，并为严妻安排工作。

傅斯年赏识王叔岷，着意培养。抗战期间物价飞涨，一部宋本《庄子》的价格要用金条来计算，傅斯年就用金条买了一部《庄子》，专给王叔岷阅览，每次看完郑重锁在保险柜里。

邓广铭单身一人来到大后方，家眷仍留在北平。因通信条件极差，一封信几个月都寄不到北平。傅斯年考虑到邓的个人生活问题，便于1943年介绍邓去复旦大学任教。傅在介绍信中特地写道：邓广铭无论教学还是研究方面，能力都很强，若是在北大、清华定可聘为副教授。当时北大比起复旦来名声大得多，傅此语意为，邓到复旦去，起码要聘为副教授。果然，邓广铭到了复旦大学，被校方聘为副教授，第二年，又升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胡適夫人江冬秀堂弟江泽涵由美国回国，顺便取道台湾看望胡適夫妇，见到了傅斯年。傅嘱咐道：“我在北京有些书没运出来，你回去告诉邓广铭，这些书全部送给他。”江先生回国后，不敢说曾去过台湾，当然也不敢提及此事。后来他私下告诉了邓广铭，邓叹道：“我怎么敢要他的书呢？他的书只能由科学院没收或如何处理。”

屈万里回忆，抗战时，傅斯年曾周济一个满头生疮的七八岁的小乞丐，傅将小乞丐领回家中，帮他治好癞疮，并帮他寻访亲人。一个月后，傅终于找到了孩子的家人，将他送了回去。

四川李庄永胜村村民张海洲给傅斯年抬过滑竿，其子张汉青曾说起从父亲处听来的傅斯年的事情：“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父亲）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傅所长经常去镇上办事，或者从李庄乘船上南溪下重庆。从板栗坳到李庄，抬滑竿的稍微歪一下，他马上喊停，下来走。他是怕我老者累倒了。”

“他对下头人蛮好。到街上，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我老者他们走。

“在月亮田打坳田谷子的时候，有个兵抢人。傅所长就把他们连长叫来，连长一见傅所长马上敬个礼。傅所长叫他把抢人的兵查出来。他连连点头。这类事后来没再发生。”［小说网／／。cc］

陈雪屏回忆，“史语所”在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