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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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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后，年已八十的马寅初决心要写出一部分量不亚于历史上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农业大书。他在日记中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1962年，他借着到浙江农村视察的机会，对农业问题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
马寅初用墨笔将文章写在宣纸上，每写完一章，马寅初便把宣纸铺在地板上，等晾干后，将宣纸按顺序黏接起来，卷成一个纸卷，注明内容，放入一个藤箱里。藤箱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以便防潮防蛀。写累了，他便会沿着院中的水泥小径散步。
1965年，耗费三年光阴的《农书》初稿完成，全文共100多万字（一说150多万字）。完成后，马寅初又认真地从头到尾做了一次修改，修改一般用蓝笔，特别重要的用红笔。到1965年年底，他完成了第一次修改。
有一次，马寅初以前的秘书陈玉龙前去看望马，进屋时，马正在写《农书》，地上铺满了稿纸。马寅初见他进来，有些愤怒地说：“他们不给我发表，我自己看！”
1966年春节后的一天，马寅初召集全家人说：“请你们抽时间帮我把《农书》原稿照抄一遍。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它是我十几年的心血啊！”
“文革”爆发后，虽受到周恩来的特殊保护，马寅初免于抄家之祸。但马家并不能置身于“文革”之外。马寅初的孙子马思泽回忆，“文革”开始后，马寅初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8月，从浙江寄来厚厚的一封信，全是浙江各大学的批马传单，随后，同住总部胡同的张治中家被红卫兵冲击，李烛尘家中被查抄。在这样的气氛中，一日，马本初在客厅环视一周后，轻轻地对马寅初说：“爹，咱们家也收拾一下吧。”家中无人反对，大家便开始动手除下客厅墙上的条幅、字画（其中包括何香凝送给马寅初的一幅“下山虎”国画），拿出书房的马寅初与友人的来往信函、中外书籍、各种文献资料、手稿，包括两藤箱的农书手稿，投入炉火中。马寅初则静静地躺在竹躺椅上，看着他们收拾。
当时12岁的马思泽承担了焚烧工作，他自作主张保留了两件东西，一件是马寅初六十大寿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的寿联，他并不明白寿联的内容，更不清楚它的来历，只是因为知道署名的三个人都是没有被打倒的国家重要领导人，所以留下了，而同时被留下的还有同为马寅初六十寿辰时新华社所送的对联。
马寅初撰写《农书》时，往往写完后便将书稿卷好收起，没有向人谈及书稿之事，以至于无人知道《农书》的详细内容，给世人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公案】
鲁迅与马寅初是绍兴同乡，但二人交恶。不知何缘由，鲁迅对于比自己年轻一岁的绍兴同乡马寅初少有好感。1926年秋，马寅初应邀到厦门大学演讲，厦大全校“列队欢迎，大摆宴席”。因马是“北大人”，校长林文庆特地函邀“北大同人”鲁迅及沈兼士作陪。鲁迅收函后，拒绝前往，在公函上写了个“知”字，并说：“道不同不相与谋。”
《关于鲁迅的辩护词》的作者房向东分析，林文庆之所以对马寅初如此殷勤，主要是学校资金短缺，希望能从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总司券的马寅初这位财神爷身上捞到一点油水。而鲁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拒绝与马接触。加上马寅初是当时中国财经界的名流，是个“红人”，而鲁迅向来不喜欢趋炎附势，因此对他不仅冷漠，而且热讽。
1928年1月28日，鲁迅以“楮冠”的笔名在《语丝》发表《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一文中讽刺马寅初道：“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全世界敬服。”
另据宋运郊在《回忆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一文中回忆，1956年秋天，北大文科同学为了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建议邀请许广平到北大介绍鲁迅事迹。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虽然同意了这件事情，却“碍于情感方面的因素”没有出面接待许广平。
【情谊】
1939年5月，马寅初在重庆首次与周恩来、王若飞见面，周对马十分尊敬，表达了对马主张抗战时期征收临时财产税的支持。这次会面改变了马寅初对共产党的看法，他后来多次说：“以前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1939年以后逐渐靠拢中国共产党，走向革命了。”
马寅初被蒋介石幽禁后，周恩来一直积极营救。马被释放后，住在重庆歌乐山，蒋介石不许他教书、发表文章，断了他的经济来源。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新华日报》说：“马寅初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有骨气，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持。”此后，马寅初被《中央日报》退回来的稿子都由《新华日报》发表出来，并给予马最高标准的稿酬，马寅初深为感动。
1949年3月，在西郊机场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竟不顾会场秩序，跑到周恩来乘坐的吉普车旁，大声对周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平。”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无论在什么场合，马寅初只要一提起周恩来，总是情不自禁地说：“周总理是我的恩人，是我的好朋友。”赵其渊回忆，马有次评价周说：“总理之才、之美，人们共仰。”
人口论争过程中，周恩来恳切地劝说马寅初写一份检讨，马寅初拒绝了。但拒绝后，马觉得对周有所歉疚，于是他为《新建设》杂志撰文时，特意加上《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1960年年初，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后，周恩来出面，将马寅初安排到北京市政协东城区小组。
马本寅回忆，“文革”开始后的某天，辖区的一位派出所所长突然来到他家里，关照说：“根据周总理指示，你们的住宅是不允许任何人闯入、抄家的，如果有人进来可以及时通知我们。”原来，周恩来将马寅初列入民主人士的保护名单。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马寅初平安度过了这场浩劫。
1972年，已是90岁高龄的马寅初开始便血，经诊断是直肠癌，家属要求手术，但医院认为马年纪太大，坚持化疗。马夫人为此请示国务院，周恩来说，应该尊重家属的意见，并且让医院以后向他本人汇报诊治情况。之后，卫生部专门为马寅初组织了一个专家会诊小组。经过两次手术，马寅初奇迹般转危为安。严仁赓去医院探望时，马闭目不语，只是喃喃不休地说：“总理救了我的命。”病愈后，马寅初常说：“周恩来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两次救了我，一次是1942年，一次是1972年。”
周恩来逝世后，马寅初连续数日沉默不语。他不顾家人劝阻，坚持去北京医院参加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他一早起来，怕下午去吊唁时大小便失禁，所以水米未进，由孙儿陪同，前来向总理的遗体告别。进得吊唁大厅后，马寅初老泪纵横，默默地向周恩来遗体鞠躬行礼。随后，他坐着轮椅，随着吊唁的人群绕遗体一圈后，仍然不肯离去，孙儿们只能推着他再绕一圈。走出吊唁大厅后，他坚持要求孙儿们扶着他回来，向周总理的遗体再次鞠了三个躬。
【仁厚】
儿时，马寅初非常爱吃家乡的油条。他留学归国时，炸油条的朱师傅仍在卖油条，但因为资金有限，一次只能付3斤菜油、10斤面粉的钱，马很是同情朱，便为其向店家预付了一年的油钱和面粉钱，并嘱咐店家说，每次朱师傅来时，只能取3斤菜油、10斤面粉，也不准换现钱。因为他知道朱爱喝酒，怕朱拿去换酒喝。
抗战前，马寅初在杭州九溪结识了一个小菜馆的老汉，每次下山必到小菜馆饮龙井茶，与老汉闲谈。他还给小菜馆题款，挂在店前做市招。1950年，他任浙大校长时，老汉已去世，但他每次路过仍去喝茶，老汉的女婿照例为他备上龙井。
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时，马寅初能叫出全院学生的名字，并常查看他们的伙食，向学校当局提出增加“战区学生贷学金”，改善学生伙食。有位学生先后两次病重，马寅初组织学生赶紧将该学生送到医院，并写介绍信请医院加以救治，学生顺利痊愈。一次，训导长王克仁为了一件小事便决定开除两名学生，马寅初坚决反对，最后王不得不主动辞职，离开重大。
马寅初到重大不久，便倡议组织教师聚餐，增进交流。每到春节，他总是一早便到员工宿舍，挨家挨户给教职员拜年。
马寅初曾邀请潘序伦到重大讲演，每次都招待潘住在教员宿舍，亲自照料他的饮食起居，极为周到。抗战期间，潘序伦得了严重的斑疹伤寒，马寅初夫妇常到歌乐山医院看望他，知道他喜欢猫，还特地送来一只小花猫陪伴他。
1942年，上饶集中营向福建转移，被软禁中的马寅初则被转移到桂林。途中，马寅初看到许多逃亡大后方的青年学生衣衫褴褛、身无分文，境况十分狼狈。马不忍见他们身处绝境，便坚持腾出运载行李的卡车，带着这批学生一路同行。之后，这些学生和马寅初成了忘年交，常到歌乐山看望马寅初。
一次，杭州解放军慰劳总会的交际处处长马文车到马寅初处汇报工作时，滔滔不绝地品评当时的一些统战人物，词锋锐利，言语之间不免嘲伤他人。马寅初一直微笑不语，最后只是语重心长地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1953年，马寅初到杭州莫干山休养。一天，他的派克钢笔不见了，他轻轻说了一声，结果被工作人员听见，反映到疗养院保卫科。保卫科立即找到打扫房间的服务员谈话。马寅初知道后，极不高兴：“我只说钢笔不见了。不见，不等于说被人偷了。保卫科怎能这样胡乱怀疑这位服务员哩。”他立即让保卫科停止这种做法。之后，他在某件衣服的口袋中找到了钢笔，心中更加不安，一再对服务员道歉说：“都是我的错。”服务员感动得热泪盈眶。
1955年8月，北大一名睡在上铺的上海籍学生黄柏松半夜从上铺摔了下来，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两天之后，黄柏松的父母从上海赶来，校长马寅初亲自接待，安慰家长。同时，学校马上给双层床发绳子，让学生绑在床前，说是高教部紧急通知，必须为所有没有防护装置的双层床安装防护设备，先用绳子作为临时防护。宋运郊说，从一个学生的事故，到校长关怀，再到高教部的紧急通报，不过一两天的工夫。由此可见马寅初对学生的关怀。
北大学生莫述诚回忆，1956年，他得了风湿热，情况十分危急。同学将此事告诉马寅初后，马寅初立即到校医院看望莫。得知莫是浙江湖州人后，七十多岁的老人对十八九岁的少年说：“我们是老乡，兄弟是嵊县人。”离开时，他对莫说：“你的同学给我写了信我才知道，我来晚了！真对不起！”随后，他伸出三根手指说：“请不要着急，三天之后我一定让你住到好的医院去。”果然，第三天上午，救护车将莫送进了苏联红十字医院。莫述诚后来才知道，当时红十字医院的号已经预约完了，马寅初打电话请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长李德全帮忙，这才挂到了号。
某年冬，北大的暖气用煤不够了，马寅初怕学生受凉，便驱车到煤炭部找部长要煤。煤炭部长深觉为难，因为各单位都缺煤，便让门卫挡驾，说“部长不在”。马回答说：“没关系，我就在门口等他回来。”将车停在煤炭部的大门前，摆开了坐等的架势。部长无奈，只能答应为北大供应煤炭。
马寅初到宿舍看望新生，不时翻开学生们的被褥看，当时已是9月，一些南方来的学生怕冷，马寅初便对随行的人员说：“请总务处的同志去城里租些被子来，给大家添被，千万不能冻着他们。”当天傍晚，棉被便送到了学生们手中。
某次，学生宋运郊正在食堂低头吃饭，菜是肉片白菜，忽然有人伸手接他的筷子，原来是马寅初。马接过筷子，从他的碗里挑出肉片，数了数肉片的数量，然后问宋道：“这是什么菜，多少钱？”宋告诉他是肉片炒白菜，两毛钱，他听了后微微点头说：“还可以嘛。”又一次，宋运郊在食堂吃山鸡，马寅初进门后，问道：“你吃的是什么？”宋答：“这是山鸡。”马寅初很不解：“山鸡是什么？”宋解释说：“山鸡就是南方人说的野鸡。”马又问：“那为什么不叫野鸡而叫山鸡？”宋运郊感到了一种童心，忙说：“北方人不兴说野鸡，因为那是妓女的别称。”马“哦哦”两声，问过价格之后又问口味如何，宋运郊说还可以。最后马又问道：“哪里来的这么多野鸡呀？”宋告诉他可能是北大荒开垦带来的，听说整车皮地进北京。他点头说：“这就很好，很好，不贵不贵。”然后缓缓地离开了食堂。
宋运郊还回忆，一次，他在小饭厅的南头吃饭，马寅初进来了，问同学们吃的什么，好吃吗？营养够不够。快考试了，吃这样的饭菜能够应付考试吗？不久，学校就统一发给每个同学一大张红纸的餐券，分30个小格，每格1角钱，作为考试期间的餐费补助。
北大学生诸天寅回忆，50年代，马寅初从国外带回一批搪瓷饭碗，指示学校免费发放给学生。诸天寅家生活困难，入学后的第一个冬天没有棉衣御寒。其表舅以浙江同乡的名义写信给马寅初，反应诸的情况。不久，诸便接到通知，学校决定补助他一套棉衣。后来诸天寅才知道，补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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