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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大院(I II III3部)-第1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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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形成了周围十几平方公里的工人村，在这里，生活着四五万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整个工人村最高峰的时候，有十几万人。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是整个西城市最生机勃勃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的工人们是这座城市收入最高、住房条件最好、生活水平最优越的一个群体。他们一旦进了工厂，就成了国家的人，再也不用为自己的收入和工作发愁了，生老病死，都有企业安排好了。他们按时上班，按时领工资，工厂里还时不时地发福利。到了结婚的年龄，找到结婚对象，打了结婚证，就可以向厂方申请住房。房子虽然不大，有时候是一间平房。条件好的工厂，有些工人可以分到一个一房一厅的职工宿舍楼，但随着年龄、工龄的增长，老工人和有行政级别的，可以优先住新房，换大房。大家都是按部就班，论资排辈，到时候都会有的。房子是企业免费分的，孩子可以在工厂里的托儿所，也不要钱，天天还有免费的午餐吃。工厂里有食堂，澡堂，医院和学校。在附近，还有大型的百货商店和工人大剧院、工人体育场，在这里，工人们俨然成了一个大型社区的真正的主人。业余的时间，大家打篮球，踢足球，打乒乓球，到大剧院看电影，到百货商店里购物、逛街，生活得非常惬意。
当时，市区的姑娘们争着要和这些厂子里的小伙子搞对象，因为他们工资高，福利好，什么都有保障，嫁给他们，一辈子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发愁了。那些小伙子也挑剔得很，姑娘长相不好的，他们还不要呢！
但好景不常，时代说变就变了，进入八十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外商投资给予了许多政策上的优惠，什么减免税收，免费划拨土地，保证贷款，使外商投资的企业和国有企业根本不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刚投资建厂的外资企业又没有人员负担，没有离退休职工，不承担社会义务，所以负担轻，机制活，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自然低，很快就把国内的大批国有企业打垮了。
那个时候，全国都一样，国有和集体企业整体上进入了经营困难时期，绝大部分企业停产了，很多工人失业了，在家里没有活干，也没有了任何收入。没办法，只能是另谋出路。西城市工人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上衰败、没落的道路的。在这里上班的工人家庭，家家几乎都有下岗职工，有的家庭，父亲下岗了，儿子、闺女也下岗了，一家几口人，没有一个有工作、有固定的收入的。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地饿死吧。于是，男的出去打短工，或者摆摊设点，推三轮车，挣几个辛苦钱，买粮买煤，把一家人的肚子填饱就是最高要求，实在不行，就去偷、去抢。那个时候，整个西城市的社会治安急剧恶化，到处是小偷、抢劫犯、杀人犯，每年都有几十起杀人案，抢劫、盗窃成了普遍现象，因为受害人太多了，许多人根本就没有去报案。因为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小偷天天在派出所门前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那些民警根本不敢抓他们，因为小偷都是一伙的，他们人多，等到民警下班了，他们在路上就可以集体围攻民警，有的民警被小偷和黑社会团伙打残了，胳膊剁掉了一个，脚筋给挑断了，成了残废，结果公安局破不了案。有的公安人员本身就成了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事实上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于是，犯罪嫌疑人更受不到什么惩罚，他们继续逍遥法外，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老百姓见了他们，像躲瘟疫一样，因为他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正不压邪，为了自己的平安，还是少说为妙。他们就是亲眼见了那些人违法乱纪的事情，让他们作证，他们也会拒绝，说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是害怕自己将来会受到报复。那些家伙可不是吃素的，他们一旦从里面放了出来，是要杀人的。
有些男的本来有工作的时候，都是很好的公民。现在成了黑社会、小混混，或者小偷、流氓；女的呢，也是各有各的命运，各人找各人的活路。
有经济头脑的，就借钱开了餐馆、商店，做起了生意。有的到集贸市场租一个摊位，就当起了小贩。有的卖菜，有的修鞋，有的搞起了缝纫，更多的是到餐馆里打工，给有钱人家当起了保姆什么的。还有的通过嫁人，改变自己的命运。长得好的女人，有些姿色的，就和自己下岗的老公离了婚，嫁给了那些年龄大、离了婚或者死了妻子的老干部。有的通过婚姻中介机构，找了个外国的洋人，嫁给老外，干脆出国了。这样的女人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留在当地的，都是靠打零工生存。
有的女工怕吃苦，嫌打零工赚钱慢，就走上了邪路。年轻的长相漂亮的，就去了市区或者外地，到夜总会、桑拿中心当小姐去了。年龄大的，长相不好看的，基本上就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在那些美容美发店、路边的按摩店里，向农民工和城市的低收入人群提供性服务。
在工人村里，一到晚上，沿街的低矮的小平房里，到处是按摩店、美容美发店，还有KTV，店里坐的都是穿着暴露的女人，她们有的胖，有的瘦，都穿着低胸的上衣，把自己的两个奶子毫不掩饰地露出大半个，露出深深的乳沟。她们的脸上都涂上一层厚厚的白粉，眨巴一下眼睛，说不定就有粉掉下来。嘴唇涂得红红的，看着有些吓人。客人少的时候，她们还会站在路边，冲走过的男人抛着媚眼，勾引过路的男人。一旦有男人过来搭讪，她们会非常热情地抱着你，把你拥入她们的房间，在那里，谈好价钱，她们会为客人提供你所购买的服务。
如今的工人村，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街道两边的建筑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到处是低矮的平房，垃圾遍地，苍蝇乱飞，污水横流，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垃圾基本靠风刮，污水基本靠蒸发。社会治安混乱，这里成了整座城市的边缘地带，成了黄赌毒的聚集地，因为管理混乱，许多外地的流窜犯，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乐土，他们隐蔽在这里，和小姐们打情骂俏，掏几十块钱甚至十块钱，就可以找个女人玩一玩，真是爽死了。
为了迎接首长的到来，提前几天，整个西城的党政军机关都动员起来了，出动了几百名武警战士和环卫工人，到工人村帮助搞卫生。市公安局出动了几百人的防暴警察、几十辆警车，到工人村挨家挨户进行了排查，那些小偷、黑社会分子、诈骗犯，流窜犯，有的早就得到了消息，望风而逃。那些做小姐的，纷纷关门歇业，一时间，工人村里清净了许多。那些留守在这里的老头、老太太，一看这个阵势，就知道马上就有大人物来了。他们对这些已经司空见惯了，一旦有大人物来这里视察，当地的公安机关就会进行一次突击整治，这里的情况会好几天，但是领导一走，各种情况照旧。人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都是为了避风头。
下午，两辆中巴车开到工人村的一条街道口，这里是一片棚户区，放眼望去，在一个山脚下，建设了一大片低矮的平房，看砖头和瓦片就知道，这些建筑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有的房子上面还是石棉瓦，估计是住户自己搭建的。这里的房间没有厕所，在每一个街道拐弯处，有一个公共厕所。路面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的。
在当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陪同下，首长弯下腰，走进一户人家，这家的房子矮矮的，屋子里的地面比外面低了五十多厘米，一般的个子，如果不弯腰就会碰到脑袋。
王一鸣陪着首长走进了这户人家。估计工作人员提前已经和这户人家打过招呼的，里面有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孩子。
老头个子不高，有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瘦瘦的，腰有些弯了，但精神还好，看到首长和王一鸣进来，笑着说：“领导好，领导好，我经常从电视上看见你的啊！”
首长握着老工人的手说：“老哥哥，你身体还好吗？”
老工人说：“也不行了，有高血压、胃病，还有类风湿。”
首长说：“收入怎么样？退休金有保障吗？”
老工人说：“我还好，退休得早，现在每个月有一千二百多，我老伴有一千一百多，两个人养一个孩子，够吃饭的了。我儿子、媳妇，双双下岗，现在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
首长说：“这孩子是你孙子？”
老人说：“是。”
首长问：“孩子的父母呢？”
老人说：“都到广东打工去了，这里工厂少，不好找工作。所以，我儿子和媳就都走了，一年回来一趟，到春节时在家里住几天。孩子小，就丢在家里了，让我们老两口带。没办法。”
首长看了看他们的房子，是两间，外面一间是客厅，摆着一些沙发、电视机、电冰箱之类的东西。里面一间是卧室，放了一张双人床，上面的床单是新的，是工作人员提前做的安排，特意给他们买了一床新的，为了应付电视台的拍照。
大家在客厅里的木沙发上坐下来，首长问：“老哥哥，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老工人说：“住上新房子，你看我这房子，都快四十年了，一刮大风下大雨就害怕，睡不着，因为到处漏，还害怕风给刮倒了，我儿子、媳妇回来，没地方住，就只能在外面租房子。听说我们这里也要进行棚户区改造，我就盼着快些改造，再晚几年，我说不定这辈子就住不到新房子了。”
旁边的西城市委书记孔明亮说：“快了，快了，市里正在做规划，等中央的资金下来后，各种手续一办，就可以动工了。”
首长问：“这个项目需要中央配套多少资金？”
孔明亮说：“一亿四千万。我们市里也要拿出一亿四千万。再加上省里补助的八千万，总共是三亿六千万。准备建设一个大型的住宅区，解决三千多户棚户区居民的住房问题。”
首长说：“好的，一定要加快进度，争取让老百姓早日解决住房问题。这些老工人，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干了一辈子，到老了，我们还让他们住在棚户区里，我们对不起这些老工人啊！老哥哥，委屈你了啊！”
两个老工人听了，感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说：“国家有困难，我们能理解，我们不埋怨政府，我们现在还有退休金，可以活下去，就知足了。”
首长扭过头对王一鸣说：“你看，还是老工人觉悟高啊，生活条件这个样，还没有任何怨言，我们做领导干部的，实在是有愧啊！”
王一鸣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是机械地点着头，说：“是啊，是啊！”
他想了想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这些老工人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在北京，自己住的是部长楼，两百多个平方，没有花几个钱，相比较现在北京的房价，一天一个样，有的地段已经几万一平方米了，一般的也上万了，当初房改时，那套房子才花了几万块钱，基本上等于是白送。
到了西江省，省委办公厅为他提供的有一栋别墅，三百多个平方，也不用花一分钱，都是精装修的，连家电都配好的，就那王一鸣嫌不方便，一般情况下还不去住，平常就空在那里。
王一鸣现在大部分时间就住在西江宾馆里，那里有一个总统套房。出差到外地，都是公款报销，飞机、专车，根本用不着自己花一分钱。有病了，可以住高干病房。像他这样的省部级干部，住院看病，花多少钱，都是可以公费报销的。他们住的病房，是可以和五星级宾馆媲美的高级套房，那里有餐厅、会客室，还有健身房，卧室，一晚上的费用就是上千块，甚至几千块，这些设施都是为他们这些高级别的官员准备的。医生要最高明的，护士要技术最精湛的，设备要最高级的，什么都是顶级的配置，这些高级官员，还享受着生老病死的全天候保障。我们的改革，说实话，取消了普通人的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工作保障，而对于高级官员来说，他们的住房、医疗、工作、养老，不仅没有取消，还更加全面，更加优越，他们可以说是享受着这个国家最完善的制度保障，生老病死什么都不用管，都有国家埋单。目的是让他们身体健康，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十几亿人口，能混到省部级以上的，毕竟是极少数人，全国范围内退休的加上在职的，也就是几万人而已，国家在这些人身上多花些钱，大家也没办法苛求的。这是改革特别令人感到吊诡的地方。改革的设计者们，那些掌握国家大权的官员们，竟然一方面以效率低下为借口，砸了几千万工人的饭碗，把他们推向社会，自食其力，自生自灭，却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更加完善安全的防护网。他们自己享受着比大锅饭还安逸的高干的全方位待遇，另一方面还指责大锅饭养懒人，工人们懒惰，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真是让人感叹，这些人的良心到底还有没有？是不是让狗吃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千方百计，为广大的劳动者、普通民众，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国民基本的生活保障。看病不要钱，上学不收费，只要你在公立学校上学，还有生活补贴。下岗失业了，可以向国家申请失业救济。这样编织了一个完善的安全防护网，让穷人能够活得下去，让富人多缴些税，向穷人让渡些财富，大家和平共处，共同生活在一片蓝天下。
而我们，发展的路径恰恰相反，消灭国有企业，人为地制造几千万的工人下岗、失业，把他们全部推入社会，没有收入，没有医保，生病了只能自生自灭，许多人只能靠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才能找到一丝活路。这样，整个社会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社会治安混乱，道德崩溃，人际关系紧张，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加深。最关键的，社会不满情绪高涨，执政党的威信越来越低，整个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危机。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整个社会有大动荡的风险。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思考，王一鸣也在思考着下一步怎么办。
从老工人家里出来，大家走了几十米，又进入一户人家。这家的男主人患病在床，几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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