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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三千年-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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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耶路撒冷的特别的疯狂被称为“耶路撒冷热”，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它被认为是“耶路撒冷综合征”，是“一种因接近圣地耶路撒冷而产生的与宗教刺激相关的精神代偿失调”。2000年，《英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疯狂的绝望诊断为“耶路撒冷综合征亚型二：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并抱有耶路撒冷具有治疗能力的神秘观点的人——如作家果戈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古拉也因其耶路撒冷综合征的紧张而备受折磨。他的家族里出现过精神错乱的人，法国驻彼得堡大使这样写道：“随着年代的流逝，保罗（尼古拉的父皇）身体上的一些特性便展现出来了。”发了疯的保罗就像他祖父彼得三世那样被刺杀了。如果说尼古拉还远没有精神失常的话，他此时开始显现的便是其父一些顽固易冲动的过度自信。1848年，他原本打算去耶路撒冷朝圣，却因欧洲爆发的革命而被迫取消计划。他成功地平定了反对其邻国哈布斯堡皇帝的匈牙利叛乱，享受着“欧洲宪兵”的美誉，但是，法国大使写道，尼古拉开始“被莫斯科民族的谄媚、成功及宗教偏见宠坏”。
1847年10月31日，伯利恒圣诞教堂岩洞大理石地板上的银星被人砍掉后偷走了。这颗银星是18世纪时由法国人捐赠的，现在，很显然，它是被希腊人偷走的。于是，修士们在伯利恒展开了一场争斗。在伊斯坦布尔，法国人声称他们有权利替换伯利恒的银星并修缮耶路撒冷的教堂屋顶；但俄国人称这是他们的权利。双方都援引了18世纪的条约作为证据。争闹持续升温，直到变成两个皇帝之间的斗争。
1851年12月，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此人平淡得令人费解，但在政治上却异常机敏，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通过政变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准备将自己加冕为拿破仑皇帝三世。波拿巴这个女性化的冒险者留着明显打了蜡的小胡子，但并不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他那过大的头颅和过小的躯干上分散开来，但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却是第一个现代政治家，而且他知道他那脆弱的新帝国需要天主教的声誉，并在国外赢得胜利。尼古拉则将这次危机看作是通过为“俄国人的上帝”拯救圣地而巩固其统治的好机会。对于这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皇帝来说，耶路撒冷是他们在天堂和凡间获得荣耀的金钥匙。
詹姆斯·芬恩和克里米亚战争：被谋杀的福音传道者与掠夺者贝都因人夹在法国人和俄国人中间左右为难的苏丹，试图通过1852年2月8日颁发的敕令解决争端，以确保东正教对教堂的最高权威，同时让天主教徒作些让步。但是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比俄国人软弱，他们将自己的权利主张追溯到拿破仑一世入侵，与伟大的苏莱曼结盟，耶路撒冷的法国十字军国王，甚至查理曼。拿破仑三世在威胁土耳其人时，派了一支名为“查理曼”的战舰，并非巧合。11月，苏丹终于屈服，并把最高权威赋予了天主教徒。尼古拉一世被激怒了，他要求恢复东正教在耶路撒冷的权利，并缔结俄…奥联盟，这样就可以将奥斯曼帝国置于俄国人的保护之下。
尼古拉一世恐吓性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开始在多瑙河流域（现在的罗马尼亚）侵扰奥斯曼的领土，并向伊斯坦布尔开进。尼古拉一世确信自己已经依靠魅力争得了英国人的支持，他断然否认他想吞并伊斯坦布尔的企图，更不用说吞并耶路撒冷了。然而，不幸的是，他最终还是对伦敦和巴黎方面判断失误。面对俄国人的威胁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英国和法国以发动战争向俄国进行威胁，但尼古拉固执地称他们这是在虚张声势，他解释道，他“发动战争只是为了基督教的目的，是在神真十字架的旗帜下进行的”。1853年3月28日，法国和英国向俄国宣战。即便绝大部分战事都远在克里米亚，但耶路撒冷却被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从那以后它一直就处于这个位置。
当耶路撒冷的驻军整装出发准备抗击俄国人时，詹姆斯·芬恩看到他们将武器放在雅法门外的阅兵场上，在那里，“移动的铁制品在叙利亚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因为这些士兵在行进时都佩带着固定好的刺刀”。芬恩不能忘记的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核心所在就是圣地”，而尼古拉的“目标依旧是真正拥有耶路撒冷的圣殿”。
一批与虔诚的俄国人不同的、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西方参观者也来到了耶路撒冷，仅在1856年就有一万人左右。他们涌入城市来参观这个挑起了欧洲战争的神圣的地方。那会儿，来参观耶路撒冷仍旧是一项很冒险的行为，那里没有四轮马车，只有随处可见的垃圾。实际上，那里也没有宾馆或银行，参观者都住在修道院里，最舒适的要数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那里有雅致的、通风良好的庭院。1843年，一个名为梅纳赫姆·门德尔的俄国犹太人建造了第一座酒店——卡米尼兹酒店，随后英国人很快也建立起了一座宾馆。1848年，瓦雷罗的塞法尔迪家族在离大卫街不远的一栋楼上开设了第一家欧洲银行。耶路撒冷仍是土耳其的一个行政区，通常被一个不修边幅的帕夏统治着，帕夏居住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宫殿里，这个宫殿既是寝宫，也是后宫，同时还是监狱，就坐落在圣殿山的北边。＇8＇芬恩写道：西方人“对帕夏所居宫殿那乞丐式的粗俗感到震惊”，对帕夏那些污秽不堪的妃子及“衣衫褴褛的官员”纷纷排斥。与帕夏在一起品尝咖啡时，参观者们可以听到镣铐发出的叮当声，以及地牢里囚犯受刑时发出的呻吟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帕夏力图确保耶路撒冷的平静，但是希腊东正教的修士们却围攻了新任命的天主教主教，并纠集了一群骆驼冲进主教的寓所。对那些前来参观圣地的伟大作家们来说，所有这些都令他们感到高兴：那么多士兵都死于残酷的克里米亚战争，死于充满腐烂气味的医院。真实的圣地却未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作家：梅尔维尔、福楼拜和萨克雷
赫尔曼·梅尔维尔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因三部小说赢得了名望，这些小说都是以其在太平洋上惊心动魄的捕鲸冒险经历为蓝本写成的，不过1851年出版的《白鲸》一书却只卖出了三千册。与果戈理并无不同，在忧郁与苦恼中，梅尔维尔抱着能够恢复健康的目的于1856年来到耶路撒冷，他同时还想来探求上帝的本质。“我的目标是——让我的脑海浸透耶路撒冷的大气，让我成为其神秘影像的被动主体”。他受到耶路撒冷“残破”的刺激，被其“未经激发的荒凉的裸露”而陶醉。就像我们先前所看到的那样，他为一些“疯狂”的美国人那种“狂热的能量和精神”以及“犹太狂躁征”着迷，这些都激发了他的叙事诗《克拉瑞尔》（Cleral）的问世，该诗有一万八千行，是美国最长的诗作，是他返回美国后在海关工作时写的。
梅尔维尔并非唯一一个因文学上的不如意而来东方寻求修复和慰藉的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与一个很有钱的朋友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一起，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为了撰写贸易和农业方面的报告而开始一场文化和性爱之旅，以期从其第一部小说所遭受的冷遇中恢复过来。他将耶路撒冷看作一个“被围墙保卫的藏尸所，古老的宗教都在太阳底下慢慢腐朽”。至于那里的教堂，他说：“可能狗会比我对它更感兴趣。亚美尼亚人诅咒希腊人，希腊人厌恶拉丁人，拉丁人憎恶科普特人。”梅尔维尔也认为教堂是一个“损毁严重的腐朽的岩洞，有死人的味道”，不过，他认为战争皆起因于他所称的“挤满了人的新闻编辑室和耶路撒冷的神学交换”。＇9＇
修道士们的争斗只是耶路撒冷暴力剧院的一个场景。新来访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是盎格鲁…美国福音派人士和俄国犹太人以及东正教农民，另一方是旧世界的奥斯曼土耳其人、阿拉伯大家族、塞法尔迪犹太人、贝都因人，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农夫——导致了一系列的谋杀。詹姆斯·芬恩福音派信徒中，一位名叫玛蒂尔达·克里希的女士被发现时头部已经被打碎了，一个犹太人被刺伤后落入了井中。还有一位名叫大卫·赫舍尔的富裕拉比被人下毒，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但是嫌疑犯（他自己的孙子们）却因缺少证据而被无罪释放。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恩是耶路撒冷最有权势的官员，因为那时土耳其人在很多地方都要仰仗英国，因此，当芬恩觉得合适的时候，他就会出面进行干涉。他把自己当成是圣城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着手调查这些犯罪中的每个案件，但是，尽管有侦探的才能（以及六个非洲巫师的协助），他却连一个杀人犯都没找到。
对于那些仍旧需要芬恩保护的犹太人来说，他是勇敢的战士，是使人改宗的刺激剂。总之，犹太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萨克雷写道：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散发着恶臭的犹太区，该区神圣庄严地处于污秽之中”，每逢周五晚上，犹太人“为他们的城市所失去的荣耀而发出哭号和哀痛”的声音便会萦绕整个耶路撒冷。1854年4月，卡尔·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上写道：“在耶路撒冷，没有什么人的悲惨和痛苦可以和犹太人相比”，“他们居住在最肮脏的街区，是摩苏尔人长期压迫和欺负的对象，受到希腊人的凌辱，受到拉丁人的迫害”。芬恩写道：“一个犹太人因走过可以直达圣墓大教堂的城门而被一群朝圣的暴徒揍了一顿。”因为经过这里对犹太人来说依旧是非法的。另一个犹太人被土耳其士兵捅伤了，还有一个犹太葬礼受到了阿拉伯人的攻击。在每件事情上，芬恩都向土耳其统治者施压，迫使他进行干涉，直到大英帝国的正义得以落实。
帕夏对控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越发产生兴趣，这些人的暴乱和部族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土耳其帝国中央集权改革的一种反映，战争发生时耶路撒冷城墙周围通常都会出现驼群的疾驰、矛枪的嗖嗖声和子弹的呼啸声。这些扣人心弦的场景在欧洲人看来，就像一个有着野蛮的西方舞台布景的圣经戏剧表演，他们聚集到城墙上观看这些小规模的战斗，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战斗与离奇的运动赛事有相似之处，当然，还会有一些间或发生的灾祸为这些赛事增添情趣。
作家：大卫·多尔，周游中的美国奴隶
在福音派教徒为改宗犹太人而设立的塔尔比赫农场里，芬恩一家人经常发现自己身处各方的火力攻击之中。子弹飞窜的同时，芬恩夫人常常为在那些战士当中发现女人的身影而感到吃惊。她竭尽全力在阿拉伯各个领袖之间进行和平协调，然而贝都因部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希伯伦和阿布高什的领袖们还组织了五百个私人武装士兵，全力发动抗击土耳其人的战争。其中一个领袖被捕，戴着镣铐进入耶路撒冷后，他竟然还试图逃跑，想飞奔着再次战斗，就像是个阿拉伯人的罗宾汉。最后，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哈菲兹（Hatiz）帕夏不得不组织了一支五百五十人外加两架铜制野战炮的队伍进行远征，以镇压希伯伦地区的军阀。
尽管有这样的情景剧出现，但是夏天的傍晚，所有部族的耶路撒冷人——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与塞法尔迪犹太人一起，都聚集到了大马士革门附近的路旁野餐。美国探险家威廉·林奇（William Lynch）中尉观察到这样一个“壮观的场景——几百个犹太人在那里享受新鲜空气，他们坐在城墙外面巨大的橄榄树下，妇女们都披着白色的披肩，男人们都戴着宽边的黑色礼帽”，詹姆斯·芬恩和其他领事则带着他们的妻子在那里散步，土耳其士兵和持银色警棍的警察走在前面为他们开道。“太阳落山后，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涌向城内，因为每天晚上城门都会关闭”。
芬恩叹息道：“哦，耶路撒冷的悲哀。”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城市好像“对一个长期受到其他地方欢乐习性熏染的人来说像修道院一样无聊。法国来访者在将耶路撒冷和巴黎作比较时，除了突然大喊一声之外，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这当然不是有男性生殖器崇拜倾向的福楼拜所期待的那种大声喊叫，他曾这样表述他在经过雅法门时的沮丧：“当跨过门槛时，我放了一个响屁。”即便当时“我对我肛门的那种伏尔泰主义感到懊恼”。这个喜欢性爱和吃喝的福楼拜，以在贝鲁特与五个女孩进行狂欢的方式来庆祝他从耶路撒冷的逃离：“我与三个女人做爱，达到四次性高潮——三次是在午饭之前，一次是在甜点之后。年轻的杜·坎普只有一次，因为他的生殖器仍因残留未治愈的下疳而感到的疼痛——拜一个瓦拉几亚妓女所赐。”
特立独行的美国参观者大卫·多尔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年轻黑奴，他自称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大卫·多尔与福楼拜想法一致。他与主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旅行，到达时，他那颗“谦恭的心”充满了对耶路撒冷的敬畏，但是很快他便改变了想法：“当我听说这些无知人们的荒唐行径后，我更愿意好好地嘲笑一番这些神圣的死尸和景点，而不是向其致敬。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后，我离开了，从未想过再回来。”＇10＇
不过，尽管那些作家都有些不敬行为，但是他们却还是禁不住对耶路撒冷心存敬畏。福楼拜认为它“极其宏伟”，萨克雷感觉到“那里不仅是一个你可以参观的景点，而且还发生过一些暴力行动、一些杀戮，一些参观者被杀害，一些偶像被人们用血腥的礼仪崇拜着”。梅尔维尔甚至赞赏这个地方“似瘟疫肆虐般地壮观”。站在金门前，注视着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公墓，梅尔维尔看着这个“被死亡军队包围的城市”，问自己：“难道耶路撒冷的荒凉是因神灵的过度溺爱而造成的吗？”
随着俄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节节败退，尼古拉也在巨大的紧张压力之下身患重病，并于1855年2月18日与世长辞。9月，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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