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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儿不为奴-第5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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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干老人自是不敢再言。9月15日，鄂多部太平军从江山出发，未遇任何抵抗就越过了仙霞岭，兵锋直指闽西北重镇建宁府。与此同时，东路太平军在苏纳的带领下自温州平阳出发，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入闽门户分水关。至此，福建境内已无险要可阻太平军，全省光复已成定局。
9月10日，从广东潮惠北上的第七镇则在镇将胡启立的率领下攻陷漳州府辖铜山、南诏，兵进漳州府城，派使劝降。清漳州知府董学明、副将林昌全等人开门投降。漳州光复后，胡启立按军部原定计划立即向泉州进军。自南雄出发的朱统第十镇也经江西会昌攻入福建汀州府，经两日激战，全歼灭汀州守军1200余，旋向延平府挺进。
太平军四路兵马齐进，四路皆奏凯歌，福建全省除福州、邵武二府以外，都落入太平军之手。只余二府在手的达素，已经根本无力再阻挡太平军，甚至连组织一次像样的反攻都难以做到。张经在江山战死，所部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达素知道他已难逃一死。每日只缩在福州将军府内，饮酒浇愁，已经不管不问。
福州的驻防八旗及其家眷也都是愈发觉得天要塌陷，对于太平军，满州兵将人人惊惶。近有广州满城、杭州满城，远有江宁满城，可以说，自太平军起兵以来，凡满城所在，无一幸存。如此报复，自是让福州八旗既是绝望，又是愤怒。所谓降亦死，不降亦死，不如拼命。面对死局，福州八旗兵兽性大发，竟于城中大肆捕杀汉人，奸淫掳掠，称反正都要死，不如给南蛮子换换种。
整整十七天，福州城中汉人被屠戮者十之四五，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三，逃出城者不过十分之一。上至七十老人，下至还未说话的婴儿，凡男性者尽被满州兵杀戮。城中有僧寮中，匿妇女数十人，结果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
福州发生的暴行传到周士相这里时，已是9月29日，此时，暴行还在继续。他将福州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刚刚抵达松江的顾炎武。
顾炎武叹惜一声，说道：“自古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周士相听得一知半解，不由问道：“那先生以为甲申以来，我大明是亡国还是亡天下？”
“满州率兽食人，毁我中华衣冠，视我子民如牲畜，自是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第1033章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前世周士相自是不明白顾炎武所讲，今世却是秀才出身，顾说的这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八个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换言之，保卫国家，即使是匹夫这样的卑微之人，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先生的意思是所谓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皇帝变了，百姓依旧是百姓；所谓亡天下，却是仁义阻塞，也就是道德沦丧，你吃我，我吃你，互相坑害，互相残杀。保护国家不致被倾覆，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与普通百姓无关；而保天下，则是我中国万千普通百姓的责任，是也不是？”在顾炎武这等当世大儒面前，周士相虚心请教。
顾炎武坦然道：“我所言便是此意。”
“先生方才说如今满州率兽食人，是谓我中国乃亡天下，而非大明亡国，照先生之意，这天下显是要比大明要重。”周士相若有所思。
“天下若不在，要这国有何用？自甲申以来，满州残害我中华之民亿万万，使我衣冠传承尽断，举族面临绝种，如斯，自当保天下不保国。那肉食者不尽职责以致失天下，我之民众便可不必再奉养于他。”
顾炎武的意思很明白，只要能恢复中华天下，那明室自可不必存在。这般直率表达倒让周士相有些发怔，他没想到顾炎武的思想竟会如此“激进”。蒋秃子等一干部下要周士相称帝，是为从龙之功，而顾炎武虽未明言劝进，但显然指出朱明已失天下，故不当再保。二者的目的相同，只是道理却不同。一为私利，一为公义。
周士相轻咳一声，道：“先生是说这天下本就是所有汉人的天下，国家也是所有汉人的国家，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思考天下兴亡之事。为官者，当以为官之道来为天下负责；为民者，当以为民之道为天下负责。假如你没有尽责，就没有权利享受相应的权利？”
顾炎武微一点头：“是也，先保天下再保国。天下得保，易国也是寻常。自古未有哪朝哪代江山永固的。”
“先生之见确是让我耳目一新，”周士相沉吟片刻，感慨道：“甲申前后，有几个想着身上肩负的责任？……肉食者只想自己的权力好处，结果致失天下，一旦天下得保，此类人等自当不应再享有从前权利，否则，叫保天下的万千百姓和志士如何看。”
“正是此理！”顾炎武微微一笑，饶有意味的看着周士相。
周士相呆了一呆，低语道：“若君王也如此，是否也可不必再奉。”
“能者居之，能保天下者居之，不能者可虚之，可替之。中国之天下非一姓一君之天下，乃为万千民众之天下。尔今之天下，满目疮痍，人尽想中华强大，百姓富康，然达成此目的需付出实际行动与努力。不愿投身于内者，自当拱手让贤。”
“先生说的，我懂了。”周士相将手一扬，没有再就此事和顾炎武探讨下去，而是话锋一转道：“我想当为官者没尽到为官之道的责任时，而百姓也没有尽到为民之道的责任时，双方都没有权利去责怪对方，而只有一方做到了，另一方才有权利责怪对方。从我做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兴亡，人人有责！”
“好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任！天下兴亡，人人有责。”
顾炎武赞了一声，这倒让周士相有些脸红，因为这话似乎是顾炎武的意思，他却归纳总结了下，有些窃人之功的感觉。
“今南都初定，但北都尚在满州之手，天下也是满目疮痍，我想强国富民，却不知从何做起，不知先生可否赐教？”
“若要强国富民，当革九弊。”顾炎武显是有备而来。
“哪九弊，请先生一一道来。”周士相一幅虚心求教的模样。
“一学弊。今儒多谈心性命理，而孔子所罕言也；孔子多语兴与取舍，而今儒所不论也。弃实空论，是以释老亡儒，晋风祸国。此学弊也。”
“二党弊。古人言政，言事而不言人；今人议论，多议人而不议事。但见一策，不问是非，先辨朋党。圣人语中庸之道，岂为此耶？此党弊也。”
“三钱弊。汉唐兼托米帛，可以富强；前宋专用金铜，遂至积弱。盖金银之属，唯以贾人流之。吴有丝茶之利，行商云集；秦独稷黍之田，无银可易。故祸出于秦而及于天下，此钱弊也。”
“四兵弊。人不可以无食，国不可以无兵。古时以兵为士，待之如子弟；今世以卒为仆，视之若贱奴。有事奉若干城，无事驱如奴仆。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而以大事托于奴仆贼虏之流，果可安乎？此兵弊也。”
“五将弊。孙吴之道，无不曰爱兵。而今之将者，独赖其私属亲、丁之流，而士卒少甲仗，寡衣食，无异流丐。庙堂之上，则目帅为屠狗无赖之辈。或侵其饷、或凌其人。将无其志，且失其气。有事安可托乎？此将弊也。”
“六税弊。税者，国以均富寡也。而今之赋，富者托以功名，贿于府衙，不能利一铢于社稷；贫者亡于催比、迫于胥吏，无可足其赋于国家。而不均者，尤以陕西最甚。所以乱出于秦而及于河洛，终荡天下。此税弊也。”
“七藩弊。成祖虚郡县以实中枢，中枢安而四藩皆穷。守臣以铢厘不足以纾困、有寡兵不足以御敌。故烈庙中枢一溃则四方崩解，以天下之大、人民之多，不能以为干城，致有衣冠之难。此藩弊也。”
“八吏弊。国家以籍官治郡县、籍官以胥吏治乡里。胥吏世代相袭，籍官历年迭易。故名虽令尹，实多昧于其政，困于胥吏。经年累患，至律令不行而政沦于贿矣！此吏弊也。”
“九义弊：善大言而不敏行者，古时稀也；好名节而能身践者，今世罕也。平日咸以圣人自任，责人之过，谩若仇寇；及临难时，或走或降，腆然不觉其耻。此义理之亡，是义弊也。”
第1034章 吴三桂安敢害我太上皇！
顾炎武提出的“九弊”说到了明末的症状所在，周士相在广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很多便是针对这些弊症所做的改革。
如顾说的“学弊”，就是现实儒家教育的最大缺陷所在。孔圣人当年从不谈心性命理，只谈兴与取舍，时有六艺一说，而今程朱理学，却弃实就虚，只高谈清唱，而不务实事。具体到科举制上，便是以八股取士。然后国家便由一帮不通世事，只会八股的书生治理。而为官理政，大小事务无一不务实，这帮八股官员之前从未有过实务，如何能做得了事，从而不得不依靠胥吏，自然也就衍生出了“吏弊”。
可以说“学弊”和“吏弊”是因果关系，因“学弊”而生“吏弊”。
顾炎武道：“欲要解决学弊，重在改制，改科举制。弃八股，而行算术、刑律、历法、农事、兵事、工科等，国家以各科取士，所取之士术业有专攻，一旦任事，自是能条理明晰，不虞被胥吏蒙弊，操控于掌中。”
周士相深以为然，将之前在广东推行的科举改革捡要点与顾炎武详说，从童生入学启蒙教材至大学堂汇编教材，无一不是贴切实务。又提及当初广东开办乡试，所录举人皆至大学堂学习三年实务，方能派出任事。且初任职不为主官，而以“实习”身份于各有司协办听办，以一年为期，考核无误者，方能升任主官。又如现在江南各府进行的“清欠”，不仅士绅阶层大受打击，依靠士绅特权被垄断的府县六房也几乎是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听从于周士相的官吏，且很多是从广东调来的“新官”，这些官吏现在是推行“建村设乡”的主力，将来则是整个朝廷的根基。
用顾炎武的话说，周士相在广东办的新科举及大学堂等制度，俨然就是一座山门，若要比较的话，倒和当年的东林书院很相近，只是二者所教一个为虚，一个为实，一个提倡实务，一个提倡清流。只要山门在，那么可以预见，将来整个大明朝的官吏便尽为此山门所出，日后便是周士相不在，这些新式科举出来的官员们也会将周士相所提倡的一切原封不动的继承下去，因为这是他们的根基所在。动摇了新式科举，就是动摇他们自身。
周士相的做法自然是借鉴了前世的“公务员”制度，学生所学更是建立在前世教育基础上，顾炎武毕竟是当代之人，见识再广也难以超前，因此周的很多做法和说法都让他很是吃惊。细一思索，却是条条切中时症，比他原先所设想的更要周全，不禁让他对周士相刮目相看。
论功名，周士相是秀才出身，顾炎武也只是捐科的监生，二人倒也谈不上谁高谁低。论思想和学术，周士相自是比不得顾炎武，但论见识，却又强出其无数倍。顾炎武十数年来总结出“九弊”，周士相却早已经着手落实。虽其中有些手段过于强硬，暴力，是良药，可也是猛药，纠枉过正。但如今之天下，不用猛药能行？正如周士相所说，广东乡试后很多中举的读书人不愿入大学堂学习，只想立即去做官，这能行？确实，千年以来，科举也出过不少良臣能吏，可比例实在是少，于其让他们连理事的才能都没有，不如改革科举，使中举者确能为国家治民。
大浪淘沙，不愿留下来的俱成灰土，留下来的才有可能成为金子。顾炎武相信，只要周士相在，只要太平军在，用不了多少年，他提倡了那么多年，却始终处于空谈之中的革弊会一一实现。顾炎武自己是读书人，他不怕死，但他很清楚，这世上怕死的读书人远比不怕死的更多，愿意为自身前程接受新事物的读书人也肯定比保守的要多。寒窗苦读，只为一朝中举，光宗耀祖，可不是真为了什么继承先贤。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这话听着激昂，可事实上读书人又有几个真是为这宏大志向去读书的呢？
对于“钱弊”，周士相的猛药自然是“粮票”制了。
顾炎武认为流通金银多入商贾之手，汉唐之时国家货币非以金银为主，实以米帛实物为主，如此才使国家富强。至宋代开始专用金铜，结果国家越发积弱。当年秦国无金属流通，结果却吞六国，由此可见金银的大量流通对于国家并非好事。
现在，大明朝也极度缺乏粮食，金银之物却是许多，结果就导致有钱不一定能买到粮食或需要的东西。崇祯年间的流民之乱证明了钱弊。大量的金银在商贾富人手中，致使朝廷无有钱财赈灾、安置灾民，甚至连军饷都发不出。有钱发下去，腐败的官员又是层层漂没，到了百姓和当兵的手中少得可怜。结果就这少得可怜的钱也买不到救命的粮食，这人，不反也得反了。
来到这个时代也有几年了，除了和宋襄公探讨过明末以来的相关积弊，周士相还从未和谁像今天这般畅谈过。他将粮票的作用仔细解释给顾炎武听，顾炎武听后指出不可单一发行粮票，毕竟百姓对这种纸质东西并不十分信任，弄得不好就会和“交子”一样。周士相忙又将广东银库发行的银元和粮票双结合，且在官府体系内首先保证粮票的价值，如何确保，及如何回收，如何兑换等等方法一一说了。
“兵弊”和“将弊”也是因果关系，二者可简化为“军弊”。归根结底，军弊的关键就是自宋以来的“重文轻武”，上至国家，下至民间，都将武人视为仆役贱奴辈，有事时驱使卖命，无事时则百般欺凌。明初因开国勋贵尚在，情形还好些，至中期以后，非但是兵卒，高品武官也备受歧视。当官的都没心思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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