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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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要传达的正是这些过度简化了的错误信息，但问题不仅于此。制药公司与许多精神疾病药物学者喜欢引用以下数据：70％的患者服用药物后病情改善，30％未获改善，所以不用担心，整体来看，利大于弊。进一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不是这样。确实有70％的病人服药后会改善，但其中只有30％能持续改善，其他人的改善幅度并不高。此外，据估计约有60％的病人会逐渐产生抗药性。重新计算后，所有服药的病人中，绝大多数仍在受病痛的折磨或是仅有“轻微”改善。药物是有帮助的，但效果不大。单看这些数据，我们不禁要想，精神外科手术固然备受争议，但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为何我们只是不假思索，一味批评挞伐？

纽维兹和他的医生经过长期努力，总算让他得以在麻省综合医院接受精神外科手术。与莫尼斯当年的手术相比，这次手术有若干不同之处。脑部立体定位仪使切除过程更为精确，避免了损伤脑部边缘组织，将副作用减至最小。此外，现在也不会有医生在精神病房的回廊里游走，随意挑选病人进行手术。20世纪末，美国人类被试安全委员会（the　National　mittee　for　the　Safety　of　Human　Subjects）已经制定了严格规范，而莫尼斯或弗里曼的年代则没有这类组织的监管。

1999年12月5日，纽维兹和妻子莎夏搭飞机前往波士顿。纽维兹在此与神经外科医生会面，并进行了一连串的测试，从头到尾，莎夏看起来都很害怕。莎夏是个娇小的金发美女，20出头便与纽维兹结婚，那时纽维兹还完全没有症状。强迫症确实可让人在一夕之间完全变样。

莎夏继续说：“我很害怕，手术后他会变得比较迟钝吗？”她到处问医生。后来我们在毕肯丘的一家小吃店吃比萨时，她对纽维兹说：“我只希望你手术后不会越来越迟钝。”纽维兹当时正要把一片比萨送进嘴里，突然停下了动作，缓缓把比萨放回盘里。他一边搓揉太阳穴，一边缓缓地说：“这次手术让我最怕的，不是我会变笨。”当时还有记者在场，一起分享这个生命中的亲密时刻。他看着我们三人说：“我最怕手术后我会变成另一个人，这种事之前发生过。我不想忘记现在这一切，像个陌生人。”他看着莎夏，面带微笑，拉起她的手，说：“我也不想忘记有关你的一切。”莎夏笑了。

我舌头麻了，说不出话来

隔天早晨，天气晴朗而寒冷，太阳好像是挂在天空中的橘子果冻。鹅卵石人行道结了一层薄冰，一踩就碎。莎夏、纽维兹和我，在庭院里碰面。一栋古老的建筑里传出吹奏喇叭的声音，充满了不祥之兆。纽维兹问：“你们听到了吗？”

我们沿着坡道往下走。我很难相信手术之后纽维兹不会变迟钝。我也认为，再过几个小时，此时此地的纽维兹，就会缺失一部分灵魂。这些消极悲观的想法再加上我们正走在下坡路上，使我感觉既神秘又巧合。20世纪初，弗里曼曾说，精神外科手术并未取走病人重要的东西，手术甚至会让病人发展出更新、更成熟的自我。医生向纽维兹保证，手术后不会产生智力或人格方面的缺损，现代技术已发展纯熟，只会针对有问题的组织进行处理。无论如何，此刻我们如履薄冰。

我们来到医院，纽维兹躺上了手术台。他剃光了头发，头皮抹上了酒精，莎夏哭了起来。纽维兹问：“你要割几刀？”医生说：“两刀。”纽维兹说：“不要！”医生问：“不要？”纽维兹又说了一遍：“不要！”医生说：“我不能只割一刀，这样你的症状不会改善。”纽维兹睁大眼睛，说：“我知道，我要症状全都消失，我不要一刀，两刀也不够，我要你至少割三刀。”

现代医生可以不假思索地指出扣带回切除术与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的差异，但其实两者有许多重要的共同点。这两项手术都未切除病态组织，而是切除了某个健康的组织。当然，有时候伤害也可以带来健康，化疗便是最好的例子。整形手术在某些层面上也是如此，锯下病人一小节鼻骨移植他处，挽救病人岌岌可危的自信。

然而两种手术仍有重大差异。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截断了连接前额叶与丘脑的若干神经束，扣带回切除术则将从前额叶延伸至扣带回的若干神经管束切除。一般认为扣带回是负责调节焦虑的部位，切除这些神经管束，焦虑、偏执的信息理当无法传递。

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系系主任科金（Suzanne　Corkin），以接受扣带回切除术的美国病人为对象，观察其长期预后状况，结果发现扣带回切除术不会阻碍正常的情绪反应，并且能有效减轻精神疾病的症状。这项研究中，许多无助的病人接受了扣带回切除术后，精神恢复了正常。扣带回切除术源于莫尼斯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这项手术尚未有死亡案例，也未出现将刀片留在脑内的离谱过失。

手术室里，纽维兹的头部被固定在一个钢圈里，使其在钻孔时能保持不动。高科技造影仪器照出纽维兹的脑部，投影在荧幕上。扣带回的影像巨大，布满了颗粒。一位医生把钻具对准纽维兹的太阳穴上方，透过光滑的肌肤往里钻。荧幕上可以看到钻头缓慢伸入纽维兹凹凸起伏的脑皮层，接着钻头停了下来，往旁边切割，然后荧幕上出现了一条白线，要破坏的就是这里。割下这一刀，也许能换回健康，接着再割下另一刀。纽维兹睁大眼睛看着，医生移动钻头，纽维兹嘴唇开始抽搐，他突然举起左手。医师说：“你眨一下眼睛好吗？”“你能从7开始倒数吗？”“手术差不多完成了。你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

纽维兹躺在手术台上，声音低沉含糊：“我没办法……”医生看起来很紧张，问他：“你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吗？”纽维兹说：“我没办法……纽维兹。我舌头麻了，说不出话来。”

你能接受自己的脑袋上有两个洞吗

1977年，《发现》（Discover）刊载了一篇题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卷土重来”的文章，尽管作者认为这一趋势让人忧心，但从某些层面来看，也许是振奋人心的进展。这意味着莫尼斯确实言之有理，精神外科手术并不是异端邪行，精神药物学才是。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都无法像今天精神外科手术一样精确，没有一种药物能对准仅有几毫米大的扣带回。

神经科学家沙克海姆说：“精神医学未来的目标应当在于，研发出一种既能对准特定组织，又不波及其他系统，不会造成严重脑部损伤的药物。”沙克海姆任职于纽约州立精神病学中心。他相信现代精神外科手术的疗效，也相信莫尼斯钻透M太太脆弱的头骨时，也同时打开了另一扇窗，让我们看到其他可能的疗法。这些外科实验证明了最可行的精神疾病疗法不再局限于服用药物。

纽维兹所接受的扣带回切除术，只在脑部留下了一道精确的白色割痕。沙克海姆也提到了更令人振奋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科技：让头部接受磁波刺激，调整失调的大脑；或以γ射线瞄准大脑皮层特定部位，进行深度的脑部按摩。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已经批准用这种方式治疗治疗帕金森症。

沙克海姆预测，这种方式有望在几年内推广到其他精神疾病。这种治疗方式必须在脑部两侧植入微小电极，刺激脑部特定区域。沙克海姆对这种治疗方式可能导致后遗症的质疑极为不悦，随即反驳：“抑郁症才会伤害健康的脑部组织。抑郁症患者的海马回比正常人小了15％。”

方法有没有效，就看敢不敢尝试。手术完成后，纽维兹头上包着大捆绷带，被推入病房。妻子看着他，说：“亲爱的，你还好吧？”他双唇剧烈颤抖，手指放在鼻梁前，突然大笑起来。他说：“跟你开玩笑的！我很好，我想吃冰淇淋。”

他的幽默感丝毫不受影响，我想这足以证明他并未丧失生命的活力！5天后，纽维兹回到得州。过了一阵子，我打电话给他。他对我说：“强迫症完全好了，真是太神奇了。”我说：“全好了？”

他说：“至少减轻很多，已经完全不会困扰我了。”

得州天气干燥晴朗，纽维兹头脑清醒，只是多了两个小洞，上头覆盖着薄薄一层脑膜。他现在很好，头上这两个洞既是高科技的产物，也是原始手法的结果。

纽维兹说：“强迫症是好了，不过我的情绪有些低落。”手术并未导致他记忆受损，此外，一系列的测验显示，他的智商比手术前还高。我问：“你不后悔动手术吗？”他说：“我还想再动一次手术。这次的效果已经很惊人了，我的强迫症完全不见了。如果抑郁的问题没有改善，我会回医院再动一次手术。”

不管医生加大服药的剂量，或是在大脑皮层上多割几刀，头骨下这1。5公斤重、布满皱褶、形似核桃的大脑，仍有其神圣之处。也许医生越来越容易进入大脑，我们也会越来越习惯大脑有洞这件事，甚至像其他手术伤口一样，展示给别人看。我们也会认为乳房切除和脑部切除，其实并没有不同。

不过我不这么认为。莫尼斯带给我们药物以外的另一种选择，从而衍生出另一项手术，它将影响范围减至最低，准确程度大幅提高。我们要感谢莫尼斯，不过我认为莫尼斯带给世人的还不仅如此。虽然还有待观察，但莫尼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深信人脑乃神圣之所。尽管这种牢不可破的信念并不妨碍我们探索其他治疗精神疾病的手术，但我们的言行举止、思想观点都屡屡反映出这一信念的可贵。

后记　盖棺定论还太早

本书始于寻找斯金纳的女儿德博拉。斯金纳是20世纪最前卫的行为主义学派学者，而德博拉的一生就像个扑朔迷离的谜团，我找不到她本人，只能确定她还活着，我也找不到有关她的精神状态的资料。身为父亲的实验被试多年，她现在过得好吗？生活快乐吗？我不知道。

关于心理实验，也许我们还有许多疑问，也不了解这些实验对人类有什么影响，也不确定这些被试能否受益。没有米尔格拉姆、罗森汉、莫尼斯，我们对人类心理的了解将乏善可陈，缺乏实际案例佐证。但到最后，谁能告诉我们，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成本与收益能否平衡？

我想在本书的结尾回答这个问题，提出我的结论。但这些实验所得的资料几乎都可更进一步探索，因此想在此书中盖棺论定，我力有未逮。为了写这本书，我看了丰富的资料，但我无法概括一切，形成定论，指引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我决定不再另行归纳，因为启示已经蕴含在字里行间了。从不知踪影的德博拉到坎德尔的红色药丸，就待读者细细品味，深入思索，发掘文字表象下的深层含义。

尽管各章内容看似独立，但仍可归纳出若干共通的脉络，揭露这些实验的本质。这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包括：自由意志（斯金纳、亚历山大、洛夫特斯、莫尼斯）、服从顺从（米尔格拉姆、达利与拉丹、费斯汀格、罗森汉）、实验的伦理争议（哈洛、斯金纳、米尔格拉姆、莫尼斯）。即使是最专业的实验（如，坎德尔），最终所关注的重点其实还是与道德、存在相关的“哲学”问题，而非心理学界向来强调的价值中立的“科学”。

精神医学家布拉金斯基（Dorothy　Braginsky）曾撰文深入探讨心理学，文中提到：“心理学的所有文献证明了，我们无法以有意义的方式来探索、调查任何有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心理学期刊是我们留给后代考古学者的唯一资料，那么后代学者应该根据这些资料推论，认为我们如同置身天堂般快乐。20世纪中，我们目睹了许多重大的事件，如暴力斗争，社会、政治、经济的动荡不安以及个人心灵的无所适从，心理学的所有研究却未能反映这些事件。”

20世纪初期，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写信给身为小说家的弟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也提到类似的观点。“听到有人谈论‘新心理学’的成就，这着实让人不解。看到有人写‘心理学史’，大谈心理学一词所涵盖的元素与影响，而我们在里面却看不到任何真知灼见，这真让人匪夷所思。一连串粗略的事实、些许闲聊漫谈，掺杂着个人意见，几种分类、几项结论，充其量只在描述现实……完全不见任何称得上严谨的科学定律，也欠缺假设可用于推论结果。”

布拉金斯基和威廉·詹姆斯显然不认同心理学，然而他们的论点并不能代表心理学的全貌。有些心理学的做法与论点确实过分简单荒谬。20世纪40年代新兴的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与心理学合流，致使越来越多的学者都仿效这种随性漫谈，使情况更为恶化，这些都是事实。此外，也有心理学的分支领域煞有其事地研究老鼠在一定时间内出现眩晕的比率，仿佛这是攸关人类心灵的重大议题，还为此沾沾自喜。

布拉金斯基与威廉·詹姆斯认为心理学与社会现实脱节，然而综上所述可知，两人的见解并不正确。综观20世纪重要的心理学实验，莫不由若干明确的理念出发，针对人类面临的心理课题，深入探索反思，让我们看清了人性的残酷无情、同情与爱的机制、记忆与意义。这些实验秉持坚强的决心与浪漫的想像，这为这些实验增添了许多寓言式的色彩。

实验确实“证明”原本应当理性超然的实验心理学，不仅反映出实际生活的样貌，而且甚至可以说实验就是生活。实验结果恰巧与实际生活不谋而合，这也许就是这些实验带给我们的启示。

许多米尔格拉姆的被试表示，他们经历的实验情境让他们发生了深沉的改变，获得了启发。塞利格曼曾在罗森汉的实验中伪装病人，他谈起当年混进精神病院的经历时，也提到他所感受到的人性的残酷与温暖。30年后，塞利格曼已成为知名的心理学家，对于自己参与该实验的始末细节依然记忆犹新，这项实验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让他体会到情境与期望对于经验形成的重大影响。

不管批评者怎么说，实验心理学不仅反映现实生活，也直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