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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五百年-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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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8月，在大隈重信的主持下，日本政府修订了《银行法》，规定国立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必须不以金银等硬通货而以太政官纸币为存款准备金。没有硬通货作保证，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到1878年年底，银行券发行量达到1。65亿日元，纸币币值连续跌落。实际上，大隈重信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他不过是有意通过不可兑换的纸币搜刮民间财富，将其转移到政府手中，为明治维新的各项事业积累资本。
此外，他还大借国债达1。74亿日元。1870～1872年，大隈重信通过英国金融家，以海关收入和铁路收益为担保，发行了100万英镑、年利率9％的国债作为建设资金，建设了日本第一条铁路——东京至横滨的铁路。此后，又通过类似方式，开通了大阪至神户、大阪至京都的铁路，将日本政治、经济、金融与贸易中心城市连为一体。
日本的纸币和美国林肯总统的绿背美元一样，是一种主权信贷工具。通过这种信贷工具与外债，明治政府拥有了足够多的可以扶持官营工业的资金。饱尝西洋人坚船利炮之苦的日本人认识到近代化工业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技术的重要性。于是乎，以机械化为核心的日本工业近代化应运而生。
在近代商业与炮舰俱进的时代，巩固国防之本在于引进近代化技术的洋枪洋炮，要引进洋枪洋炮，兵器制造的国产化则必不可少。要引进近代化机床、钢材等设备材料，就会因为入超引发财政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发展产业技术，生产出能够赚取外汇的国内产品。为此，就需要在国内生产出用于加工产品的机床和钢铁。在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的主持下，日本官营工业以强兵为目的，以军事机械工业为核心，以矿山、铁路、造船和钢铁等重工业为重点，同时推进邮政、通信、化工和农业等产业。殖产兴业政策卓有成效，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军队的大炮基本实现国产化，可以自给自足，无须进口。
1883年，按照伊藤博文的建议，明治政府仿效英格兰银行，创建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政府只拥有日本银行一半的股份，其他都归日本大企业、大商人所有。日本银行发行的货币有硬通货做准备金，此前发行的各种银行券和货币均由日本银行统一兑换和注销。没过多久，日本货币流通均被日本银行发行的新货币垄断，不仅通货膨胀的势头被遏制住了，而且其他银行逐渐转变为受日本银行管理的商业银行。日本货币信用体系逐渐建立并日趋完善。
日本重工业形成规模之后，明治政府开始将官办工业几乎无偿转售给民间富豪家族，来培植大财团，建立巨大的企业复合体——“株式会社”。股份在日语中叫“株”，如一股，日本叫做“一株”，株式会社即股份公司。日本股份公司的始祖是涩泽荣一。涩泽荣一原本在大藏省幕僚机构“改正挂”担任挂长，相当于现在的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参与了明治维新几乎所有重大经济政策的规划。
后来他弃官从商，创办并完全控制了第一国立银行。这家银行不仅是日本首家近代金融机构，同时也是日本首家股份制企业。日本早期出口创汇的支柱之一是生丝生产，直到19世纪80年代仍占日本出口金额的30％。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生丝企业的资金匮乏，常常需要生丝批发推销商为它们垫付流动资本。而生丝批发推销商本身的资金毕竟有限，往往寻求欧美金融家的资金支持。生丝贸易的金融控制权完全被外国人掌握。1881年，横滨生丝批发推销商联合成立了生丝联合储存事务所，涩泽荣一的第一国立银行筹资500万日元鼎力相助，将生丝贸易的金融控制权夺回到日本人的手中。
除了第一国立银行外，涩泽荣一还参与建立了500多家股份公司，成为日本株式会社制度的祖师爷。在他的推动下，日本的股份公司在不到30年的时间中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到1896年为止，日本各类企业的总数为4596家，其中股份公司为2583家，占56。2％。随着株式会社的普及，明治政府提供大量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逐渐培育出十几个大财阀集团，其中最大的四家分别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
三井一直居日本财阀之首。在日本明治新政权与德川幕府的争斗中，三井家族曾资助新的天皇制政府，并为军队支付过军饷。明治政权获胜后，作为报答便让三井家族掌管政府资金——官银出纳和汇兑，其还获得发行三井票的货币发行垄断特权，大获其利。1876年，三井家族以掌握官银为基础开办起三井银行。接着，三井又开办起三井物产公司，并从政府手中廉价购得一批工矿企业。1910年，在发展军需品大发横财的基础上，三井成立了名为三井合名公司的持股公司。通过该公司，三井向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投资，控制了一大批中小企业，形成三井财团。直到今日名企业索尼、丰田和东芝仍属于该财团。
三菱起始于岩崎弥太郎创立的三菱商会，之后获得了政府的保护，从而得以独占日本的海运业。1885年弥太郎去世后，其弟岩崎弥之助继承了经营大权。岩崎弥之助将公司改名为“三菱社”，并将1881年收购的高岛煤炭和1884年租借的官营企业长崎造船所（后发展为三菱重工业）作为其核心产业。1893年，三菱社改组为三菱合资会社。该公司后通过持股方式设立了众多子公司，逐渐进入造船、采矿、造纸、铁路运输和贸易等行业领域。
住友在引进外国的技术和机械后生产能力得到大幅飞跃。在吸收西洋技术来不断扩展铜产量的同时，机械工业、石炭工业、电线制造业、林业等关联事业也相继得以发展。最后，发展成为以矿工业和金融业为中心的大财阀。
安田创始人安田善次郎1863年以25万两黄金为资本，在东京开办“安田屋”钱庄，发展顺利。1879年，安田经政府批准，以钱庄为基础创办私营安田银行，并逐步向纺织、建筑、铁路交通等领域扩展，形成了包括几十家企业的大财阀。1966年，安田被改组为富士财团。今日日本著名的日产汽车、日立、佳能、富士银行和札幌啤酒均属于该财团。
日本财阀形成后，不仅逐渐将国家经济主导权与金融主权从欧美殖民主义者的手中夺取回来，还直接推动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任何发达国家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原料、能源产地和商品市场，因此，夺取殖民地对于日本来说至关重要。而日本尚无法与欧美列强相抗衡，于是只好将目光转移到近邻的老大帝国的身上。
清朝：金融主导权的丧失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形成了强大的财阀集团，日本的重要产业，如钢铁、煤炭、水泥、金属、机械、造船和纺织等也逐渐兴起。与此同时，日本早在1878年便模仿德国成立日军参谋本部，它成立之初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中国的地理、人文和军事状况，为中日之战作准备。
与日本类似，大清政府并未自甘堕落，也在开展洋务运动，寻求自强之道。中国“海归”之父耶鲁大学博士容闳1863年向曾国藩的谏言极为高明——“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以李鸿章、张之洞为核心的满清官僚与以容闳为技术支持的海归们以更为解放一些的思想，更快一些的改革步子，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大清近代化工业。1865～1894年，共创办了19个官办的兵工厂和造船厂，75个制造业工厂和33个煤矿、金属矿，其中最大的为上海机器制造总局（亦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汉阳兵工厂、开平煤矿、湖北织布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江南制造总局的大部分机器设备都是容闳从美国购入的工作母机。在当时，江南制造总局已成为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械化工厂。然而，张之洞曾上书朝廷说，全国最大的江南制造总局一个月只生产100支枪，一年只生产1～2门炮。统计数据显示，江南制造总局在1865～1875年仅造了7艘船，1876～1904年竟然只造了1艘。区区几艘船还均为仿制，吨位很小。至于金陵制造局，其规模生产设备非常先进，但产品不尽如人意。英国人贝斯福1898年对金陵制造局的情况评论说：“机器设备很好，主要购自英国，间或也有德国和瑞士的。机器是现代的、头等的，但用来制造过时的无用的军需物品，他们正在大量地制造一种小炮，只能放射一磅重的炮弹。大部分的机器用来制造抬枪。”
在中国实地考察过的日本大阪工厂主作山专吉在杂志《工业之大日本》1907年第10期上说：“清朝人对待机械是非常粗暴的，他们不仅不重视对机械进行修理，而且，还把机械一直使用到不能使用为止，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使用和保存机械的周期是非常短的。这是因为，他们操作、对待机械的观念是极其幼稚的。我在武昌纺织厂考察的时候，对堆积在工厂仓库里的据说是不能使用的织布机进行了调查。结果，我意外地发现，这里有许多稍加修理就能够使用的织布机，我为他们的粗心和浪费而感到惊讶。”
同样是官商，明治维新日新月异，形成财阀，而中国却始终无法跳出窠臼。究其原因，在于经济缺乏独立性，尤其是金融主权的独立性。在工业技术上，秉持“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懒汉思想，大量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得不到重用。两江总督宝泉在1896年曾上奏朝廷描述过这种情况——留学西方大学与军校的海归们由于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而下岗待业，处于半饥饿的状态。而工厂中的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却充斥着欧美人，连国家海关总署都被英国人赫德控制。
金融主导权更是丧失不存。鸦片战争之后，英、法、德、美各国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尤其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资银行将中国传统而古老的钱庄、票号打得溃不成军。从镇压太平天国以来，为筹措军费，清廷就开始向西方金融家大举借款。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在西北的平叛筹款。清军先后借款6次，借款总额高达1595万两白银，占军费总额的15％。其中4次是向外国金融家借钱，总额为1075万两白银。外国金融家从这次借款中赚取了100％的暴利。此外，创办企业，修建铁路，哪一项都需要举借外债。仅就汇丰银行来说，从1881年到1895年，就借给清廷2022万两白银。通过国债，欧美列强特别是英国逐步渗透入中国金融主权。
甲午战争中的金融风云
甲午战争在日本称为日清战争。战前日本的军费预算为2。5亿日元，实际支出约2亿日元。其中公债达1。17亿日元，欧美金融家认购的达到967万英镑，相当于8394万日元。当时，1日元兑换0。71两白银，1英镑兑换6。1两白银或8。6日元。而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并未将这场战争看得多么重要，李鸿章向朝廷索要的经费不过300万两白银，只有日本预算的16。9％，而实际投入的战争经费才寥寥18万两白银，不过是日本的1。3％。
甲午一战，中国惨败，只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向日本赔偿以当时的世界货币英镑支付的价值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并割让台湾岛和辽东半岛。日本的胜利让欧美各国刮目相看，其国际声望与地位一跃超过中国，一夜之间跻身列强行列。
1896年4月，俄、德、法三国劝告日本放弃根据条约第二条取得的享有辽东半岛的权利，此即“三国还辽”事件。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首都受到威胁；妨碍远东和平。当时日本倾举国之力打赢战争，自己也元气大伤，有待恢复。尽管陆军在作下一步作战的准备，但海军却无力与三国海军对阵。如果海上联系被三国海军切断，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军队，便会陷入完全孤立无援、生存受到威胁的境地。日本只好索取3000万两的赎辽费，将辽东归还中国。
1895年10月～1900年5月，日本分5次接受战争赔款及赔款利息，加上赎辽费，共获得约3。64亿日元。当时普通人只要花100日元就可以在日本盖一幢不错的“一户建”，也就是中国普通意义上的小别墅，大多日本人基本都是住在这种房子中。用这笔钱可以盖上364万幢“一户建”，以每幢可以住5个人计算，可以容纳当时日本3000万人口中的一大半。
当然，日本政府并未利用这笔资金来改善民众生活，而是开始了大规模的陆海军军备扩张计划。其中海军扩建费为1。4亿日元，陆军扩建费为5680万日元，军舰、鱼雷艇补充经费为3000万日元，共有3。26亿日元投入军费及军备扩张上，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中国的损失却远远不止这么一些赔款与割地。穷途末路的清廷根本无力筹措巨额赔款，于是各国金融资本均将对华的条约赔款贷款作为抢夺在华势力范围与对华金融控制的大好良机。
1895年7月6日，在俄国财政大臣维德的指使下，由彼得堡国际银行经理罗特什钦主持，法俄两国主要是法国的10家银行组成的财团与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签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借款总额4亿法郎，合1亿金卢布，合白银1亿两，年利息率4％，偿还期限36年，前15年不能将全数还清，以关税收入为担保并均沾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债票以98。8％～99。2％的价格分别在巴黎、日内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彼得堡等地发行。在巴黎金融市场上，此债券市价曾上涨到102％，而且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最后，各地认购额竟达59亿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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