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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五百年-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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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一战”结束后，美国却并未像先前暗示的那样无须欧洲国家还款或少还款，而是要求欧洲国家的欠债连本带利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地统统归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无耻地解释说，美国不是欧洲国家的盟友，而是一个合作者。因此，美国提供的不是财政援助，而是贷款。于是，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名义贷款转化为政府之间的债权关系。
不仅是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存在债务债权关系，“一战”还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欠下了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巨额的债务，比如欧洲大陆的国家都欠英国政府的钱。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在1923年时高达280亿美元。1921～1925年，美国国债占到总额达45。9亿美元的债券市场的78。9％。英国发行的债券中的60。5％是政府债券，其中在纽约发行的有36亿美元，在伦敦的有近20亿美元。以1英镑兑5美元的汇率计算，在伦敦发行的外国政府债券仅占协约国之间战争债务的7％，尽管不到盟国之间的全部战争债务加上德国的赔款义务的2％，但却远远超过了1921～1925年间在伦敦的11亿美元的由私人金融家发行的债券。这些数据表明，“一战”后，政府已经从私人金融家手中接过了国际债务的控制权。
当然，国际债权主要集中于美国政府手中。美国与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策略完全不同。英、法、德等国以军事占领或胁迫落后国家与地区作为基础，为私人资本争夺海外利益与国际金融主导权。而美国的对外贷款，小说下载主要通过战争债务方式以政府借贷为主要工具，流向欧洲那些工业化水平与科技水平比自己更发达的国家。
美国国际金融资本从零散的私人金融家转移到政府手中。国际金融资产集中于美国政府手中，而不是集中于不同的私人资本集团手中。政府不仅要考虑金融利益，还要把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综合在一起，从战略高度来控制与调整金融体系。换而言之，政府要考虑所有金融与工业寡头整体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为某一个金融集团谋取短期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私人金融家受到管制，以服务于美国政府所认为的合适目标。这样的政府不仅将积聚超大规模的国际金融资源，而且将通过外国政府向它们的公民，包括它们的统治阶层借款和征收债权税。换而言之，美国政府正逐渐变成世界警察，而美联储也逐渐变成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美国意在瓦解大英帝国的经济霸权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宣告大英帝国霸权与英镑为王时代的结束。新崛起的美国成为最大的赢家。1919年在巴黎举行的和会中，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随行人员主要是华尔街金融家，分别有：首席金融顾问保罗·华伯格、杰克·摩根、摩根财团掌舵人莱蒙特、战争工业委员会主席巴鲁克、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和他的兄弟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德国的谈判代表则是保罗在德国的兄弟。巴黎和会变成了美国金融家的盛会。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的世界经济霸权与英镑霸权却消弭在“一战”的炮火声中。英国政府在“一战”期间向美国政府借入的8。5亿英镑，按照3。3％的优惠利率计算，到1933年为止，英国每年需支付给美国约3500万英镑，以后每年的支付额增至近4000万英镑，直至遥远的1984年，债务关系才会得到全面解除。这项庞大的支出相当于整个英国海军2/3的军费开支，或相当于英国在教育领域的全部支出，或相当于英国战前的负债总额。如果没有这笔支出，大英帝国可以彻底铲平英国领土上的全部贫民窟，改建成舒适的公寓。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军事工业的停滞和居民购买力的下降，英国工业品批发价格指数直线下挫了49％，其中支柱类产业如煤产量下降了29％，生铁产量下降了67％，钢产量下降了59％，造船吨位下降了68％，棉花消费量下降了43％。
美国要求其盟国尤其是要求英国，连本带息清偿战时为购买美国军火与各种战略物资而向美国政府借的援助款项。在“一战”之前，提供给盟国的援助一般都视作战争投入的成本，战时的盟国从未被要求清偿战争援助费用。在战时，美国政府曾经暗示欧洲各盟国无须考虑还款问题，放开手脚地借钱即可，可现在却违背了这个承诺。
在巴黎和会期间，英国要求取消协约国之间所有的战争债务。当时英国虽然欠了美国的钱，但欧洲大陆国家都欠英国的钱，英国的净负债其实为零。英国宣称，只要美国取消英国战争债务，它就将其他国家欠它的债一笔勾销。美国不仅拒绝了这一建议，反而利用债务变本加厉地压制英国。美国提供英国贷款的利息率，结果英国的利息负担相当于法国的2倍、意大利的8倍。
英国并不甘心于世界霸权的丧失。它既要防止美国的壮大和英镑霸权的丧失，又要帮助德国巩固地区强国的地位来制衡法国，同时防止德国成为世界强国。但是，在美国取消债务的前提下降低德国赔偿的建议，法国人完全不能接受。对于法国来说，虽然德国失去了殖民地及国外财产，被迫割让了1/7的领土和1/10的人口、1/3的煤矿和3/4的铁矿。但相对于法国来说，德国可以说是完好无损，它的主要地区并未受到战争的破坏。而法国本土却是“一战”的主要战场。法国有价值1340亿法郎的商品和财产在战火中化为乌有，每10个法国人当中就有1个死于战场，每10个18岁～28岁的年轻人就有3个人死去。在426。6万伤员中有150万人终身残废。德国依然保持着对法国的优势。法国无法赞同英美两国大幅降低，甚至取消德国赔偿的建议，而是迫切地希望通过债务枷锁将德国分裂成无数的小邦而无法保持统一。
英法宣称，美国必须同意对德国索取巨额赔款，它们才能如数偿还美国债务。但美国拒不承认盟国债务与德国赔款之间存在任何先后关系。结果，英国不得不向法、德催债来偿还美国债务。法国只有压榨德国，甚至在1921年派兵占领德国莱茵河以西的工业区，掠夺德国实物产品作为战争赔偿。有趣的是，英美两国却发表声明转而支持战时敌国德国，表示无法容忍战时盟国法国赤裸裸的“侵略”行为。
其实，当时除英国外，欧洲大陆的经济体系是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整体，欧洲的繁荣依赖于德国经济的繁荣与德国企业的健康发展。德国为欧洲各国的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这些邻国又能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从德国进口急需的设备与技术。如果德国完全倒退成一个三流的落后国家，欧洲的经济体系迟早也要崩溃，最终将间接影响英美甚至世界各国。
要化解各国间的沉重的网状债务关系，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欧洲列强就必须让德国出口商品换取外汇作为赔款基金，美国就必须要从欧洲各国进口大量商品，从而美国不得不演变为一个贸易赤字国。可美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提高关税，这使欧洲各国通过出口清偿战争债务的可能性变成泡影。
美国所施加的债务负担，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倾尽国库所有，陷入越来越深的债务。这还剥夺了它们的产业所需的信贷，限制了它们的出口潜力。美国实际上是要削弱欧洲各国的实力，尤其是当时最为强大的大英帝国的实力，从而夺取世界经济霸权，将英镑这个世界货币赶下历史舞台。
1924年美国主导的“道威斯计划”新鲜出炉了。与对战时盟友的态度完全相反，美国转而保护起德国的利益。其实美国拒绝签署极度压榨德国的《凡尔赛和约》时就已表明了态度，到了1921年和德国单方面签署《柏林条约》恢复两国关系时，就更加明显了。美国要求欧洲列强缩减德国战争赔款，但是自己却不缩减战争盟国的债务。最终，美国主导的“道威斯计划”不仅大幅削减了德国的战争赔款，还将其赔款锁定，不会因世界信用的紧缩与物价的下跌而支付更多的实物。到了1929～1930年的“杨格计划”出台后，德国事实上停止了赔款的支付。扶持德国遏制英法成为美国人现实的选择。美国拒绝给予英国同等的待遇，这样只要世界物价水平下降，英国就要偿还美国更多的实物。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美国私人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德国，美国政府成为全世界的最后贷款人。1924～1929年，德国共得到外国贷款及投资326亿马克，其中美国资本占70％。1924～1931年，德国共支付战争赔款约27亿美元，而同期德国得到的贷款约50亿美元，其中美国向德国提供的是22。5亿美元。同时，美国收回战争债务20亿美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收支循环流动。美元从美国流入德国，德国国家银行用这些美元向英、法等欧洲战胜国偿还战争赔款，法国再用来偿还欠英国的战时贷款，英国和其他欧洲战胜国又向美国政府支付了这笔资金，清偿它们的战争债务，最终又流回美国。而欧洲的债务偿付进一步地提高了美国的信贷基础，使美国私人投资者获得更多的资本借给德国，从而形成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依赖于美国政府的资金循环网络。
在这样的态势下，英国人寄希望于维持国际金本位制来维持英镑霸权，守卫自己那濒临崩溃的金融主导权。当时美国的私人金融家都成长于大英帝国巅峰时期，他们倾心于英国的国际金本位制，心甘情愿帮助英国挽救英镑。摩根财团就提供给英国大量援助。但金本位依赖于英国私人资本的对外输出，同时纸币能够自由兑换黄金，而战后私人金融家的作用已经被削弱，“一战”造成的政府之间的债务破坏了战前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和黄金体系。战争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已没有足够多的黄金来支持流通的纸币。战前1英镑可以兑换4。86美元，战后英镑汇率下跌，1英镑只能兑换3。4美元。英格兰银行采取措施让黄金流入美国，希望美国信用扩张，发生通货膨胀，从而使得英镑汇率上升。但早在“一战”开始的1914年，欧洲就有大量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国纸币发行的黄金储备急剧上涨，信用随之扩张，从1914～1920年，美国工业设备产出提高了205％，耐用消费品提高了257％，生产过度扩张而消费却无提高，结果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英国人的伎俩自然不入美联储的法眼。美联储在黄金储备增加19％的情况反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卖出国债和商业票据，让美国货币供给减少了8％。英国迫不得已只好随之开始了通货紧缩的过程。
为了英镑的稳定，1925年，在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的授意下，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与纽约联储银行的斯特朗在法兰西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比利时中央银行的支持下，将英镑的价值稳定在战前的水平。1925年4月28日，财政大臣丘吉尔在议会郑重宣布，英国依照战前汇率平价1英镑兑换4。86美元恢复金本位制。为了支持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英格兰银行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摩根财团向英国财政部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目的是帮助英国政府对付可能发生的对英镑的投机性冲击。按购买力平价估算，当时英镑兑美元的市场均衡汇率大约是1英镑兑换4。4美元左右，依照战前汇率意味着英镑汇率至少高估了10％。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指出的，如果英镑外汇价格从比战前含金值低10％提高到战前含金值水平，无论英国出口何种商品，国外买主的支出将增加10％，而英国收取的收入将减少10％。
凯恩斯在《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一文中写道：“丘吉尔力图维持的金本位英镑虚高，造成了信用紧缩，而这一现象将财富从一切借入者，即工商业者和农民手里转移到借出者手里，最终结果是使纳税人受到压迫，食利者获得利益。而且在财富转移期间，还存在另一个更加剧烈的干扰因素。假如实行的政策逐渐地提高国家货币的价值，用商品加以衡量时，使之比现有价值高，这就等于告诉每一个商人和每一个生产者，在某一时期，他手头的存货和原料的价格将稳步下跌；同时还告诉每一个用借入资金来开展经营业务的人，在他的债务关系上，他迟早会受到损失。现代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借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势必会使其陷入停顿状态。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经营者，这时暂时退出经营是有益的；对于任何一个打算支出的人，如果他尽可能地推迟这种行动，对他是有益的。精明、务实的人会把他的资产转变为现金，摆脱风险，停止工作活动，赋闲在家，静候其现金价值向他预期好了的方向稳步提高。若公众对通货紧缩产生了可能性预测，将会导致相当糟糕的后果；一旦对通货紧缩产生了确定性预期，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不出凯恩斯所料，英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严重下降，同时信用紧缩更进一步遏制了国内投资。结果，失业率高居不下，经济陷入停滞之中。丘吉尔面对这种经济形势，再次压缩军费开支，开征进口轮胎税、增加酒税、火柴税、烟草税、赌博税、载重汽车额外税等12项临时性税收。苛捐杂税为他提供了300万英镑；他挪用修路基金，又获得1200万英镑；将酿酒商的信贷期限拖后一个月，他又得到了500万英镑；命令资产所得税必须一次付清，而不是一贯的两次分付，他又提前得到了1500万英镑。丘吉尔因其低劣的国家财务治理能力而在英国获得了“自罗宾汉时代以来最兴高采烈的征税者”的头衔，结果英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自从英国政府实施金本位措施以来，英国资本输出总额从1919年的134亿美元增加至181亿美元，同期英国工业生产仍持续着1。4％的增长，但贸易却因英镑的坚挺而继续赤字连连。
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为了防止英镑贬值预期导致对英镑的巨大投机压力，大幅度提高伦敦和纽约两大资本市场之利差，以防止资本从英国外逃，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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