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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五百年-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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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为了防止英镑贬值预期导致对英镑的巨大投机压力，大幅度提高伦敦和纽约两大资本市场之利差，以防止资本从英国外逃，或努力促进资本流入英国，以此支持英镑的高汇价。但是，英国的高汇率、高利率政策极大地损害了英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导致了英国经济严重衰退和通货紧缩。纽约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低利率使得信贷大为扩张，刺激人们肆意借钱投资或投机，直接催生了华尔街股市的惊天泡沫，埋下了华尔街股市最终崩溃和经济大萧条的种子。
经济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
1929年，美国股市大跌，经济泡沫破灭。大量私人投资者从欧洲抽取资金，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美元循环停止运转了。欧洲尤其是德国人再也无法从美国私人投资者那里借入资金。一个由美国政府制造的虚假繁荣终于落下了帷幕。
1930年年初，经济危机蔓延到英国，贸易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投资利润回流却从4。1亿英镑减至3亿英镑，失业率上升到25。5％。1931年年初，英国黄金汹涌外流，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1931年9月20日，英国正式宣布废除英镑金本位，英镑同黄金脱钩，英镑迅速贬值30％。大量储备英镑的外国央行损失惨重，荷兰央行行长甚至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英镑贬值打击了德国出口。更糟的是，许多德国企业习惯以英镑来做结算货币，因此当英镑汇率下跌时，它们便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关税和货币贬值战。在英国放弃金汇兑本位制后，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葡萄牙、希腊、埃及、日本、与英国有主要贸易关系的几个南美国家以及整个英联邦随后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第一次炉边谈话式的广播演讲中，他告诉惊慌失措的民众，“人的自信比黄金更重要”。3月9日，美国参议院迅速通过了《紧急银行法》，赋予美国财长如下权力：强制国内每个人和每家公司放弃黄金，接受兑换来的纸币。第二天，3月10日，星期五，罗斯福发布6073号行政命令，禁止民众向海外出售黄金，禁止银行以黄金代替美元作为支付手段。4月5日，罗斯福发布征收民众黄金的6102号行政命令，要求全国民众将黄金和金券上交联邦储备银行，兑换为纸币。每人可以保留价值100美元的黄金，一旦超过均属违法。黄金成为美国法律限制的物品。私自持有黄金，罚款最高达1万美元，判刑最高达10年。1934年1月31日，罗斯福发布另一项行政命令，1美元在原先兑换23。22格令黄金的基础上贬值59。06％，1美元降到只值13。71格令黄金，也就是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该汇率一直持续到1971年。
美国国会试图通过实行高关税来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此举保护了美国的工业，却伤害了美国的农业。既因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因为贸易金融的冻结，国际贸易陷入停滞状态。各国为支持它们的货币而采取了一系列贸易控制，包括关税、进口配额、出口禁运、双边清算体系和易货贸易。为保护作为外贸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外部价值，各国进行了疯狂的努力，相继实行计划式经济政策。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导致了大量虚拟资本的消失，逐渐断绝了国际借款的渠道。1931年的国际短期债务减少了33％～40％，各个债务国中共有约60亿美元退出了商业使用。如果不是因为有冻结了对德国的短期贷款的暂停偿付协议的话，国际短期债务减少的比例还要高很多。无论如何，其后果都是剧烈的通货紧缩，从而导致了世界价格和贸易的崩溃。无论是靠增加出口还是借入新的私人资金，美国以外的国家都无法筹措偿还其政府间负债所需的外汇。
由于几乎无法从海外借款，德国相应地减少了它的战争赔款的偿付。尽管德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正在减少，但英国仍试图继续支付它那一部分的盟国间债务，这削弱了英镑，造成了在英国价格大幅下跌的同时，英镑价值下降。世界价格的下跌导致了战争债务清偿的真实负担的加重。结果，在美国财政部与其他国家财政部之间，在美联储与其他央行之间作出的决定比在正常的外交过程中作出的决定重要性要大得多也长得多。
在国际账户中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债权国可以控制各国的脉搏。世界经济形势被政府间债务所控制，清偿这些债务所要求的货币转移，则远远超出了债务国中私人部门所能提供的产生盈余的能力。自此，各国政府接管了私人金融家的业务，以政治谈判的方式缔结各种协定，建立各种体系来平衡国际贸易和收支。
与此相反的是，摩根、库恩—洛布、狄龙—里德等私人国际投资银行的权力则大为缩小。摩根财团在“一战”时是英国财政部的独家代理银行。但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金汇兑本位制时，摩根公司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它在纽约和国际金融界的统治地位。摩根被迫将本公司拆分成两家企业，即摩根银行和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一度权势熏天的摩根家族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丧失了超越政府的金融控制权。洛克菲勒旗下各金融机构此时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存款银行。存款银行并不依赖国际债券的认购或买卖股票的投机。不久，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大通银行超越摩根银行成为美国乃至于全世界最大的银行。
大萧条时期：中国短暂的繁荣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直接影响了“二战”之后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中国也未能逃脱大萧条的影响。在“二战”之前，中国一直都保持着银本位制度，成为当时国际金本位体系下的独一无二的国家。
在20世纪早期，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和铜币。白银主要用作批发生意、长途贸易等大额买卖，还可用于缴税，铜币则主要用于零售的小额交易。当时中国货币市场十分近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各国货币与本国货币都在市场上流通。其中较为常见的外国货币有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亦称鹰洋或英洋、日本银元和法国人铸造的西贡银元。中国各省本土铸造的银币因背面往往铸有蟠龙纹，俗称“龙洋”。此外，还有可兑换白银的流通较少的纸币，由外国金融机构、国家和省级政府、中国本土私人金融家发行。
尽管中国是唯一的银本位国家，但世界白银市场却有伦敦、纽约、上海和孟买四大城市。其中伦敦是首要的白银市场，英国人操纵着白银的生产、消费和流通，具有白银定价权。当时每天的白银价格均由伦敦的四家金银经纪公司决定。上海是中国本土白银交易的中心，但仅仅是世界白银贸易的被动接受者。
在单纯金本位制度下，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只要比较含金量的不同就可轻松得到。但中国货币与其他金本位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却必须要先比较金银之间的兑换率，因此，白银价格的变化对中国经济会有极为强烈的联动作用。
1873～1931年，由于绝大部分国家逐渐放弃白银充作货币的功能，与黄金相比，白银大为贬值。1873年的金银比价是1∶15。9，到了1894年就涨到1∶32。59。除了“一战”时期，很多投资者购银保值，产银国却又禁止白银出口，银价曾有过短暂的上涨，大部分时期白银价格都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一方面，金贵银贱，加重了作为债务国的中国每年偿本还息的负担。1929年，以外币偿付的外债本息高达1。3亿两白银，银价若跌落10％，则中国财政负担就要增加10％。另一方面，银价下跌也会带来短暂的好处。
除了在“一战”期间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白银的短暂时期之外，1933年之前的绝大多数时候，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些白银主要由外国在华银行利用中国自由市场的特点大量输入白银牟取暴利。中国纸币以白银做储备，大量白银的输入成为银行信贷扩张的基础。换而言之，白银增加，信用扩张，利率下降，这相当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扩张政策。
在金贵银贱的大趋势下，金本位国家由于黄金购买力上升，白银购买力下降，货币相对中国这样的银本位货币升值。这导致金本位国家的出口停滞，甚至倒退。反过来，中国受信用扩张的影响却形势一片大好。当时中国对外出口的主力是粮食、棉纱与生丝等。
就棉花来说，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棉纺织业都消费印度与中国的原棉，日本和印度还生产粗纱供给中国农村市场。白银价格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日元与卢比对中国货币的汇率，最终影响到中国的棉花价格和本土棉纺织业。白银价格下跌，中国从印度、日本进口棉纱或原棉的价格上涨，结果中国棉纱厂得到极大的发展。
机械化的工厂需要庞大的原始资本投入，在当时中国没有良好的融资渠道，工业企业几乎没有一家不向银行贷款经营，也没有一家工厂不是依靠银行信贷资金发展壮大的。其中尤为著名的是“棉纱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创建的申新公司，后来的“红色资本家”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即荣德生四子。1916年，公司初创时的外来资金是公司自有资本的2倍多，其中80％来自短期贷款和银行透支。到了大萧条时期，银价日贱，银行有更多的白银储备，信贷更是随之扩张。全国金融中心——上海的各大银行对外放贷的主要对象便是工业企业。当时最大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工业企业的贷款占到贷款总额的1/3，其中66。7％是对棉纺织业的贷款。
那时的中国信用匮乏，银行并非毫无保留，工业企业一般必须要以自身固定资产作为抵押来向银行贷款，而银行则对工厂进行严密的控制。比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申新公司的贷款就对该厂的生产经营与财务加以严格监督。申新纱厂生产的棉纱，其提货单必须要经过银行盖章，储蓄成品的仓库大门钥匙要交给银行掌管，重要账据和大宗的现金出纳要由银行会计人员来审核。因此，工业企业一旦失去银行的支持，就很难维持经营，结果只能倒闭。
由于信贷扩张，从“一战”一直到1931年，中国经济都比较景气。即便在大萧条时期，中国都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可这种繁荣却很脆弱。1931年开始，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开始上涨。在外国市场上，棉花、粮食和生丝等中国商品的价格随之暴涨，海外市场日益萎缩。反过来，印度、日本等外国生产的原料与成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价格优势却开始越来越明显，这导致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萧条。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中国广大的内地农村与中小城市立刻就陷入了内部冲突和混乱之中，各地军阀割据，关卡林立，赋税沉重，盗匪横行，于是大量内地城乡的白银有来无回地涌入当时较为安全的上海。农村经济不振让主要市场在国内的中国棉纺织工业企业陷入困境。1932年3月，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独立，在东北市场对国产棉纱和棉布课以重税，却对日货免税，更让中国棉纺织工业企业雪上加霜。这很快便给跟这些企业关系紧密的金融机构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
从1929年年初到1931年9月，伦敦白银市场的银价下跌了50。5％，纽约市场下跌了51。1％。这段时期，中国物价上涨了21。2％。大量白银被投机者通过上海口岸输送到中国，这些白银均为投机性资本输入，一旦有风吹草动随时都会撤离中国。因此，投机性白银的输入只能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加剧中国汇率与经济的不稳定性。
上海房地产泡沫与法币
国外与中国内地白银最终都会聚于上海，上海金融机构拥有了充裕的白银储备，信贷能力大为提升。但由于工业企业的不景气，信贷扩张不仅没有起到振兴经济的作用，反而引起了上海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面对中国内地城乡的萧条与工业的衰退，投资者开始将资金转移到上海房地产市场。1924～1929年，上海房地产总价值增加了20亿两白银，但其中一半的增长都来自于1928～1929年。房地产交易的价值每月至少有100万两，最多时可达到1000万两。投机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投机者一旦购置土地进行建设，就会以此作为抵押来购买更多的房地产。
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农村经济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一些著名的房地产公司打出广告说：“进口出口均极暗淡，唯有地产一枝独秀。大量存银，唯有投资地产最为安全。如君有意，敬请垂询。积十七年之经验，服务咨询，包您满意。”
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抓住上海金融宽松的条件，大量发行债券。1931年，鸦片贩子沙逊洋行经营的华懋地产公司发行了总额达30万两的债券，年利息率6％。两年后，华懋公司又发行了1亿两白银的债券，年利息率毫无变化。债券以房地产公司为后盾。沙逊洋行经营的另一个房地产中央地产公司发行了600万元的十元券，年利息率5。5％（1933年3月1日，中国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并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废除银两改用银币。3月8日，财政部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重量为26。6971克，成色为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克）。这些债券由位于上海黄金地段的南京路上的地产及其房屋租金利润做支撑。这些资产总价值为5190万两。由于房地产价格日趋上涨，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非常乐于接受这些房地产公司的债券。
银行大量过剩的资金也均投向房地产。1927年前存款总额在私营银行中处于第1、2位，后退居第5、6位的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租界拥有1000多幢建筑，抗战前中国主要银行之一的四明银行也当仁不让，更是拥有多达1200多幢的建筑。银行投资的房地产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自己营业用的房地产，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银行均有自造的大楼作为总行或总部的所在地。位于上海租界和天津租界的银行大楼，都是当时最现代化的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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