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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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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
盛子瑾事件，被国民党列为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五大罪状之一，即使在我党内部也颇有微词。我找到父亲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就这一问题所做的阐述：“我们党中也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如此发急（即不应该如此做）。我们认为在他准备逃跑前，我们这样做及这样的布置是必要的，是对的。”
我问过父亲，他说，这是对敌斗争。当然，他也承认，即使是对敌斗争也不是什么手段都能采用的。看过《三国演义》了吧，诸葛亮和周瑜最大的不同，前者是阳谋，后者喜欢搞阴谋。在和盛子瑾的既联合又斗争中，用的是智慧，是阳谋！按现在的说法，叫什么……对，游戏规则。
在阶级大搏杀的舞台上，个人是没有选择的。
盛子瑾后来回到了戴笠那里，但解放后没能去台湾，被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抓住。盛希望父亲救他，父亲写了封信去，说明盛是抗战的，在皖东北对共产党也是做出过贡献的，至于他到戴笠那里以后，有没有做过恶事，就不知道了。盛的夫人杨文蔚女士，在被关押期间也给父亲来过信，父亲给当地政府去信，他说，善待她吧……她出狱后就留在监狱的医院工作了。
60年过去了，整整一个甲子，上一代人的恩恩怨怨早已随着岁月的风飘散。撇开政治，就盛个人的命运来说，的确带有些悲剧的色彩。盛子瑾是怀有抱负的，像父亲后来信上写的，是做过贡献的。但盛毕竟缺乏像我父亲那样统揽全局的眼光和因势利导的能力。虽然在初期，国民党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共产党，但他们各自的野心太大，都要搞自己的独立王国。盛的初衷是想利用共产党来摆脱国民党桂系对他的控制，但眼看着共产党坐大，却又无计可施，最终在两大板块的挤压下粉身碎骨。现在想来，桂系也是蠢，何必呢！扶持一下盛子瑾有什么不好，他无非是有些个人野心，非派人取代他，结果给了共产党一个机会。世界上的事都是这样，控制不了的，不是你的，非要强求，最后只能失去。乱世的中国，群雄并起，但总归要天下一统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盛子瑾垮台后，就剩下许志远这支武装了。这是一股更为凶残的带有黑恶性质的地方势力。他们明里归属桂系，暗中勾结日伪。盛子瑾势力瓦解后，既给了许志远一个警告也给了他一个取代的机会，他秘密奔赴桂系省府所在地立煌商讨应对之策。
兵将分离，乃天赐良机，父亲决心乘此解除许部武装，一统皖东北天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许的大本营老周圩子，高墙深垒，易守难攻，一旦打成胶着，不仅引发桂系增援，附近的鬼子也会竭尽相助。只可智取，不可强攻。他想了一夜，第二天在作战会议上，他说：拟请示少奇同志，请新四军五支队罗炳辉部断住许志远的归路，我带一个警卫班假借谈判名义先行进入老周圩子，夜里看见吊桥放下，你们就摸进来……如此如此这般。
赵汇川后来回忆说，我们听了，怎么觉得首长像是在说胡话！从彭雪枫处借来的老一团团长张太生说，哪有司令员去卧底的？张震球不解地说，你要学孙悟空，钻到人家肚子里去？会上不仅一致反对，而且觉得荒唐。父亲回忆说：“除了强攻，诸位有什么好办法？既然没有，就听我的。”说实在的，如回到那个年代，我也不能赞同。他给我解释道：“和许，名义上还在合作，老周圩子的士绅周汉波是要抗日的，我亲自造访，哪里会有拒之门外的道理？”
一切如预料，许的副官果然相迎，当晚少不了杯觥酒盏一番。不想，席间突然传来许志远被我军扣留的消息，气氛立马紧张，双方警卫人员的手一下子都按在枪机上。父亲假借酒兴说，误会，我这就写个条子送出去，叫他们放人就是了。父亲说：“大概认为我还在他们手里捏着吧。后来都喝得酩酊大醉。夜深了，我就和警卫员上了城楼，缴了守卫的械，放下吊桥，发出信号。送条子出去的警卫员带着赵汇川他们冲进来……不费一枪一弹。”
小时候，看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我们问父母，真这么邪乎吗？吹吧！我妈妈在一边说，怎么没有？你爸爸就干过杨子荣这种事。老了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说我是杨子荣，不像，说王佐断臂混入敌营倒有点这个意思。”我说，是特洛伊木马！“什么？”他听不明白了。
他后来写了首叙事体的长诗：“欲效木马计，谁去做内应。……君不见，王佐断臂破金兵，此番内应闯敌营。”
这只是个插曲。此前，泗县的黎纯一已经逃离，灵璧的许志远一完蛋，雷杰三、柏逸荪这些土顽就不在话下了。于是，皖东北五县十六区全部归顺。老爷子这时自己能掌控的队伍有4000人了，他把他们编到彭雪枫的系列中，号称新四军6纵队4总队，下属3个团，再加上从彭雪枫借来的一个团，共4个团了。另外，华中局决定，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的两支力量也归他指挥调度，今非昔比，老爷子可以组织打大仗了。他在诗中记载：“敌伪西扫荡，韩顽东侵凌，三军紧携手，……席卷运河滨。”三军即指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和他自己创建的新四军第四总队。
“从那时起，我真正可以独当一面了。”我想起了父亲讲这句话时的自豪神情。他从单枪匹马闯入皖东北，到完全掌控皖东北的局面，前后约用了一年。如果从离开延安算起，已经整整3年了。在这3年里，两年是在闯荡、彷徨，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后，走向成功，只用了一年。
对于自己的成功，父亲每每回忆起来，总会感慨地说：“应该说，先我进去的是山东分局派去的杨纯同志。她成立了苏皖地委，统一泗、灵、五三县党的地下工作。安徽省工委张劲夫派去了江上青同志。三支队赵汇川、独立支队徐仲天，都是共产党控制的队伍。南进支队的钟辉、张震寰活动在邳睢铜一带。苏鲁豫支队的彭明治、吴法宪活动在陇海路以北，吴法宪带了一个团到萧县、灵璧活动过，后来还有李浩然支队。我进去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是和他们造成的基础分不开的。另一路是从立煌郑位三派来的，廖量之，大革命被捕（字迹不清）过，还有赵敏、张国权，他们比杨纯过来得还早。有的同志牺牲了，同去的刘作孚同志，后来在淮北反扫荡中牺牲了（注：这里指1946年自卫战争），记得他们的人不多了。”（注：《1959年与安徽省党史办同志的谈话纪要》）在后来的回忆中，父亲还专门提及“或是后来犯过错误的，如吴法宪，但对革命做过的贡献不能抹去。”
父亲在回忆中多次提到杨纯同志。杨纯曾是我父亲在开辟皖东北初期得力的帮手和搭档，他们在险恶的条件下相依相协，孤军奋斗。后来她走进了他的生活，在他人生经历中播出了一段浪漫的插曲。看得出，从他们第一次在路边邂逅，杨纯就喜欢上了这位比自己大3岁的年轻的省委书记。但他们终没有能继续走下去，一年后，他们分手了。我看过苏联影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到保尔，看到保尔战火中的恋人丽达，我总会想起杨纯，虽然我不可能见到她年轻时的样子，虽然保尔和丽达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我曾多次问到过父亲，但他总是箴口不言，只是这次谈起皖东北，他说了她许多，但也就是工作、战斗。从父亲那里我只得到了一个印象：她在事业上帮助过他。
关于他们的逸闻，版本很多，但问起一些老人，他们大多都箴口不谈。这也好，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媒体炒作，还不乱套了？但我还是听到了一条关于他们吵架的描述：杨纯气不过说，你知道什么叫丈夫吗？你爸反唇相讥：“丈夫就是离你一丈远的男人！”我问父亲有过这事吗？他说：“你问陈光薇啊……”就没话了。爱情是浪漫的，而生活是现实的，当在战火纷飞中生成的情感最终沉寂下来时，两个刚性的男女，保尔和丽达还能走到一起吗？
皖东北在众多的抗日根据地中，它的地位、成就、名气，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像它一样，靠几个个人，和一些零散的部队在这里折腾起来的，怕也是不多的。父亲说：“我从来不羡慕别人如何有成就，也不想去争能给我个什么位置，连想都不想。我只按我自己认定的去做，埋头苦干，做出成绩来，做得最好，证明自己，就够了。我这一辈子都是这样。”我想，不管历史书上怎么评价当时在这个地区每个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但皖东北的这段历史，不会不给人们留下印象的。在以后的岁月中，在面临困难局面时，中央和军委的一些领导人总会想到父亲，要他出山，要他主持，委以他重任，不是没有道理的。
父亲在皖东北创建的这支部队，挺进苏北后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皖南事变爆发，重建新四军，这支部队又改为新四军三师九旅。父亲是它的第一任旅长。
与九旅接触过的人对九旅有着不同的评价。
当年曾在九旅工作过的，后来成为南京艺术学院院长的丛翰民说过这样一段话：“老九不能走”是讲杨子荣的，后来用来形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可是在抗战时，在我们苏鲁豫皖一带，这话是老百姓讲张爱萍领导的新四军九旅的。我们转移时，老百姓就讲：“老九不能走”；怀念时也是说：“老九不能走”；连敌人都知道“老九不能走”这句话。
陈毅军长是这样赞扬九旅的：“我军攻洋河，残敌踞房屋抵抗，我以洋油火攻，敌无一逃脱。我军在洋河镇收集火攻材料时照价给钱。洋河镇伪军给罗圩伪军信称，洋河一战，人心大变。新四军不仅以力服人，且能于作战混乱之际表现其严密之纪律。如此服人以德，谁不钦佩？”这里指的就是九旅。
当时的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检查九旅工作后，临别时很有感触地说：“我见到的部队，最艰苦的是你们这支部队，吃饭是吃派饭，6月穿棉衣，12月穿单衣，宁肯饿肚子，也不肯去拿老百姓的东西。”他后来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说：“九旅是华中抗战后新成立部队中之成绩较优者，他已成为正规化的党军之一部，并创作了一些优良的作风。他在开辟皖东北和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和战斗中，有相当大的成绩。”（注：1942年2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的报告）
刘少奇之所以这样评价九旅，父亲有过一段回忆。
1940年5月间，刘少奇来皖东北检查工作。鬼子得获情报，立即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军王光夏乘机夹攻，形势有些麻烦，作为指挥员必须立即赶往前方。父亲回忆说：“临走前，考虑到上级领导和机关的同志们好不容易来一趟，自己又不能亲自招呼，总得搞些吃的才好。当时真是困难，那个地方本身就很穷，都是吃大麦子，地瓜干。我叫张震球到士绅家里筹了些大米白面，给他们留下来。王光夏不经打，一仗就把他赶出三支头。战斗一结束，我就往回赶，夜里到的。本以为少奇同志休息了，但看他房里的灯还点着，就向他汇报情况。谈着谈着肚子就叫起来了，因为部队没有筹到粮食，中午开不了饭，晚上也没有吃。夜深了，饿得有些受不了，就找了个谈话的间隙，出来跟刘彬（注：少奇同志的秘书，后为冶金部副部长，“文革”期间死于批斗）说，能不能给搞点吃的？少奇同志听见了就问怎么饭都没吃？我说没有找到什么可吃的东西，我来时，部队还没有筹到粮食。我无意中讲出了部队和根据地的处境。少奇同志很难受，一定坚持要把给他的粮食拿出来给部队。”父亲的这段回忆，本意是要反映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在战争年代与部队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但也恰恰道出了九旅创建时期的艰难日子。
我翻看过九旅这次战斗的总结：“……打顽王光夏战斗十三天，营长都打赤脚，也没有饱饭吃，只吃一些大小秫子稀饭，还能坚持战斗。”（1942年张爱萍《关于九旅的工作报告》）
彭雪枫说：“在邳睢铜，25团、26团曾经有两个月没有解过子弹袋，不要说是脱衣服睡觉了。九旅独立营，夹着津浦路，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战斗。所以边区的邳睢铜和宿东可谓最艰苦了！”
曾任九旅的政治委员韦国清说到九旅时，感触颇深：“那时穿衣靠打汉奸，吃饭靠地方，鞋子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脚。……艰苦啊！”
我父亲要潇洒得多，谈到九旅，总爱说，那是个被蚊子会餐的年代。
父亲有个特点，就是不怕蚊子叮。有一年夏天我们陪他去北戴河休假，海边蚊子多极了，晚上散步，就绕着你转，一边走一边轰。可父亲不在乎，拄着根手杖照走不误。我们都说他，你不怕蚊子叮啊？他说，蚊子不叮我。这就怪了？这不蚊子明明在他脖子上嘛！啪的一巴掌打下去，尽是血。我说，你真够木的。是吗？他很奇怪。看来，不是蚊子不叮他，而是他不怕叮，叮了也不起包，整个一个没反应！按医学的观点说，大概是身体里产生了抗体。他说在九旅时，“洪泽湖的蚊子真是多得很，我们都是给蚊子会过餐的。哪里有蚊帐？只好用艾条熏，熏的呛得受不了，只好用毯子包起来，又热得不行，干脆敞开了让它去咬，咬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跑来跑去，这样马马虎虎一个夏天就过去了。”（注：1962年9月1日，在九旅成立22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步兵第师军史》）
路西反顽失败后，九旅由新四军3师划归到4师的建制，不幸的是彭雪枫牺牲了，父亲回来接替彭任师长，不久，父亲也负伤离开了华中战场。两个铁腕人物相继离去，这不能不说是九旅的悲哀。九旅在解放战争中归华野2纵，后期改编为21军63师。战绩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一个部队要发展，靠的是上面重视，而要受到重视，靠的又是自己干出成绩。后来几次大裁军，63师成了乙种师，再裁，成了守备师，再裁，干脆从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划出去了，变成武装警察了。父亲在军委工作时，我和他说起，他说：“不要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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