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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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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鬼子缴枪投降了，那种感觉就像在长久的黑暗中突然看见一盏灯。就是这一次，我相信，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父亲的预感是对的。一年后，抗日战争转入反攻；又过了一年，鬼子投降了。
妈妈四处飘零的艰难岁月，和海上遇险九死一生的遭遇，父亲是以后才知道的。妈妈回到部队后，给父亲洗衣服，看见他贴胸的衣袋里揣着一个小本子。在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
“请捡到本子的朋友：
通知我的爱妻李幼兰。地址：宁波小港大琪头李善祥家；
通知我的父亲张体元。地址：四川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村。”
哦，地址写错了！我妈妈家当时确切的地址是镇海江南大赐贰Ｕ馐巧耐懈叮〉词且环馕薹ㄋ痛锏囊攀椤Ｋ娴氖敲挥型寺返摹Ｋ毡贝笃皆皇撬慕碧ǎ褪撬姆啬埂；毓耸だ比皇怯淇烨崴傻模健版倚ε罱猿晌恼隆薄�
但假如失败了呢？那一切都会是沉重的了。
他没有留下遗言，只留下了亲人的地址。对家乡的父老们来说，他们的子弟，牺牲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上，难道还需要再说什么吗？
妈妈经常说：“吃梨子的时候，最忌讳的是分梨，应了分离的谐音。但我不这么认为，只有切开了才能见到核，所谓分梨（离）见真心，这有什么不好。”
这个本子妈妈一直保存着，父亲那一贯龙飞凤舞的字体，在这时变得异常工整。我想，他大概是怕捡到的人辨认不清楚吧。
关于3师在开辟华中根据地中所起的作用，对3师作战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华中局一些同志的看法是，皖东、皖北、皖东北根据地之打开，3师主力未参加；郭村战役、两次黄桥战役，3师只在次要方面配合作战；曹甸战役、蒋坝战役，均未完成任务；保卫盐城作战，亦不能令人满意。产生这些的原因是由于3师负责干部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发生错误。很机械地保存主力并使之绝对化。不了解华中根据地是要顽强坚持，我们不能撤走与放弃的。
黄克诚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华中局会议上说，不是我右倾机会主义，而是军部对反摩擦、反扫荡作战指导原则有问题，要加以纠正。黄认为曹甸战役与黄桥战役不同，不宜打。黄桥战役是自卫反击，曹甸顽军则已退守，不能算是有理；黄桥是运动歼敌，而曹甸是攻坚，不能算是有利；黄桥结束不到两个月，再打曹甸，不能算是有节。
我问父亲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刘、陈要打曹甸，要我们配合打车桥，进一步压韩德勤。黄不干，认为攻坚不值得，伤亡太大。黄直接给八路军总部彭德怀那里发电请示，引起刘、陈的不满，彭也不好干预，要黄还是听刘、陈的。最后，还是没有打下来，伤亡较大，从此，彼此就有不同意见了。”
也有些研究者认为，黄克诚狠抓根据地建设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巩固的政权是难以抗击强大于我数倍之敌的。但在毗邻敌心脏地区，造成过大的声势，尤其是在根据地的敌我态势没有调整、战场建设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急于扩大对敌占区文化界、知识界的统战影响，势必过早暴露自己，造成被动。
这些分歧，一直延续到15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和彭德怀被打为反党集团。在揭发批判的热潮中，华中抗战的老账又被翻出来了。除了重提黄克诚在作战中一贯消极、右倾保守外，还提到了这次盐阜地区反扫荡，说黄是放弃指挥，退却逃跑，化装隐蔽。上纲到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王明路线，黄克诚是一个言行不一、不向党交心的伪君子。
在3师工作过的许多同志认为，黄克诚同志是掌握了反扫荡的全局的，将作战交由张爱萍副师长机断指挥。在敌反扫荡前，从最坏处准备，跳出敌包围圈，以利前线指挥员放手指挥。在整个反扫荡过程中，黄一直没有离开过盐阜地区。
父亲说：“工作中有不同认识是很正常的，把这些分歧带入政治领域，是错误的，有害的。党应该吸取这个教训。”父亲顶着高压，在黄克诚庐山落难时保持着对他客观的评价。他说：“我永远不会去做这种卑鄙的事情。”
黄克诚岂能不明白呢？他在《自述》中写道：“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要表现一下。也有几个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黄克诚是条硬汉。“文革”中，专案组知道他当年受过华中局的严厉批评，想利用矛盾让他揭发当时的领导人。他说：“我们是因工作中意见不同有过争论，这在革命队伍中是常有的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他们叛党。”
难道历史真的是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姑娘吗？革命战争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历史，战争年代不能回避，现在回忆历史就更用不着回避。
3 我是他的“克星”
1945年是让历史难忘的一年。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画上了句号；终极武器原子弹，在日本岛国炸响，十数万天皇的臣民，在几秒钟里化成了灰烬，人类从此进入了核时代；雅尔塔协议签署，由此划定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冷战格局。
这一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同样是辉煌的。经过整整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是整整一代人，以他们的血肉之躯为代价，留给后人的一份遗产。这次战争激发了中国人民从整体上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从此由衰败走向振兴。
我，也在这一年降临到人间。
妈妈说，生我的那天，月亮像个银盘，特别亮，亮得都有点儿凄惨，秋风习习，吹过空旷的田野，将世间的一切都吹得似有似无一般。
是难产。整整折腾了一天，大人孩子像过了趟鬼门关。妈妈说，你生下来不会哭，胎死腹中？也是命不该绝，正巧有个妇产科的医生从上海来根据地，就住在隔壁。她听说有新四军家属要生孩子，怎么就听不见动静呢？是医生的天职吧，过来一看，说是被羊水噎住了。吩咐打两盆水来，一盆热的，一盆凉的，就这么来回地浸泡，再拎起双脚打屁股，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哇的一声哭出来。
父亲是在我出生的两个星期后才见到我的。国民党李品仙部为夺占徐州，由蚌埠星夜北上。父亲任淮北我军前敌总指挥，4纵在王必成率领下为右路，9纵在张震率领下为左路，阻击来犯之敌，发起了津浦路破袭作战。大战在即，父亲在去前线之前，兴冲冲地赶来看了妈妈和我一眼。
妈妈回忆说：“你爸看了一眼说，丑东西！又说，再丑也是我儿子！就急匆匆地走了……”有一种说法，出生的磨难，预示着人生的艰辛与坎坷。也不知是指大人还是孩子。路加福音，……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
我来的真不是时候。父亲这一走，可就是从生死界上擦肩而过了。
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当外部的压力消失的时候，国内两大政党、两个阶级的斗争便骤然升温，内战的烟云又一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毛泽东发表了他那段为国人熟悉的精彩讲演：“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泽东的话代表了共产党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意志和立场，但仅仅一个月后，1945年9月17日，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就致电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提出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下，具体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毛泽东立即回电赞同。面对400万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军队，共产党是没有力量和国民党硬碰硬的。他们主动放弃了南方8个解放区，做出收缩南部，巩固华北、山东、华中，控制热察的决定；不到一个月，又进一步明确为放弃华东、华中、中原、华北，只坚守山东、陕甘。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要集中力量抢占东北。今天看来，在两大政党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中，共产党人的这第一脚，充满了狡黠和智慧。刘少奇也因此以他的雄才大略又一次赢得了自己在党内的声望。
首当其冲的又是华中。
国民党17个军约50万人分批向华东解放区推进，在夺占南京、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后，沿津浦路北上，直逼华北、东北。
华中局一分为二；新四军一分为二。新四军军部移往山东，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留下的另组成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黄克诚率3师抢占东北走了；罗炳辉的2师和父亲统领的4师，一分为二。2师之4、5旅，连同整个7师都调往山东。4师9旅调山东，4师11、12旅和2师6旅留在淮北。粟裕、叶飞的1师留在苏北。新四军的抗日健儿们，8万北上，5万坚守华中。
陈毅、黄克诚走了，而父亲和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留下来了。中央来电“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父亲和粟裕被分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华中军区开始叫苏皖军区，寓意着苏中和淮北两块根据地的领导人联手保卫华中，准备迎接国民党从大后方调来的百万大军。
按父亲自己的说法，抗日战争是他步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成熟了，他不再只是个猛打猛冲的拼命三郎了，他的战略头脑、指挥才能、坚韧吃苦的品格和大刀阔斧的作风，逐渐为党内的高层领导人所认同，开始有人欣赏他了。
彭雪枫牺牲后，由谁来接替他的位置，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华中局曾动议从八路军中选派干部，但最终中央议定是由父亲来接替。他独闯皖东北的战略眼光和胆识；与盛子瑾统战中展现出的政治斗争的谋略；创建九旅的建军治军能力；以及在盐阜区反扫荡中所表现出的指挥艺术和英勇牺牲精神，这些业绩，都成为举荐他担任这一职位的重要筹码。当然，他长期在江淮作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大战来临之际，考虑到华中腹地由苏、皖两个战役方向构成，中央又委以他华中军区副司令的重任，和粟裕分别负责苏北和淮北的对敌斗争。他似乎走到了他的同辈们之前，成为新四军抗战初期旅团一级干部中的佼佼者。父亲有理由接受这一切，因为，这不是靠人际关系，不是靠投其所好，不是靠压抑自己的个性换得的；而是靠浴血奋战、靠不计名利、靠张扬自己的个性赢得的。现在，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幅的主要方向上，掩护华东我军的战略转移和展开，面对百万敌军压境，站在抗击国民党进攻的最前线，应该说，这既是中央对他的器重，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不知为什么，父亲总好像不愿意多谈他这一段的历史。但我还是从当年他留下的诗篇中，窥探到他的心态。他写到：“抗风暴，挽狂澜，胆气豪……手挚龙泉剑，腰斩长蛇津浦。”
在重大的挑战面前，他的人生，理应更加精彩。
当时华中军区驻地在淮安，周恩来老家。从淮安出发到津浦路前线，父亲的习惯是骑马，红军时他任过军委骑兵团团长，骑术、劈刀、马上射击都是挺在行的。这时部队已经有卡车了，大家都建议汽车要快得多，他犹豫了一下，就改坐汽车吧……灾难就这样降临了。
汽车当然要比马快。是缴获日本人的那种大卡车，他坐在驾驶舱，参谋等随行人员在后面车厢里。你想，缴获的车已经破旧，当时又没有修理厂，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赶路。离前线不远了，遇到老百姓支前的运输队，马车、排子车、独轮车，把个路堵得严严实实。汽车过不去，天又下着雨，走了一天了，父亲说，既然要等，不如下去搞些吃的东西来吧。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回身要向后面车厢里的人交代些什么……车缓慢地向后滑动，旁边刚好有一堵墙，他的话音还没落，头就被夹在车门和墙之间了……他顿时失去了知觉。
为什么不骑马？为什么要坐这辆破车？为什么不冲过去，要停在这个鬼地方？但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这就是命！
据在现场的作战科长孙公飞回忆：“我听到首长在前面驾驶舱讲话，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探头一看，啊！可不得了了，血从司令员被挤住的头上涌出来……”
慌乱中有人说，不能倒车，一发动，车身一震，脑袋就挤碎了，只能缓缓地把车推开。人是当时就昏死过去了，血从眉骨处汩汩流出。
华中军区后勤卫生部的王广胜当时在场，他说：“头盖骨从眉骨处裂开，或许是他戴的帽子救了他，帽檐折下来垫了一下。首长醒来后就开始大口吐血……”
我问父亲当时的情况，他回忆说：“细节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醒过来后，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天旋地转的。”
很痛吗？我问。
“没有十分的疼痛。我觉得自己还行，我还是明白的。战斗马上要打响了，让部队知道了，可是大忌。淮北我熟得很，闭着眼睛也能摸到。”
作战科长孙公飞回忆：“我看首长渐渐有些苏醒了，就说，要赶快向陈毅司令员和华中局报告。他双眼紧闭，好像听到了，手指动了动，我知道他不许我们说。”“他一直这样躺在担架上，眼睛睁不开了，电报由我念。他不需要地图，他在这里创建了根据地，他对这一带太熟悉了。”
卫生部长王广胜说：“首长是颅脑损伤和严重脑震荡，我警告他，一定要静卧，不能再这么干了，否则要留下后遗症的。”
妈妈说：“我听到前方传来的消息，就到华中局去问个究竟。邓老（邓子恢）安慰我说，估计不会太严重的，前线说，他一直还在指挥作战嘛。但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一周后，战斗结束。父亲强撑着参加了庆功大会，他要给部队讲几句话，他刚走上主席台，就一头栽下去了……
这时上面的领导同志都还不清楚父亲的伤势，从来往电报看，一切都正常。战斗结束后，陈老总要父亲立即赶赴淮安，参加军调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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