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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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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注意力落到一江山岛上。
1 迷雾中的一江山岛
在互联网上点击台海危机，总会蹦出一江山岛这个名词。它是浙江台州海面上的一个小岛，第一次台海危机就是围绕着它展开的。
1954年至1955年初，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在浙江以东海域发起了以强攻一江山岛为中心的大陈列岛战役，它的胜利开创了我军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先河，也划定了半个世纪来台海双方对峙的格局。值得骄傲的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正是我的父亲。
早在1955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这场战争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里了。我翻看父亲从浙东前线带回的书，其中一本扉页上有“蒋中正”的题字：“苦兵之苦，乐兵之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人民公敌的字。字体好工整啊！但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问父亲。父亲说，孙中山讲过“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明白吗？喔！原来这里的第一个“苦”字和第一个“乐”字是作动词用的，将士同甘共苦。父亲还带回一把很漂亮的匕首，妈妈说可以用来切西瓜。刀把是牛角做的，镶嵌着青天白日的军徽。这当然不好，砸掉它，结果刀把也给砸掉了一半，可惜了；还有两个像鸭蛋大小的手榴弹，真棒！比我军用的木柄手榴弹要小巧漂亮。我问父亲，我们干吗不用？他说，投不远。后来我参了军，在步兵连，才真正体会到，那玩意是不如木柄手榴弹好投，但它适用于山地防御，无怪一江山的守敌使用它，拉着了引信往山下滚就是了。这两个卸掉了引信和装药的铁鸭蛋，作为摆设放在父亲的写字台上，倒也别有情趣。
啊！当这些依稀弥散着硝烟气味的战利品摆在一个孩子面前时，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幼小的心灵中陡然生出了对战争充满刺激的幻想，和对恐惧的莫名的渴望。
一江山，这座在地图上只有一个标点大的岛屿，是一扇通向历史幽径的门，当我不期然打开这扇门，走进历史深处时，便看到了在它背后更为复杂的时代风云。
1997年夏天，我终于有机会去凭吊一江山这个被遗忘的小岛了。
这是一座被狭长的海沟一劈为二的小岛。整个岛如一块巨大的岩石，四壁陡峭，几乎直立于海面，海水像一条江河从其间贯通而过，形成南江和北江两个区域，遂得名一江山岛。
我是乘武警快艇过海的。在南江和北江之间狭窄的水道中，水流湍急，形成天然的虹吸现象，越靠得近，就越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要把你吞食进去。拍打在岸边的回头浪，回荡在隐约裸露的暗礁中，形成漩流，伴随着强劲的海风，打得快艇跌宕起伏。果然凶险。
我第一次要求登陆，竟被拒绝了。说这是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他们在这里服役多年，从未上去过，不久前曾有船只在这里触礁。话讲到这，自然不好勉强人家。基于上次的经验，我们找了条上去过的艇，开始第二次登岛。说真的，这座岛几乎无岸可靠，我们围着岛慢慢地观察着、寻找着，我不禁想起父亲曾几次说过的话：“当年，为确定登陆地段可是煞费苦心了。”
……
我终于登上了一江山。就在踏上岛的那一刻间，我恍然觉得，我的脚就踏在了父亲当年的足迹上，但时间已经过去漫长的42年了。
42年的风雨足以冲刷和销蚀许多往事。这座小岛实在荒寂得令人毛骨悚然，一眼望去，只有遍布全岛的嵯峨怪异的岩石，从岩缝中探出的杂草，瘌痢般的点缀着裸露的地面。战后，当时作为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号召共青团员们在这一带垦荒，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栽种的树苗居然还不足人高，它们在呼啸的海风中摇曳，似乎要告诉探访者这里恶劣、凶险的自然环境。
久居闹市的人，很少能有机会去感受这样无边的静寂。海风卷起海浪的声响，因为静寂而显得格外令人警醒，海浪拍打岛岸的力量，也因为静寂而显得格外令人心悸。天低浪高，脚下的小岛似乎就要被海浪和天空击碎了、吞噬了。
正由于它远离人世，当年的战场遗迹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残破的工事里，人工凿成的枪眼依旧完好，可远眺大陆，近览海滩。当年这里曾有多少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登陆上来的战士们，从水际到工事的崖壁，这几百米的海滩上曾有过多少消失了的生命。洞壁已烧得焦黑，这是当年我军为消灭洞中顽抗之敌，以火焰喷射器射杀所致。血腥味、焦糊味，仿佛至今还夹着海水的盐腥气在这座小岛上弥散。
一江山作战中牺牲烈士们的遗骨都埋在台州市中心的凤凰岭上。台州人民是深情的，当年选择在这里修建纪念塔，就是为了让来自异乡的英灵们，可以东眺大海中燃烧的岛，西望祖国内地他们的家乡和亲人。在纪念馆环形大厅的墙壁上，一层一层一层，镶嵌着烈士们的遗像，镌刻着他们的姓名。照片和姓名层层叠加，一直镶到拱形的屋顶。
无数的英灵包围着你、俯瞰着你。
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那样年轻，好像还只是个孩子，他们看我的眼睛是那样清纯，那样的稚嫩，一双一双，默默地望着我这个前线总指挥的儿子。他们生命的音符永远停留在半个世纪之前了。
也有没有照片的，只留下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也许是因为他们来去的是这样匆忙，他们不想让人看清自己的面容。
我默默地悼念，我要对他们说：我受父亲之托看望你们来了。我感到了彻骨的哀痛。
这场战争早已离父亲远去，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切鲜活的东西变成了模糊的影像，父亲已是一个高龄的老人了。2000年的一天，一位当年一江山岛的战斗英雄——一个人消灭了9个敌人的老战士，代表600多名参加过一江山岛作战的现在还健在的老兵们来看望父亲了。他叫王必和。将军和士兵拥抱在一起，王必和老人在他的司令员肩膀上禁不住大放悲声，在场的人无不动容。父亲眼里也含着泪花，他拍着拥抱着他的老兵说：“牺牲了多少同志啊……”
这或许就是战争幸存者的情感吧。
2 华东军区的心腹之患
1952年初，华东军区司令员兼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打来电话，叫我父亲立即赶赴华东军区所在地南京报到。何以如此紧急？
原来军委的命令到了，任命我父亲为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参谋长。这期间，华东军区的人事有所调整。副司令粟裕不久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原军区参谋长张震调总参任作战部长。父亲回忆说：“当时司令员、政委（注：指陈毅和饶漱石）都在上海主持华东局的工作。陈老总要求我立即到军区报到，把军事工作全盘抓起来。他说，政治部那边由唐亮（注：唐为政治部主任）负责；军事工作，就由你负责。我刚要说点什么，他就发脾气了，都不干，谁干？你这个人总是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还能说什么？我说具体工作我来做，重大事情，我搞好设想后，到上海向你汇报。他说，这还差不多！他其实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历来就是这样，只要应承了的事，不管高低贵贱、苦乐难易，拼了命去做，一定要做得最好。不是我的，我绝不插手。位置再高，权力再大，我连想都不会去想。”
其他野战军和军区也有类似情况，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国计民生的事情包罗万象，当时凡是兼中央局职务的野战军第一把手，主要精力大都放在地方上了。按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指挥体制，参谋长不只是司令部首长，也是部队首长。苏军这方面就更绝对了，副司令管兵种、后勤，司令员下面是参谋长主事，计划、组织、实施全盘工作都掌握在司令部。在和平时期，参谋长就是个大管家。这和公司里老板和总经理的关系有些相仿。这套办法，效率高，但也容易形成独断，党指挥不了枪那还行？于是，又强调集体领导，常委决策。不过在军队中，尤其在军事干部中还是很有市场的。从父亲那里感觉得出，他，还有粟裕都是挺欣赏这套的，以后粟裕挨整，好像多少和这有些关系。
父亲说，他一到华东军区就任，就感到“作战问题极为严峻”。
当时全国分为六大军区，除华东外，还有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南军区，管辖地域与中央局是一致的。华东军区当时管辖的范围比后来的大军区要大很多，北至山东，南达福建，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南京、福州、济南三个大军区，只是江西和河南不包括在内。这种划分主要是针对东南沿海地区，有利于统一协调沿海地区的防务和守备。不足之处是纵深太浅，而正面又过于宽大，囊括的主要作战方向太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防御布势缺乏韧性和弹性。1955年以后，华东军区改为南京军区，将山东和山东驻军划归济南军区，中南军区的江西划归南京军区建制。再后来，南京军区一分为二，在福建、江西两省设立了福州军区。这都是后话了。
由于蒋介石退守台湾，自全国解放以后，到60年代中苏交恶，华东战区一直是我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尤其是东南沿海靠近台湾海峡的浙江和福建，素被称之为对敌斗争的前线。
丢掉大陆后，老蒋蜗居台湾。他不是个偏安苟且之人，发愤雪耻，收编残部，整练新军，挑唆国际社会干预，坐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期卷土重来。作为败军之将，这样做倒也无可非议，还算是条汉子。只是他一口恶气在胸，又无处发泄，处心积虑，不免做出了许多下作之事来。
他的空军，仅1950年，就8次轰炸上海，5次轰炸南京，2次轰炸杭州，宁波、海门、嘉兴、金华、衢州都难遭幸免。狂轰滥炸，炸的都是平民，仅对上海，一次就毁掉4家电厂，死伤居民1352人。对比解放军攻打上海不用重火器，对古都北平围而不打、力争和谈，人心向背，顺理成章。
国土防空问题第一次提上了日程，这恐怕是新中国成立后最让人挠头的问题了。1953年1月，当彭德怀站在上海地标型建筑物——国际饭店顶层俯瞰全上海时，他忧心忡忡地说：“建筑如此拥挤，人口如此稠密，遭到空袭可怎么是好喔！”陪同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兼防空兵司令郭化若说：“第一次国民党飞机14架，炸沉黄埔码头上的舰船26艘。第二次17架，死伤群众1000余人，毁民房2000余间。”彭德怀说：“这还只是群众的损失，杨树浦发电厂被炸，停电停水，每天损失是多少？上千亿不止！”
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叙述：福州多是木结构建筑，一枚燃烧弹就烧了一大片……有位记者在通讯里把福州比喻为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凤凰涅槃”。一次空袭，就是一场大火。
华东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商贸往来发达，于是催生出了一个特殊的族群——海匪。古往今来，海匪盘踞岛屿，专以抢掠为生。以至从事地方志研究的学者们把它上升为华东沿海独特的历史现象。大陆解放后，许多恶霸、散兵游勇、土匪惯犯逃匿海岛，海匪人数激增。蒋介石是个曹操式的人物，“宁可我负天下人！”为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所以，国民党逃台后，又专事对海匪进行编组、授衔、训练、改装，演练与国民党军的联合行动。他们不断对大陆沿海地区实施海盗式的抢掠，或在边远偏僻之地空降袭扰。你想，这帮人抢滩上陆后，还能有好的吗？一无例外的是炸桥梁，毁公路，烧粮库，抓捕青壮男女。在海上则是劫持勒索过往船只，尤其是对国际商船，行绑架劫持之恶。
政权初建，华东正面海岸线长达几千公里，从山东到闽粤交界，沿海防务体系又极不完善，国民党海空军，这种抓一把就跑的偷袭方式，屡屡得手。
就在父亲到任的前几天，1952年1月28日，住金门蒋军1000余人，在湄州岛登陆，抓走岛上居民300余人。
这只是在福建沿海。在浙江当面，3月28日，国民党“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近千人，由头门山出发，对我白沙岛、穿礁岛、达岛守备部队发动攻击。
不久，英国商船被劫，船长罗伯特·亚当斯被打死；后又发生了将波兰商船“布拉卡号”劫持到台湾的事件，以及劫持苏联油轮“图阿普斯号”的事件。周恩来又一次找我父亲，在电话里大为光火。
其实，以民用设施为目标，以老百姓的财产和生命为人质，制造一系列国际事端，这种战术上暂时的得手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军队联合匪恶，政府和帮会勾结，武装教唆一批人渣，其结果只能使自己妖魔化，遭到国人唾弃，致使尚存幻想的人们更加拥戴新政权。联系到北伐、抗日、重庆谈判，蒋介石的短视和功利心态又一次表现出来。
当时到底有多少次形形色色的袭扰和破坏，父亲已经无法记清了。《第三野战军战史》是这样记载的：“1950年至1952年间，福建的平和、南靖、晋江、惠安、莆田、漳州、福鼎；浙江的温岭、黄岩、玉环、洞头、象山、乐清、临海；山东的胶南，都曾有国民党军登陆袭扰，少则近百，多则千余人，近万人。”（注：《第三野战军战史》399页）
仗有时是很激烈的。
1952年6月10日，国民党军1200余人，向我驻守在黄礁岛的21军62师186团9连发动突袭。双方争夺数十次，岛上制高点和海岸炮阵地一度被敌攻克，9连扼守要点，坚持到增援部队上来，这一仗消灭敌300余人。
10月8日，温州以北，公安军的防区。国民党军1200人秘密设伏于鸡冠山岛、洋屿岛，先以一部兵力在玉环寨头地区登陆袭扰，诱使我军出击。公安17师50团的两个连登上鸡冠山岛后，即遭数倍于我之敌围攻。当增援部队赶到时，敌已撤回披山列岛。此战歼敌约100人，我损失192人，仅返回75人。敌尝到甜头后，胡宗南又指挥3个野战大队和军官战斗团共1600余人，在9艘舰艇掩护下，又一次向洋屿岛发起攻击。公安军和20军60师部队顽强抗击，从19日打到21日上午，歼敌736人，击伤敌舰5艘，击沉大小船只12艘。公安军终于雪耻。
这真是一个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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