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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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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国防军”？就是用现代国家的武装力量体制来替代军队长期实行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按和平年代工业化国家的要求，改造这支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军队。
他推行义务兵役制，替代志愿兵役制；薪金制替代供给制；颁布军官服役条例，实行军衔制。用现在时髦的语言，就是和国际接轨。这是一套全新的治军理念，彭老总并非一介武夫，而是一个卓具战略眼光和政治理念的治国安邦的伟人。
他提出，要用上5到10年时间，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
什么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保证呢？他说，就是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工业。
什么是正规化？就是做到“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高度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
这样讲，是不是太抽象了，毕竟他的部队还是土包子居多嘛。那就给你们树个样板，看得见，也摸得着。这就是苏联红军。
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第一支当然是苏联军队了，怎么也不能不把老大哥放在眼里啊！
1954年冬天，在渤海海峡南面的山东半岛上，刘伯承亲自组织了合成集团军进攻战役演习；第二年，也就是1955年的冬天，叶剑英又在海峡的对面，辽东半岛上，组织了更大规模的三军抗登陆战役演习。两个元帅出面连续组织大规模的三军联合演习，一时间，掌握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艺术，成为衡量新时期指挥员的重要标准。
命运的大门向他开启。父亲虽然错过了解放战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良机，但在全军向现代化进军的今天，他作为我军首位亲自指挥过现代合成军队联合作战的指挥员，被选调进入总参谋部，成为彭老总和粟裕总参谋长手下负责具体计划、组织和实施的领军人物。他，又一次让同僚们对他刮目相看了。
落实军委提出的现代化、正规化的任务，工作涉及到总参、总政、总后。就军事工作领域，重头戏在父亲主管的军事行政系统。就像长征中夺取娄山关主峰一样，父亲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被彭老总找去，彭德怀有理由相信，当年这个共青团出身的年轻指挥员，今天也一定不会让他失望的。这一年，父亲45岁了。
2 和平年代的总参谋部
在中央统一组织下编写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一书应该是一本权威性的著作。书中把从自建国以来，至1987年这38年中的军事工作，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截止到1957年前，称其为是“军事工作生机勃勃，节节胜利”的阶段；后面呢？文中写到：“后来，由于左的思想干扰，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军事工作曾遭受到挫折和损失。”它又说：“1954年至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进行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前四年发展比较顺利，后八年遇到了几次挫折。”（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27页、40页）
父亲的回忆印证了从1954年至1957年、1958年的这段结论。他回忆说：“粟裕同志任总长的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至于后面8年怎么评价，他没有再提及。
当时总参谋长是粟裕。他和父亲都来自华东，新四军时期他是1师师长，战斗在苏中地区。父亲是3师副师长，后来到4师当师长，战斗在苏北、淮北地区。解放战争初期，他们又同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从1954年的任免名单看，副总参谋长有9人之多，但多是兼职或挂名。如王震是铁道兵司令，兼副总参谋长；另外各大军区司令也都兼副总参谋长，但他们都不到任。真正在总参上班的、处理日常工作的副总长只有4人：管作战的陈赓、管训练的张宗逊、管情报的李克农和管军事行政的我父亲。父亲和这几位在战争年代就曾在一起共事，岂止是熟悉，他们可以说是亲密的战友加朋友。他和张宗逊同在彭老总领导下的3军团，张宗逊是红10团团长，父亲是红11团政治委员，长征路上是一道打过来的；和陈赓是陕甘支队的搭档，陈赓任13大队大队长，父亲任13大队政治委员；和李克农是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僚。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就更不用说了，黄是新四军3师师长，父亲是副师长。
父亲回忆说：“粟裕对我很信任，很放手，但也很讲党的原则。陈赓，对同志很真诚，不狭隘。他管的作战和哈军工，有时懒得跑了，就叫我去。涉及到军事行政方面的事情，由我先拿出方案，提交总参办公会讨论，再报军委彭那里。大家办事都按共产党员标准，集中领导，分工协作，相互间开诚布公。”
“我们也争，但从不计较，相互间从来没有隔阂。没有哪个是你整我、我整你的。有时开会晚了，就说去打牙祭吧，到后海的烤肉季，还有全聚德，轮流坐庄，自己掏钱。我们的几辆吉姆车一到，老板就跑出来了，都认识了嘛。”
政治清明、人事和谐。父亲说：“我和他们都有过争论。和粟裕，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大举进攻，为了掩护战略转移，粟裕提出在华中打运动战。我不同意，我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应该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后来我负伤了，粟裕同志指挥得很出色。我们在对台作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都是同志式的争论。和陈赓我们也争。长征时过六盘山前，在固原打马步芳的骑兵，我们意见不统一，陈赓拗不过我，是按我的意见打的。在总参讨论设立防化兵的问题上，我们意见也不一致。但这些都不影响相互之间的友谊。”
“各副总长和下面的参谋也相处得很和谐，参谋、处长有事情直接上楼来请示。我那时每天最多半天在办公室，处理一下文件，下午就到各部，各处室去转，有问题当场就解决了。彭老总负责军委工作，只要是正确的意见，都可以向他提出来。这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候。”
这是一群出类拔萃之辈。他们从战争中走来，今天他们荟萃在我军的最高统帅部，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又携起手来。总参搬到旃坛寺后，父亲不再坐车上班，每天早上从家里出来，3个秘书陪着他，环克军负责军务编制；吉振贵负责动员、行政；严彦负责科技、装备。他们和我们都住在一个院里，每天4个人相约，穿过北海公园北门，步行到位于北海西边的国防部大院上班。在他的带动下，许多住在地安门一带的总参、总政、科委的干部也都步行上下班。公园管理处还专门为军队的同志在公园西面开了一个小门，方便大家进出。上世纪80年代，我调总参工作，开电梯的老职工笑话我：“你真没出息，还坐电梯？你爸可从来不坐电梯，都是自己小跑着上五楼。”是啊，时过境迁，当年开电梯的小姑娘都成老大妈了。
首都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每年“五一”、“十一”的晚上，我们都能跟父亲上天安门城楼，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这些只有在画报上见到的伟人们。我们这群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毛主席握手，但警卫人员老是轰我们。父亲点拨我，不要在这里挤，到城楼边的电梯口去等，上面风大，毛主席也就是上来坐坐，一会儿就会走的。果然，一个巨影在簇拥下过来了，我兴奋地大叫：“毛主席，我要和你握手！”可能是声音太大了，他好像愣了一下。毛泽东，古铜般带有赭石色的容颜是舒展的，他的大手软软的，任由我的小手去握着、摸着，看得出，他觉得有趣。后来我才听人说，手软如绵，乃尊贵之躯。父亲说，不错，很勇敢！总理又是一种风格，他过来时，就像一阵风，敏捷而潇洒。我们兄妹都抢着和他握手，他喜欢用力握着，再顽皮地甩你一下。他回过头对父亲说：“都是你的？”朱总司令则像个慈祥的老爷爷，许多小朋友都围着他要握手，他说，“不要挤，都能握到的。”
开始我在八一学校读书。这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小朋友们问我你爸是多大的官？我回家问父亲：“爸，你的官有多大？副总长和司令谁管谁？”父亲勃然大怒，恶狠狠地盘问我：“谁要你问的？”当我说出缘由，他说：“我就不赞成搞子弟学校，风气不好！”下个学期，我就被转到一所普通小学了。上学前，他对我说：“记住，你和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是一样的。将来长大了，要靠你自己！”
当时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是以苏联为模式的。
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红军是550万人；经过4年的精简整编，到1924年，锐减至56万人，几乎减了90％；1945年二战结束时是1136万人，到1948年，减为287万人。
我军的情况就复杂些，精简整编大约有9次之多，除了战争形势的影响外，政治因素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只说建国初前10年的4次精简整编。
第一次是在1950年下半年。战争结束了，570万之众的军队确实是太庞大了，毛泽东下决心裁掉了150万。不想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反倒一下子激增至627万人，成为我军历史上兵力最多的时期。
第二次是1952年底，全国范围的剿匪作战已取得了胜利，朝鲜战局呈现出比较稳定的态势。于是精减了219．9万人，总人数降为406．4万。
第三次是1954年到1955年底，在彭德怀主政时期。父亲就是在这个时期调入总参的，彭老总要求他具体抓好精简整编的落实工作，就是指的这一阶段。
当时，毛泽东规定，军政费用支出不得超过国家财政的30％。彭德怀说，那就再精减一次。这次不同的是，要多减机关，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特种兵；多减战士，少减干部；减少部队建制单位，增建学校。总的指标是，全军总兵力减掉20％；步兵师数量减少25％；在总部和军兵种、大军区新组建一批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一减一加，最终达到，陆军裁减50％，军费支出由34．2％降到25％以下；全军转业干部和复员战士达到500万人；常备军总额不突破350万人。并由此做到：编制、定额、定型、定员四个统一。彭老总对父亲说，总参谋部，你要在两年内给我实现这个目标。
即使这样，彭德怀还是不满意。一年后，他又说，从军费开支来看，用于吃、穿、训练、修理、办公杂支、工程建筑、动员复员的费用，占去大部分，这样怎么能迅速提高军队的装备质量呢？因此还要裁减。重点是，平时没有迫切需要的勤务部队，可办可不办的学校，任务重叠或者可以合并的机关部门。1957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这就是通常说的第四次精简整编，它延续了近两年，到1958年底才算结束。
父亲成为第三次精简整编决定的落实者和第四次整编方案的主要策划者和制定者。他说：“不是零敲碎打，而是要从根本上设计，把战时编制转为平时编制，做到平战结合。”
父亲在总参主管我军编制长达10年；主管武器装备长达30年，他对军队编制体制和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思路和方法。我后来也曾在大军区的组织编制部门工作过一段时期，有机会多次带着问题与父亲作长时间的讨论。他搞编制的主导思想是：“作战决定编制。”
他说：“不先研究透战争，不对未来打什么仗、和谁打、怎么打，有个基本的思路，就谈整编，谈精减，谈编制，谈装备，那是天方夜谭！”
“一上来就喊，给我减掉100万。为什么？减谁？为什么不是120万，也不是80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平摊。这个部门分10个，那个部门分10个。要不了几年，又都回来了。”
“搞编制的人，包括搞装备的，一定是要懂作战、懂训练的。只有把作战研究透了，才能去谈编制，去谈装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编制是静态的战术；战术是行动的编制。
和21世纪的今天不一样，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两极对抗的世界。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历了百年动乱和战争的中国，处在两大阵营对抗的东方前沿。面对敌对势力的颠覆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略包围，国家大战略的基本立足点是准备和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基本设想类同于苏联卫国战争的模式，只不过，增加了核战争的内容。
但中国又不同于当年的苏联。
彭德怀对未来战争的描述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军队对我国的侵略，主要方向来自海洋。因此敌人不可能像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那样，在一个早上出动几百万军队，同时在全线展开，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不利的是，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可供登陆的地点甚多，而我工业、人口又多在沿海，不能轻易地过多地放弃这些地区。为此，要在沿海实行重点设防，配置坚强的守备部队，坚决固守。同时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在一定纵深内，对突入之敌实施歼灭性打击。要在我预定设防地区内抗击敌3～6个月，这样才能避免国家在战争初期陷入大混乱，使国家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注：摘编自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530页）
这就是父亲说的：“精简整编必须服从对战争状态和作战指导的宏观预测。”彭老总接着提出要求，军队的编制必须区分为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他认为，前者不应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为宜。多了，机动力量弱，则攻击力不足；少了，或轻视设防的重要性，让敌人轻易进来，也会陷入被动。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着军队的装备水平，军队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也会影响和制约着编制。彭老总提出，根据我国的工业水平和装备水平，应该争取达到，在防御时，1个陆军师可以抗击美军1个陆战师；在进攻中，1个军能够在航空火力支援下歼灭美军1个师。因此要求这次整编，多保留军部，并达到1个军部具备可以指挥4～5个师作战的指挥、通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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