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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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国防工业口的汇报。他说：导弹和原子弹都需要中央有一个专门机构来抓，做组织工作、协作工作，下命令的工作。这两弹要搞个小的机构，不这样抓，这里一拖，那里一拖，时间过去了。这种尖端，各国都是这样抓起来的。我们社会主义要抓得更好。无非是创造条件，使它能够顺利地前进。（注：《刘少奇同志生平年谱》）

10天后，罗瑞卿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重申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再次强调了原子弹的研制“绝非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明确提出“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报告是这样写的：“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张爱萍、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

这份为原子弹专门成立的委员会的报告上去的第四天，毛泽东就批准了。

毛泽东的批示是：“同意。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

毛泽东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大力协同”是针对谁讲的？当然是指中央了，这样的事情，必须由中央亲自组织协同。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这颗原子弹，它后来成为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最基本的方针——大力协同。

这一天是1962年11月3日。

但这个小组织叫个什么名称呢？周恩来说，既然是专门为搞原子弹成立的，就叫它“专门委员会”吧！在党的历史上有过类似的情况，为处理某件特殊的重大事件专门组成的高级别的委员会，如清除叛徒等。于是，周恩来在中南海的西花厅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了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时距父亲的调查报告递交到毛泽东那里已经过去11个月了。

毛泽东在中央专委成立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他在“1964年”底下画了道线，在“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和“最好是总理抓”划了道线，在贺龙、富春、张爱萍三个人名字下画了线。他看得很仔细，还把王鹤寿的名字勾到了前面。中办下发时给它加了个标题：《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并对名单的排列顺序按职务做了调整；若干年后在一些权威性的书籍中，不知为什么把罗瑞卿的名字拿掉，改为《关于成立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建议》。忌讳什么？罗瑞卿是个军人，是总参谋长、公安部长，当初他可是当仁不让的。

中央专委的成立，标志着原子弹工程的组织指挥级别，由国务院部委一级一下子跃升到中央常委一级，是建国以来级别最高、权威最大的工程指挥部。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形势决定了中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进入核俱乐部的门票，形势把周恩来推到了前台。因为只有周恩来才有这个能量调动、协调全国各地各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只有周恩来才有这个权威和能力，卓有成效地组织全国范围的党政军民的大协作。

原子弹成功后，大家发现这个办法太好了，集中全国的力量搞大型工程，非要这样的权威组织不行。于是这个委员会后来又把导弹、卫星、运载火箭、核潜艇都囊括进来。简称中央专委。这个办法一直延续下来，历届的国务院总理都是当然的专委主任。

父亲在这份报告上加上了自己的意见：

“军队方面已有贺、聂和你（注：指罗瑞卿）参加，我不必再参加了，至于属我们要办的具体工作仍照办。供考虑。张爱萍”

这行吗？

父亲回忆说：“专委开会后，罗对我说，我们这些人都还兼着职，总理的意思是，下一步，原子弹要靠你上去抓了。你要全力以赴。”

“聂老总也交代了罗，这是关键性的一年，全靠爱萍去跑了，他在总参的工作就让其他同志分担吧。”

其实专委办公室是分两条线的，从人员分工看，一条是赵尔陆负责的继续完成原子弹的研发任务；再一条是由我父亲负责的，组织原子弹从制造到试验的全国大协作。父亲回忆说：“我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小平同志对我说，毛主席已经定了，你就放手大胆的干吧，干好了功劳是你们的，干坏了，就算是书记处的。至今回忆起来，言犹在耳。我到下面去检查工作，一是说，周恩来总理挂帅；二是说总书记的这句话。这就是党中央的声音。每次都是热烈鼓掌。”

父亲成了周恩来的助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具体的组织与落实工作。如果说，周恩来是会战的总指挥的话，在贺、聂、罗这些副总指挥下，父亲的角色就相当是参谋长了。不久，中央专委任命他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总指挥。

父亲回忆时一再地说：“应该说，原子弹，是周恩来一手抓出来的！”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是马虎不得的，尤其是把这样重大的事情托付给自己。我妈妈回忆说：“经常是睡到深夜，总理的电话来了，你爸爸会一下子跳起来，我想给他弄点东西吃，哪里有心思吃啊。从总理那里出来，也不回家，马上部署工作。好几次都是司机老安回来说，要拿换洗的衣服，首长直接去机场了。”父亲常会苦笑着说：“总理这个人啊，也太事无巨细了。他交代过的事，马上电话就跟过来了，问你办得怎么样了。”

谈起总理，父亲总会有许多话说：“总理要求的不仅严格，而且严谨。他交代要保密，临走时，就一定要你把口袋都翻出来，有没有做过记录，做了就当着他的面撕掉。他还要我们，凡给他的绝密报告，一定要在信封上署明‘亲启’两个字，并且一定要亲自封上信封。批完了退回时，他自己也这么做。这样无关的人，包括秘书都不知道信的内容了。”

凡是去过国防科研单位的人，无论在试验基地、研究所、工厂还是机关办公室，总会看到这样一幅醒目的标语：“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四句话16个字，是周恩来对国防科研工作的要求，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了科研工作的座右铭。父亲退休后，科工委整理编写两弹一星大事记，查询它的出处和时间。这四句话内容完整，语言工整，猜测一定是批在什么文件上的，可就是找不到出处。老人们回忆都说是当年听张爱萍传达的。于是问到父亲。他们在1995年1月来函中说，查到在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上，和以后专委的两次小会上，总理有类似内容的讲话，提到“更细致、更周到、更妥善”“从难、从严、从实”“万一、沉着、万无一失”等相关词语，但就是没有上述的16个字。父亲说：“哪来的什么批示，是我编的。但我不是胡编，总理就是那个意思嘛。”父亲认为要成功领导这次大规模的会战，必须要提出一个使全体人员能够共同遵循、通俗易懂的行动口号。总理的指示，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叮嘱，也是全体参试人员共同遵循的原则。他在飞机上和刘西尧一起回忆，根据周恩来谈话的精神概括出了这四句话。他对来开会的各位领导说，你们回去，都给我把它写在墙上，要写得大大的，一目了然，告诉所有参试的同志们，总理在看着我们，等着我们给他报告好消息呢！

直到现在，国防科研战线一直把这四句话作为行动的准则。你想，总理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何等的神圣啊。每当面临重大的试验时，总会想到周恩来在叮嘱着自己：不要着急，要细了再细……

父亲说过这样的话：“彭德怀教我做人；周恩来教我做事。”

周恩来是何许人也！父亲说他自己，1925年，在家乡刚刚参加革命活动时，就听说了周恩来的大名，他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领导人。在他这个15岁少年的心中，就曾幻想过将来也成为像周恩来一样的职业革命家。父亲和周恩来最初的交往可以追溯到30年前。1930年，那时父亲只是个小连长。他在红14军负伤，打断了左臂。伤愈后，组织上要留他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他不愿意，非要去作战部队。由于红14军已全军覆没，他向组织要求到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去。和他接头联系的是欧阳钦，他是军委的联络员。欧阳钦说，你留下，是恩来同志定的，考虑到你曾是上海地下党的，情况熟悉。再说你的手也打断了，怎么打枪？父亲回忆说：“恩来同志定的怎么啦，我还不能反映自己的想法吗？我左手不行，还有右手嘛！”欧阳钦很为难，说我试试看。父亲又叮嘱了一句：“一定要转告周恩来同志，有一个小兵要去冲锋陷阵！”

周恩来当时是中央军委书记，比毛泽东位置可高多了，在党内是头一两位的人物。对这么个面都没见过的小小的红军连长，他会怎样呢？父亲说：“我没有抱希望。”

3天后，欧阳钦又来了，给他带来了好消息，恩来同志批准了父亲的要求，还特别嘱咐欧阳钦带来一句话：“代我祝他一路顺风！”

父亲说：“我那时还没有见过周恩来，但我永远记住了。后来自己的位子高了，遇到下面同志反映的问题，尤其是对年轻的同志们，我常常会想起周恩来说的那句话：代我祝他一路顺风！”

后来在中央苏区，父亲担任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长，周恩来虽然是党中央的领导人，但仍然兼任少年先锋队中央的党代表。这就给了他更多的和这位伟人接触的机会。父亲说，周恩来精力出奇的旺盛，经常是深夜叫他过去谈工作，谈完了工作，就天南海北地扯乱谈。四川话，就是聊天的意思。常常是“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是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最后的一句话：“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用白话文说，就是我和朋友相互挤在小船里睡着了，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父亲谈话时，不时会蹦出他熟悉的句子。

父亲回忆：“国共合作，我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对外都称是国民革命第18集团军高级参谋，换了国民党军服，毛料呢子的，高筒马靴，再背个武装带，神气活现的。和国民党打了10年仗，牺牲了多少同志，对这个现实很难接受。周恩来能体察大家的感受，再三给大家讲，中央规定，任何红军的东西都不能带。伍云甫当时就负责这项工作。”

血战10年，今天，为了抗御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结成了全民族的联合战线。陈赓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个场面：大雨瓢泼，换装仪式完毕后，已近黄昏，大家都身无干纱……（注：《陈赓日记》1937年9月6日）

父亲接着说：“我留下了一顶红军帽子。周恩来心特别细，一个个地检查我们，我只好把帽子扔掉了，偷偷藏了红军的五星帽徽和一枚10年内战纪念章。”父亲还佩戴着这枚徽章偷偷在照相馆照了张相，照片和徽章现在仍保存着。徽章的背后刻着“1927～1937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我找到父亲当年写的一首长诗，其中几句是：“十年饮恨血成河，卦旗易我五星蠹，大义联合御外辱，红星帽徽永珍储。”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就像现在八九十年代的美国驻华签证处一样，当年的青年人纷纷要求去延安，应接不暇。但急需扩充的是新四军，可去皖南，青年们哪里能干？说服他们是困难的。延安已经成了中国的麦加，延安的宝塔山，犹同自由女神，张开她的双臂，欢迎向往民主和自由的人们。父亲回忆：“有一次，我对周恩来说，这些青年人死打烂缠，没法说服他们，烦死了！周恩来怎么说，他交代了我一句，今后凡是说服不了的，都交到我这里来，由我来做工作。”父亲接着说：“这就是周恩来。”

说到我父亲和周恩来的关系，“文革”中，父亲被批判、被审查、被关押，都有周恩来的签字，他在绝望中，曾几次给周恩来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但不知为什么，和党内很多老同志一样，父亲心里一直认为，在中央高层，只有周恩来才是了解他的，他没有能为自己说话，那是他确实有了难处。他真的不怪他，只能是自己认命了。在“文革”被打入死牢最绝望的时刻，他想到周恩来，党内还有一个清廉正直的人在，就会在心中残留下一丝希冀，即使那只是一种幻觉。宋平同志在谈到周恩来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还在那里苦撑着这个危局。记得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说档案中有多少错案有周恩来的签名。张爱萍说：对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评价，不能只看那些档案中的签字，重要的是要看他保护了很多的干部，这些干部在革’中虽然受到摧残，但还是保护下来了，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个很大的功绩，也是他的领导艺术。张爱萍同志的这番话我觉得比较中肯。我希望研究历史的人，要特别重视历史的真实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一些历史的表面现象所误导。”

我曾看到这样一首写周恩来的诗，我读给父亲听：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

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父亲说：“给我抄下来！”

今天，由共和国总理挂帅统领这支大军，原子弹，就再也不是实验室里的一个科研项目了，它，成为国家力量的再现。

就像他们要研制的那颗原子弹，他们要做的，是能量的汇集，如同他们所领导的那批科学家一样。只不过，他们面对的不是铀235，不是原子核，而是共和国的国家机器。他们要使整个国家像原子核一样，在高速撞击下发生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他们要将国家分散在各个领域的能量捕捉、筛选、调集、汇总，然后，再集中释放出来。科技的、经济的；中央的、地方的；民用的、军用的；直接的、间接的；现实的、潜在的；物质的、精神的；等等、等等……

父亲回忆说：“专委会议之后，我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