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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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悔吗？我在采访他们时问。

“不！”几乎是异口同声。

如果再给一次机会选择呢？

“也许就不去了”；“也许还去”；“谁知道……”说法不一。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英雄观，社会因此而具有活力。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去重复上一代人的丰功伟绩了，但战争的轰鸣还在他们心中激荡，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蓝图还等待着他们去描绘。他们生长在一种得天独厚的时代环境中，他们年轻的心充满了人生的使命感，激动不安，跃跃欲试。

回头审视历史，总有说不出的歉意，但不知是在替谁。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离不开时代的选择。我和父亲谈论起这些献身于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们时，他总联想到当年在华东海军时，受他影响和他一起创业的那批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会若有所思，沉默不语，猛地蹦出一句话来：“陈老总当年就说过，不要让人家骂我们共产党是过河拆桥啊！”

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时，杨振宁到医院看望，闲谈中提到国家颁发奖金的事，许鹿希说：“人民币10元。”杨问：“不是开玩笑吧？”邓稼先纠正说：“不是10元，是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也许是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吧，1985年经济略有好转后，模仿社会上，专门经中央批准，破天荒地对两弹一星有功人员颁发了特等奖，奖金总数1万元。怎么个分法？九院领导们八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当年那么多人抛家舍业地来到这个不毛之地，一呆就是二三十年啊！谁没有做出过贡献？不说贡献，奉献总是有的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没办法，九院自己又掏了十几万，按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分下去。原子弹、氢弹两个项目，邓稼先得到了20元。

这难道是钱吗？杨振宁当然会明白，这是共和国颁发给他侄女婿的两枚勋章！在许鹿希的家里，至今挂着我父亲为邓稼先题写的横幅：“两弹元勋邓稼先”。

还是在1985年，一次会上，我父亲遇到了多日不见的邓稼先，说你瘦了，气色不对，必须马上住院检查。邓还想说什么，我父亲这边已经亲自要通了301总医院的领导，从会场直接送邓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恶性直肠癌，必须马上手术。那天，父亲拄着拐杖，在手术室外静候了整整5个小时。他批示：“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应指定专人随时与邓夫人和医院取得联系。”

邓稼先去世后，父亲写了挽诗，其中有一句是：“踏遍戈壁共草原，群力奋战君当先。”一个“共”字，道出了两个人友谊的缘由。

许鹿希说：人们也许会奇怪，张爱萍，一个革命家，一个上将；邓稼先，一个科学家，一个院士；一个1910年生人，一个1924年生人，相差了14岁；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安徽人。两个截然不同经历的人之间，竟会有如此深厚似海的情谊。为什么？

许鹿希写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解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看到张将军这样的老革命家在领导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所显示的民族英雄精神，使邓稼先他们向张爱萍学习，为了祖国强盛，个人的一切在所不计。”（注：许鹿希《至纯情谊众心所归》）

我父亲呢？他为什么这样看重和珍惜与邓稼先的情谊呢？也是一句话就可以解答，他写到：“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英雄相惜啊！这就应了我本书开头扉页上的那句话了，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了地处四川绵阳的九院。他们告诉我，80年代初，由于你父亲的力挺，九院终于从大山里搬出来了。老院长胡仁宇像是在讲故事：“当初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来检查工作，晚上闹肚子，出去找厕所，老也不见回来，去找找吧，看他在那儿冲鞋子……他狼狈地说，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九院，荟萃了共和国的精英，它无论到哪儿，都会给当地带来好运，绵阳被誉为科学城。新一届中央领导非常重视，朱镕基总理来过后特拨了巨款用于九院的建设和人才培养。现在每个分配来的大学生分来都能获得一套住房，平均工资在四五千元……九院，再也不是邓稼先时候的九院了。

听完了一些当年创业者的故事后，总难免疑惑。无疑，物质条件是科研的保障，但物质条件好了，就一定会出成果吗？过去的那股精神能保持得住吗？青年学者的论文为什么一定要由领导、由学科领头人署名呢？搞科研的人，做学问的人，热衷于搞关系、搞经营，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下了班，科研大楼里再也见不到昔日那灯火通明的景象了，我们的专家们，他们都到哪里去打发业余的时间呢？难道这就是市场经济运营的规律？

九院，曾是大科学家的摇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大科学家呢？一个大科学家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造就出来的呢？为什么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代，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大科学家？是偶然还是必然？当年在青海金银滩的时候，伴随着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他们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后来他们搬到桐梓，住在大山沟里，父亲去看他们，说：“不会寂寞的，当年司马相如就在你们眼前那块石头底下读书的嘛！”邓稼先接着说：“是啊，旁边九曲山大庙里，文曲星张哑子还在看着我们出成果呢！”

这就是一个大科学家应有的人生态度！他们曾如群星灿烂……

马兰——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基地。

现在这里已经是很繁华了。展览室里，有父亲戴着墨镜、斜挎一个军用水壶和一架德国造莱卡相机的照片，皮肤被大西北的紫外线晒得黝黑；还有手拿防毒面具，穿着防化服的照片。解放军报社著名摄影家孟昭瑞对我说，这张照片是他抢拍的。他得意地说：“你找找，开国上将穿防化服、戴防毒面具的照片，这可是独此一张。”

从这里往前，就是无人区了，一条公路在荒漠中蜿蜒。自从20多年前停止大气层核试验以来，戈壁的烈日和风沙已经完全摧毁了它。汽车驾驶室里的温度为50℃。迎面而来的不是风，是火焰，是燃烧弹的气浪。

在荒漠中建立核试验场，是世界核大国共同的做法。美国的内华达核试验场，位于拉斯维加斯西北约100公里外。在美国迄今进行的1054次核试验中，有100次大气层试验和828次地下核试验，是在这片沙漠上进行的。

父亲到大西北之前，戈壁滩上所有新设的点，都是按苏联专家的办法编号命名的。父亲来到后说：“也太没有想像力了。”他看到盛开的马兰花，就说，记下来，这里就叫“马兰”；21基地靠近孔雀河，父亲说，孔雀开屏，我们一定会成功，就叫“开屏”吧；兵站建在靠近泉水的地方，旁边甘草繁茂，起名“甘草泉”。有个单位，人员来自天南地北，为了住房发生了口角。父亲说，到处荒沙，有什么值得你们争的？干脆把他们住的地方改叫“团结村”吧。以后新同志来了，问起名字的出处，看他们怎么解释；为了生活方便，女同志集中住在一起，起名为“木兰村”。父亲住处的名字就更特别了，帐篷多，又聚在一起，为了找起来方便，给插了块牌子，标明是首长住处。父亲把牌子拔掉，在帐篷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响”字，说，告诉大家，按这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

父亲说：“戈壁滩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帐篷外温度42度，棉帐篷内高达47度。我们的防化兵训练一次，从防化服里倒出来的汗水就有1至2公斤。而夜间又需要穿上棉大衣。孔雀河水含矿物质较多，水质又苦又涩，开始喝下去腹泻的人高达60％。后来我们就改挖渗水井，又专门组织从200多公里外运泉水，情况才有所改变。水贵如油。早上洗完脸，就将洗脸水留下，中午再用它擦脸，晚上再用它洗脚，洗完后才倒入菜地浇菜。”

跟他的秘书说，当时正值缅甸总理奈温访华，基地官兵就在背后叫他“耐温将军”。

我妈妈回忆：“你爸爸难得回趟家，偶然回来一下，晚上做梦都在喊‘水！水！’经常是一下飞机就直奔总理那里，时间紧就来个电话，说是在总理那儿汇报工作，要马上飞回去，就不回家了，带的东西交老安（注：司机。安全德，1948年参军，后任首长驻地管理员）直接送机场。一次，李旭阁（注：总参作战部处长，我父亲的随行参谋。后为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打电话来说，他给总理送材料回来了，晚上要飞回去，问有什么要带给首长的。我听说是架空飞机，知道戈壁滩干旱，就赶紧把司机、警卫员、炊事员、公务员都发动起来，上街去买西红柿、小红萝卜、黄瓜、西瓜，成筐成筐地买，北京这些东西最便宜，几分钱一斤，都带上飞机。你爸说杜甫是‘家书抵万金’，你这是‘家货抵万金’，说我干了件大好事。这些瓜果蔬菜分下去，可把大家高兴坏了。你爸他把西瓜啃得只剩一层皮，还舍不得扔，放在桌上，办完事回来，再用它擦擦嘴，烧开水时，还把它扔到壶里煮。我当时还给你爸写了句话，你看看……”说着她小心地抖开了一张发了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千里送鹅毛”。“你爸爸一直保存着它，夹在他的小本子里。”

在东大山哨所旧址，还可以看到用碎石砌在半坡上的字。据说是当年父亲经过此处，哨兵请他出示证件，随行人员说是总指挥首长，不料哨兵回答，这就是根据总指挥首长的规定，任何人不得例外。父亲当即为哨所题字：“东大山哨要道站，车来人往夜不断。一丝不苟严把守，保卫钢铁运输线。”哨所里的士兵们用石块堆砌了这四句诗。如今，40年过去，那个哨所早已撤销，那些士兵们也该进入花甲之年了，岁月的流逝，早已把砌在山坡上的诗句吹打得模糊一片，但张爱萍三个字还依稀可见。

我们在北京的家。

父亲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但在戈壁滩的生活，他说的并不多，我们都是听别人讲的。小时候和父亲的沟通，大多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妈妈的习惯是，只要能等就一定要一家人到齐了才开饭，这时她总会督促我们把功课先做完。经常是一边做着功课，一边肚子咕咕作响。父亲回来，总会说，怎么这么晚了你们才吃饭？看得出，他的脑子还停留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都按定量，而且多是糙米和杂粮，父亲属于高级干部，可以配给些细粮，每餐饭给他专门蒸一小碗白米饭，他坐下来第一件事是用筷子把这碗饭划成四块，我们兄妹一人四分之一。妈妈总要说，你工作累，他们小孩子皮实得很。父亲通常是理都不理睬，只对我们说，吃！我是一口就吞下去了，他总会跟上一句“真是个鲁智深！”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程序，终于有一天，有了例外。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来我们家玩，留他吃饭。父亲说，你是客人，这碗白米饭就归你了。后来我去杨家，也留我吃饭。他们在中南海的食堂吃，邓小平一家也在那吃饭。杨尚昆介绍说，这是爱萍的孩子，我们的小二到他家去，把他们唯一的白米饭给吃了，今天我来回请这小子。邓小平说，那你还不放开肚皮吃！我回去和父亲谈起来，他神情凝重地说：“昨天在总理那里研究工作，搞得很晚，总理说，弄点吃的吧，端上来每人一碗清汤面。总理说，现在连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当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严重的，也许是我们没有和他产生共鸣吧，稍顿片刻后，他说：“你们都住到学校去，和老百姓的孩子去过一样的生活。”

四中并不是个住宿制学校，不多的床位只提供给少数外地或是农村来就读的孩子。我们家离学校不足10分钟的路程，学校自然不能批准。父亲叫秘书专程找了党委书记陈模，转达说不能允许我们的子弟从小养尊处优。陈模书记非常理解，她专门找我去，讲了许多道理。直到我长大后，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才深感其中的益处。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吃不饱饭的滋味。

困难时期，都吃“双蒸饭”，就是把米泡足水蒸一遍后，再泡上水蒸一遍。这样看起来有满满一大碗，但实际上还是那么多，是精神会餐，一顿饭要不了几口就结束了。但食堂的汤是随便喝的，下课铃一响，大家就箭一般地蹿出去，抢先去捞汤上的那点油花子。我几乎整天都是饥肠辘辘的，永无宁日，见到些什么，不自觉地会想，这能吃吗？到了周六下午，先把学校那份晚饭吃了，然后再回家吃晚饭。哥哥说：“你的吃相是不是注意点，爸爸妈妈看了会伤心的。”我很不好意思，吃的时候，总是克制住自己，尽量多嚼几口。可哥哥还是照样骂我，“你这个家伙，怎么就说不听的？去照照镜子，看看你那个馋样！”

每当这种时候，父亲总会说一句：“今天就让他过一次共产主义吧。”

妈妈的关心当然就更细致了。每次只要我和哥哥一上桌，立马就会风卷残云般地吃掉桌上一切可吃的东西。有一次吃完饭，妈妈问我饱了吗，我说，如果有，还能吃点。她说人家送了几个椰子，吃不吃？这当然不能放过了，只要是能吃的东西。我折腾了个半天，把椰子劈开，挖里面的椰肉吃，很香很脆，有点像花生米的味道，这下终于真正地饱餐了一顿。回到学校后，睡到半夜，就恶心起来。那玩意油性很大的，终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将胃肠里的东西喷射出来。我又睡在上铺，飞流直下，恶臭难当。同学们都气坏了，你他妈的吃的什么玩意？这么臭！还让不让我们睡觉了？一直到现在，我一闻到椰子味就恶心。

父亲似乎很满意我们能自觉地接受这样的生活。他说：“读过墨子吗？我就是欣赏他的苦行僧主义。”“儒家轻视种田的人，也就是劳动人民；墨子则躬耕于田野，自食其力。儒家讲究衣冠周正，食不厌精；墨子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