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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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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
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
1967年12月26日，父亲被宣布正式逮捕。
两个月后，苏州消息传来，张瑞不是张爱萍。真他妈的扫兴。好在此时已经将张爱萍以审查为由关押入狱，反正目的达到了。他们相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面前，任是铁人也得招供画押！
父亲被抓走的这天，正是12月26日。从此开始了他长达5年的铁窗生涯。
妈妈回忆这一天：“下午，单位来人，说急着要找份文件，催我快去单位。我心生狐疑，交代了你爸爸几句，就匆匆跟他们走了。到单位等了很久，主任才进来，他说接上级通知，现已对张爱萍实行隔离审查。我立即要求回家，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还能不能见到，这种生离死别的事，在那个年月看得太多了，但他们不许……”
妈妈在民航局工作，是经吴法宪介绍的，吴的夫人陈绥圻“文革”时是民航革委会成员。她们还曾是患难之交。
我读过一部苏联纪实体的文学作品《古拉格群岛》，这部百万字的长卷引起了我对往事痛苦的回忆。苏联大清洗期间的捕人方式是在夜间，在寂静的深夜里将你从睡梦中拖走，让你连裤子都来不及穿。相比之下，我们要仁慈得多了，略施小计，从好处想，或许也是避免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场面。
父亲对这一天的回忆是：“你妈妈一走，专案组就来了，蒙上了我的眼睛，我知道他们要下毒手了。我想要等到你妈妈和三子、艾子回来，临别，也该给你们留下句话啊！但已经办不到了。直到5年后，出了狱，才知道是他们早就安排好了。”
我那年在军队，几十年过去了，在父亲平静的叙述中，我仍然能看见他像犯人一样被蒙面押解的那一幕，我的心在作痛。
“车子绕了很久。解下蒙布，是一间潮湿的小黑屋。我不知道是在哪里。”
“有一块床板，一张小凳。窗户都糊上了，灯老是亮着。皮带、鞋带都没收了。走路要提着裤子，睡觉脸要朝外，坐着要双手抱膝。门上有个小洞，外面蒙块黑布，便于向里观察。一人两个碗，开饭时从门底的洞递出去。上厕所要提前报告，有时等不及了，屎尿就拉在裤子里。除了提审就是写交代材料。”
我妈妈接着讲：“我预感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曾相互勉励，我说，只要你挺住，我就能挺住。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临别和你爸见一面。他们一直关我到深夜，估计是那边都办完了吧，才放我回家。看见三子脸上挂着泪睡着了，他看见我就哭了，说爸爸被他们抓走了。其实，你爸被抓走时，三子已经放学回来了，被他们关在外面，他是在窗户里看见你爸爸被带走的。”
父亲在生活上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在人际交往上，也不是个爱计较小事的人，但他也绝不是个能随便就冰释前嫌的人。从“文革”后期被放出来，一直到他老年，他和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这段经历。看得出，这在他心上留下了多大的伤痕。
他说：“这一夜，我眼泪一直在流，天亮了，枕头全都打湿了。斗罗瑞卿，是用箩筐抬上来的，一个人上去就打他耳光，把他打趴在地上，绷带撒了一地，他拖着一条断腿在地上爬。我当时就把拳头攥起来，你敢上来，老子就要打你！但现在我很绝望。我想不通，究竟做了什么坏事，会落到这步田地。”
“我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坐过租界里的英国巡捕房，流血负伤不下十几次，不论怎样困难，我从未流过泪。参加革命以来，从来都是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在我的戎马生涯中只打过一次败仗，中了敌人的埋伏，（注：本书第一章有详述）毛泽东知道了，还鼓励我说，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你们都知道的有一首歌，唱的是我把党来比母亲。我实在是想不通，在战争年代，打了败仗，尚可原谅，而今天，为什么就非置我于死地呢？”
无论这个故事讲过多少遍，偶然碰及到这个伤口，我们全家人，讲的、听的，总会是泣不成声。
3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从1966年下半年始，家里的这种状态，再加上因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问题而背上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在部队这样一个思想、纪律、言行高度军事化的集体里，我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连队也没有整过我，只是上面经常会问到我，看到连长、指导员及周围的同志们因为我而如临大敌，我时常会歉疚。我总是自觉地按他们的要求汇报思想，说到伤心处往往眼含热泪。连长赖子英是个武夫式的军人，见不得别人伤心，赶紧打断岔开。政工人员相对就冷静得多了，告诉我日记信件应该主动交给支部，以示自己对组织的坦诚，组织对每一个愿意革命的同志还都是一视同仁的。家里寄来的信件很难得再收到了，也不知是投递的差错，还是有别的原因，没有根据的事不好瞎说的。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成了个珍稀动物，除了受到特别的关照外，我不再有同类。家在千里之外，渺无音信，我常一个人坐在营房边的山坡上，望着落日。
父亲早些时候曾给过我一封信，是写给温玉成的，温是广州军区副司令。父亲说，其他人都不太熟，如果真的有什么难了，拿着这封信找找他，看在老战友的情分上，或许能帮帮你。那时我还不知道父亲岌岌可危的处境。信上说，目前每个人都在接受考察，在考察中把子女牵扯进来加以责难，是不大妥当的。
他已经对自己和孩子们的命运预感到什么了吗？
我来到军区司令部大门。
我曾多少次进出这里，但那是执行任务，而今天怀着个人的希求，以戴罪之身偷跑出来，我难免惊恐。我被盘问，说是找温副司令，一个电话打进去了。好长一会儿，回话说，温玉成副司令到北京开会了，先把信留下，在这里再等一等，有人出来见你。焦虑中正巧碰上军区青年部张部长路过，我曾是军区树立的学毛选和五好战士代表，自然很熟悉。他说，怎么会呢，温副司令刚才还在给我们开会呢。我疑窦丛生，不安起来，既然没有结果，还是快回去的好，但我已经走不了了。“嘎”的一声，一辆吉普停下来，保卫部门来人了。在审问我的过程中，我听出来，是军区打电话到团里，说你们的兵都跑到温副司令家里闹事了，被截在军区司令部门口，要团里马上来人处理。我不想去设想这和温玉成副司令是否有直接的联系，我只见过他一面，他来检查工作，团里汇报我是刺杀标兵、特等射手，他说：“先叫他当个班长试试！”
这件事发生后，再把我留在支左部队显然是不合适的。我被遣送去到罗浮山脚下的留守处农场，开始了一年的喂猪生涯。砍树劈柴，清理粪便，下河捞水浮莲，这是猪能够吃的东西。在烈日下，我赤膊挥动着利斧。我的功力渐长，一斧子下去，碗口粗的木头保准会一劈两半飞出好远，好个一分为二，清脆而且利落，路过的老乡常会有喝彩声。看着罗浮山飞溅的瀑布，看着连绵起伏的重峦叠嶂，震耳欲聋的“文革”口号、头晕目眩的红色海洋，渐渐离我远去。
弟弟从东北插队的边远山村里来信了，他写道，《基度山恩仇记》里有这样一句话：“当上帝还没有把他的全部秘密揭示给我们之前，人类的一切智慧只包含在这四个字里：‘等待’与‘希望’。”
留着我这样的人，终究是个麻烦。一年后，在坦克团指导员和两个战士的护送下，我踏上了回家的路。
望着窗外飞驶而去的南国风光，回想4年前父亲在原子弹试验的戈壁滩上给我写下的话：“到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热泪盈眶。
真像是一场梦啊。
一个背包，一个挎包，和当年离家的时候一样。
当我猛地出现在妈妈面前时，她先是一愣，随即泪如雨下。我紧紧地抱住她，很久她才说出话来：“怎么这么瘦啊？”
“爸爸，他在哪？”
妈妈打开抽屉，摸索了一会儿，打开了一个手帕包。啊！那是一块劳莱克斯表。我当然认识！这是父亲的！它光彩夺目，名贵、脱俗，是表中之王！
妈妈告诉我，爸爸在被抓走前的一些时候，有一天又被拉出去批斗，他走出家门又折回来，把手腕上的这块表褪下来说：“留给阿胜吧。”
啊，父亲，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我们一家人将各自流落何方。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在茫茫人海中，我们父子会凭着这块珍稀的信物得以相认。
……
哥哥也被抓走了。
他是哈军工66届毕业生，同学们把他的行李物品带回来了。事情起因于他在无意中看了一张传单，是刘顺元（注：曾任江苏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女儿刘小林拿给他的。一个自称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组织，发出了《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书》，它向全党紧急呼吁：
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为了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正在利用毛泽东个人的独裁专制和帝王欲望，假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疯狂迫害大批忠实于党的干部。全体共产党员们，为保卫党，为维护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捍卫人民政权，行动起来，和他们进行殊死的斗争！落款为“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
天底下还会有这样的事？他们讲出了我想不明白也不敢去想的那些话。
刘亚楼的儿子刘煜奋继而告诉我，中央文革查得很紧。这份传单在哈军工流传很广，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无奈中想出一阴招，从看过传单的学员中，挑几个家里有问题的，先抓起来交了账再说。刘小林第一个被抓，她父亲刘顺元，曾被点过名，说他是个老右派，不抓她抓谁？再一个是贺平，贺彪的儿子，老子也倒了，他后来成了邓家的女婿，和毛毛结了婚，先抓了再说；再一个宫著铭，上中学时是我们班的高材生，我的好友，他父亲宫乃泉，新四军的卫生部长，1957年被定为右派，这次当然跑不了。再一个就是我哥，反正张爱萍倒了，抓他白抓。
我们终于要离开这个住了十几年的家了。这个地方要腾出给新调军委工作的在青海支左立了功的刘贤权住；刘倒台后又给了体委的于步血；于倒台，又搬了出去。小院里桃花未谢，正是应了那句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搬家不难，家都抄了几次，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家具又全都是公家的，不让搬。只是舍不得那点煤球，要烧炉子啊，我和弟弟借了辆板车，干了一晚上。那时真年轻啊。
服务处派了辆车、几个职工，拉来了几件旧家具。跟随了父亲20年的司机老安特地跑来，张罗着叫他们顺带着搭把手。他对我说，总得表示一下啊。我没听懂。他说：“买上几瓶啤酒，大饼和熟肉，请大家撮一顿啊！”又说：“长这么大的个子，怎么什么都不懂呢？”我恍然领悟，推上自行车就走，临出门，他还叮嘱了一句：“别忘了带条烟！”
老安热心地带我们张罗着，我和妈妈、弟弟在另一间屋里默默地等待着他们吃完。临走，他们相互商量着说，这些破家具还拉回去干什么，干脆都给他们算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应酬。
“文革”让我这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从世界革命的热情中慢慢地沉寂下来，沉寂到了世俗的平民社会。“文革”使我终身受益，学会了在逆境中生存。
后来我被安排到了工厂。我的身份是“可教子女”，这是“文革”时期的一个专用名词，它的全称应当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针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地主、资本家、右派、走资派的孩子们提出的一项政策。厂里还是挺同情我的，鉴于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因此还担任了“可教子女”学习班的班长。我们上午检查批判自己，下午在工地劳动改造，劳逸结合。同班的一些资本家、地主的孩子对我说，你是幸运的，你爸终有解放的一天，可我们呢？永远没有希望。难道真的就有天生的贱民吗？看着这些和我一样戴着红领巾长大的青年工友们，他们的话，对我不知是安慰还是刺痛。
“文革”结束，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2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扣在资本家和他们的子女头上的帽子。这些当然是后话了。
转瞬间，1970年的春节要到了。北京阴霾的天空飘飘洒洒地降下瑞雪，父亲被关押已经整整三个年头了。他在哪儿呢？他还活在这个世上吗？前不久有传他狱中肝病发作死了，我们不信，但又怕信，这么多年了，连一点音信都没有，为什么单单是传说他因肝病而亡呢？他在60年代初的确是被怀疑过有肝炎，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死，已经不是罕见的事情了。比较熟知的人中，刘少奇死了，贺老总死了，许光达大将死了，薄熙来的妈妈死了，陶勇夫妇都死了，刘小弟的父亲刘彬（注：刘彬，冶金部副部长，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弟弟）也死了……
这一天，来了一群着国防绿的军人，他们交过来一包衣服。是父亲的！他在哪儿？为什么带回这些？来的一大群人都像泥塑似的沉默，只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签字！”他们拿了收据转身齐刷刷地走了。
这是一包发霉腐烂的脏衣服，汗衫已经变黑，千疮百孔。妈妈含泪整理着，我们尽量找好话来安慰她。在一件大衣袖口的破缝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纸卷，是爸爸带出来的，再找，又翻出来一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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