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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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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关押期间藏在衣袖里夹带回的条子中，有一张就写道：“他们非要我承认是王连举。王连举是谁？莫名其妙！”
就这样审干吗？
但专案组的各级领导人们，还是认可了这个连普通人都嗤之以鼻的推断。
现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电话记录上，记载了当时担任张爱萍专案组组长的那个总部领导人的话：“对张爱萍的问题应该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务问题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对“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
1968年1月8日至1月22日，连续进行了15次突击审讯。专案组采用拖长审讯时间、罚站、连续突审等办法。父亲回忆，这个专案办的副主任说：“你知道保卫部长是干什么的吗？我这个保卫部长就是专抓特务的！”
但审讯未果。
1968年2月，他们转向从彭丰根突破。在此之前，专案组在上海公安局预审处干部闵、胡以及南京军区保卫部干部李的协同下，已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彭丰根进行了20次审讯，逼迫彭丰根供认“张爱萍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但彭丰根始终否认，而且申明自己“掩护了张爱萍，是为共产党做了一件好事”。
又是这个副主任，他到上海后，改变了策略，抓了彭的女儿彭子都、儿子彭播谷。他先给姐弟俩看了张爱萍被批斗时的特大照片，说：“张爱萍是大地主出身，是没有入党的假党员，而且是日本特务。”“张爱萍参加日本特务组织还是你们的父亲彭丰根介绍的，张爱萍都已经承认了。”接着，又给他们看所谓“张爱萍的认罪书”中的一两句话。然后说：“只要你们父亲承认这一点，我们可以马上放他回家。”
彭子都姐弟二人探监后，他们立即提审彭丰根。审问之前，同样先给彭丰根看张爱萍被批斗的照片和所谓认罪书中的一两句话，并说“张爱萍已经交代了问题”。但彭丰根仍坚持说他“不知道张爱萍加入日本特务组织的事”；“我是营救过张爱萍的，其他情况我不清楚。”还说：“前次首长找我谈话后，我想来想去，没有的事，不能去害人家啊！”随即遭到专案组呵斥：“头脑太顽固”、“不要自讨苦吃！”“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很清楚”等等。在威逼下，最后，彭只好按照这个专案办副主任的授意写了供词：
“把张爱萍介绍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顿宫宽亲自给张爱萍做了手术。在住院期间，顿宫宽又布置了日本警察、便衣搜查、逮捕，对张爱萍进行口供、签名，警察又找我询问张爱萍等威胁利诱的手段，把张爱萍圈入了特务机关。（手印）”
专案组如获至宝，这位兼任专案组组长的总部领导人也欣喜若狂，当即表示可以定案。1968年3月5日他们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个结论疑点重重：
一、在所有档案材料中，无法找到彭、顿加入特务组织的确凿证据，也无法证明福民医院就是日本的特务机关。退一步讲，即使上述一切属实，也是1933年及1937年发生的事，而张爱萍是1930年在此疗伤的。何以在其本人都未加入特务组织前，就能吸收其他的人加入这个组织呢？
二、彭丰根的供词上，只是说顿宫宽是特务，顿把张爱萍拉入特务组织，但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他也从未参加过特务活动。这就怪了，一个不是特务也没有参加过特务活动的人，根据什么能指证特务组织内部的活动呢？大前提不存在嘛！
彭丰根，你这个老狐狸，敢耍我们！
于是下一个阴谋出现了。
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将所谓彭丰根1933年出卖情报的事提前到1930年。他们对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说：“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上看，这样做也是有过先例的。”上海市公安局，毕竟要老到得多，他们可不像这些不可一世的军人们那样得志便猖狂，何况又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去给你冒这个险？将来哪一天翻过来，居然搞一个中央委员、开国上将的假证据，掉脑袋都是轻的。但这些人也得罪不起，他们是拿着总部首长给张春桥的信来办案的（据专案组人员后来交代，说张春桥曾有过指示，但我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于是便含混地表示，我们再把彭的案子搞扎实些，以取证为由，实际是给拖下来了。
命不该绝。19天后，总部那个负责人突然被逮捕。据说，去现场逮捕他的就是和他一起签名上报对我父亲关押审查的吴法宪和那个专案组组长。真是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乱套了，重新洗牌，又是一轮大换班，原先的专案办公室的两个正、副主任于两个月后被逐出专案组。
新接任者，又去了上海，鉴于彭丰根和顿宫宽是1933年和1937年才涉嫌的，在后来的专案报告中就没有再看到有关日本特务的提法了。
“文革”结束后，查证彭丰根是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互济会”成员，他的大儿子是革命烈士。在狱中，彭多次翻案，拒不承认自己写过诬告材料，最终死在狱中。那张有手印的纸究竟是哪来的，人一死，就成了无头案。后来彭平反，已经复职的父亲，在补办的彭丰根的追悼会上，写下了杜甫的两句诗：“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
罪行之三，通敌。
牵连此案的，有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傅钟、甘泗淇、肖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处书记彭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以及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办主任杨尚昆。
这是件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大案呢？
华东海军原有个反谍报小组，我们权且称它反间组，其主要成员是上海市委书记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扬帆介绍过海军来的，也是经我父亲同意并报华东局批准的。“高饶事件”发生后，1955年4月潘、扬被逮捕，对“特勤”人员的利用问题就成了其罪行之一。这本是个工作问题，但由于直接领导人错误性质的敌我矛盾化，下面搞具体工作的同志，就被以反革命通敌罪关押收审了。这件事报到彭老总那里，他说，真是胡说八道！他询问我父亲时，父亲极为震怒，拍着彭老总的办公桌说，老子要通敌，还要等到革命胜利吗？后来经总政审查，由彭德怀、邓小平、彭真、张鼎丞共同签署了不再追查的结论性文件备案。两年后，小组成员无罪开释。“文革”中，这些领导同志陆续成为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此事重新被挖掘出来，没完没了的又追查个够。滑稽的是，最初办此案的罗瑞卿竟也被牵扯进来，他不再是审判者了，反成了包庇通敌的罪魁祸首和后台。下面的同志就更惨了，再次锒铛入狱，一关就是几年。
专案组为什么会对这件事兴趣如此之大？我没有证据，不好说，只能是揣测。历史从来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当初搞，是为了整饶漱石，后来又挂上了潘、扬。“文革”重翻，为的是牵连出一大帮当时参与定案的高层人物，有些像61个叛徒集团那样，一网打尽反对派。这件事说难也难，这么些人都打成通敌或包庇通敌？而且是上过书记处和军委例会的。要说容易也容易，毕竟这些人不是死了就是倒了。这件惊天大案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如果能把它翻过来，搞成它，不仅是对张爱萍了，也可以将众多的大人物置于死地，那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该是多大的一份献礼啊！
怎么入手呢？
早在我父亲还没有被关押前，1967年4月26日，总参革’领导小组组长曾秘密指使：“还要查他在华东海军任司令时把我军机密泄露给敌人的罪行。”但当具体办事人员翻开早已由中央做出的决议后，他们却步了。
于是，他们想到了江青。这个女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不得了，号称旗手，她叫谁完蛋，还不是一句话。陶铸、谭震林……都是例子。利用她！如果旗手能有个批示什么的，不怕撬不开这个硬壳。
1967年6月7日这一天，在中央二办的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了封信：
江青同志并小组同志：反间组是张爱萍一手搞起来的……该组在张的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张对审查该组极为不满……
同时提出，过去没有并案审查，没有追究责任，究竟是谁包庇了他？
报告中一一列举了上面提到的所谓包庇人的名字。
这封信又是通过总部那个负责人转呈的，他写道：“即呈报江青并复制叶群同志。（签名）”
从保存的原始件上看，江青在这封信上，用粗黑铅笔圈阅，并在一些名字下画了粗线，有邓小平、彭真、黄克诚、张鼎丞、彭德怀、罗瑞卿、杨尚昆。在邓小平下面和旁边都画了双曲线。什么意思，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原件上还有谢富治的签字，但都没有批示。
两个月后，原先4人中领头的那个人，又以同样的内容再次上呈，现在已查不出送达的范围了，但档案第5卷宗上，有汪东兴阅后的签名，估计是汪退回的。看来又像是没有结果。
一个月后，总部那个负责人再次催促进展。由于一直没有突破，专案组建议：“未查清张爱萍在华东通敌问题，建议逮捕原反间组成员……”
1968年3月2日，他们在上送的批捕报告上写道：反间组是“蒋匪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任命潜伏上海的特务”，“为潘汉年、扬帆收罗起来”，“张爱萍从潘扬那里接受到海军”，“给台湾蒋匪送情报”等等。
经军委办事组报中央批准，又将原反间组成员抓捕归案。
直到“文革”结束两年后，他们的夫人找到我家，父亲不在，我接待的。我才知道，这些隐蔽战线的同志们，不是被敌人，而是由于自己内部的原因，前后两次经历了铁窗生涯。释放后，专案组仍然通知他们所在单位：“先行批斗，然后按党的政策处理”、“起码不能恢复原职务”。家属和亲人们一直受到株连。
是谁，在为共和国牺牲！他们应该做出这样的牺牲吗？今天的人们，不应该让悲剧重演了。
就在逮捕反间组人员的同时，专案组长下达了“可以先审张爱萍”的指示。于是，1968年3月11日、12日，和6月27日开始了第26次、27次和第28次审讯。
3月11日的那次审讯，从下午2点一直审到次日凌晨4点，长达14个小时。
中央二办给江青写信的那个人，一直在密切关注案情的进展，3月15日，来专案组督战，提示要把张爱萍的日特问题和通敌联系在一起考虑。他说：“张爱萍对通敌性质还没承认。他就是日本特务，应该说他一开始就是为了给敌人送情报。他是披着共产党外衣进行特务活动的。”
负责专案组的总参领导马上表态：“可以按某某（即中央二办的那个炫）同志意见办，现在主要是深究深挖张爱萍日特和通敌的具体罪行。”
1968年9月1日，中央二办又将材料并附通敌罪证，送往新组建的军委办事组，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圈阅后报江青。
我不厌其烦地引证大量材料，只是希望读者能思考一下，这是为什么？
我相信，父亲所受的苦难，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肯定有人比父亲遭受的折磨更加残酷，肯定有比审讯父亲的这个专案组更加罪恶的审案组织。
这种做法，在党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据，但它确实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1974年，我在福建见到和父亲一起养病的罗瑞卿，经过“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荡然无存。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这位前公安部长，这种毫无人性的审查的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大概已经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哪个个人了。
但父亲似乎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解释。我们和他谈到这种现象应该归于体制的弊端时，他说：“什么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周衣冰是华东的战将，他敬仰也熟悉我父亲。90年代初，我们在一次闲聊时他说：“老爷子（指我父亲）说的话，很多是警句。我在军委常务会议上就听他说过‘用好人，办好事；用坏人，就只能办坏事！’现在想来，我看他是有所指的。发人深省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专案组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设立专案组审查干部，姑且不论这种方式在法制社会中是否合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革”中相当的一批专案组，他们不仅不尊重事实，而且还要捏造事实；千方百计的逼迫、诱导证人做出伪证；甚至毫无顾忌地要求像公安局这样的司法专政机关篡改档案，编造历史；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审查的干部没有问题，纯属是冤假错案，也要误导所在单位，继续折磨他们。这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无赖，而是党的高级干部！是中央委员！是老红军！是三八式！是贫苦的无产阶级！他们曾受党的多年教育，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他们都曾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部二级部这样地位显赫的部门工作过；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佩戴过党和人民授予他们的上将军衔！他们真的是认为党内混入了许多敌人，还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势力的需要，或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的野心，才密谋策划、相互配合，做出如此残忍和下作之事。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怀有怎样的企图，我想知道。
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专案办副主任身患绝症，他托人捎话给我，他一生参加革命，只做过这么一件坏事，他对不起老首长，现在行将不久于人世，希望首长能原谅过去，他就能瞑目了。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转眼15年过去了，生死轮回，我心中充满了悲凉。我郑重地对传话的朋友说，我一定转告父亲。那天父亲在批阅文件，我在他身边静静地坐下，看着他专致的神态，往事不堪回首啊！父亲抬起头来，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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