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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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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回来了。与过去不同的是，他在军队的职务是军委常务会议成员了，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军队对国防工业的主导作用。时隔他被免职的五届人大常委第23次会议，正好半年。
但这一届军委，迎来的却是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冬天。
长期的临战体制，使我军兵员和武器装备在数量居世界前列。因为投入不足，加上改革开放后，订货体制的逐渐市场化，军品成本大幅上涨，装备采购数量不得不减少，即使研制出新型的武器也无法装备部队。空军主战机型落后，海军作战舰艇滞留在中小型上，现代战场中许多重要领域的装备，如武装直升机，空中加油机，战略预警系统，航空母舰和舰载机等，都处于空白。对未来军事技术发展影响最大的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仍是薄弱环节，严重地拖了各型号武器的后腿。就连相对占优势的步兵常规武器，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从60年代的旗鼓相当、略占优势，到现在已呈现出落伍状态。更为让人挠头的是，原有的武器装备相继进入了更新期，补不抵退。由于大量旧装备超期服役，维修费用急剧上涨不说，老化失修，事故频出日趋严重。工程建设经费的保障不足，使军用机场、码头失修；征地赔偿费的增加，使部队实装实弹的训练减少；油料、备件的短缺，使飞行、舰艇、装甲部队难以行动……
与此相反，国际军事领域的发展却呈突破态势。美苏正在加速对武装力量进行结构性调整。加快更新速度，增强高科技的投入，完善快速反应体制。尤其是接二连三的中东、马岛作战，空地一体的现代战争的理念已初见端倪。难道以马队、长矛对付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历史还要重演吗？
父亲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再困难的局面我们不是都走过来了吗？”
1982年父亲向中央提出了新时期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后来被人们习惯地称为16字方针。
其实，有两个16字方针。
第一个16字方针是：“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
这一条知道的人不多，限于国防科工委机关和总参装备部等领率部门。
第二个16字方针是：“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
父亲的原话是“以军为主”，上报中央后，邓小平改为“军品优先”。这四个字的改动是耐人寻味的，它最终导致了军工产业后来的走向。
如果说，第一个方针是目标的话，那么第二个方针就是手段、是保障；或者说，一是压缩调整；二是广开财路，一句话：开源节流。
父亲去世后，曾任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的伍绍祖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过去我们自诩不做军火商，现在看来不按照国际通行的法则开展军品贸易是不行了。为了开创军事科技工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张爱萍同志让我负责外事。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军品贸易；一是突破苏美对我国的军事技术封锁。”爱萍同志向我强调三条：“出售武器，是为了增强发展中国家自卫能力的，绝不要掺和到有武装冲突的国家中去；在军品贸易中一定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给国家造成损失。”（注：伍绍祖《忆我的工作老师——张爱萍》）
当年，这个清华核物理系的研究生出身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年轻气盛。他骄傲地说：是我们国防工业“率先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二、三、四、五、六、七、八机部，分别成立了公司。中国新时代公司、中国燕山公司、中国原子能工业公司、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父亲规定，国防工业口的公司，必须统一领导，军品贸易的收入必须用于发展军工，统一安排，不得留成。这几个中国字头的公司一挂牌，立即引起了世界金融和贸易领域的震动。很快就与世界几十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和民间厂商进行了军品贸易。
国防科工委又出新招，在北京举办了国际防务技术展览。中国馆展出武器装备实物300多种。
父亲说，光产品不行，技术也是资源。于是在深圳首次举办了以军转民技术为内容和以外商为主要用户的“中国深圳技术交易会”，为军用技术走向国际市场迈开了第一步。两年后，卫星搭载、为国外发射卫星和武器装备改装成为世界的亮点。
开始，国防工业各部还仅仅是搞些小产品，照相机、自行车、缝纫机、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最突出的是轻骑摩托车，年产量占了全国的80％。父亲说，不错，但属小打小闹！
于是第二波出台了。核工业系统的微型反应堆、核医学仪器设备；航天部的卫星通信、卫星遥感、机器人；兵器部的矿山采掘、石油钻探、大型载重汽车……
军工部门为轻工、纺织、食品、医疗等系统提供技术设备12万套。民品出口贸易额达到全国机电出口的10％。
父亲说，还要广开思路。
国防工业部门开始承担国家重点项目和重大设备的研制和技术攻关。电子对撞机超真空室、主漂移室的工程都见到了航空、航天的影子。
中国的民用飞机也出台了。运5、运11、运12、运7、运8，直5、直9，还有蜜蜂、蜻蜓超轻型农用机。
国防工业在汽车领域也挤了进去。微型车占了全国的一半。摩托车占了60％，铁路敞车已达5000辆。
“六五”期间，国防工业系统一跃成为国家创汇的大鳄。赵紫阳说，真没想到，国防工业几个部居然排居第三，仅次于能源和旅游。这也不奇怪，当时选入中央领导核心的许多领导人不少来自下面或基层，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又极端保密。父亲说，组织些活动，请他们都来看看我们的实力，或许对今后做决策会有帮助。于是就陆续有了杨村的空军飞行表演；坦克师“59－改”的实弹射击；以及北郊卫星地面站的远程控制……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部委都被请来参观，尤其是几个偏于保守和自诩老大的部委，更是在邀请之列。
当大批的银子滚滚而进时，国防工业这棵枯萎的大树，开始复苏了。
1977年，他应叶帅要求出山时，曾立过誓言，要在三个领域突破。洲际导弹成功了，水下发射的固体导弹成功了，现在就要看这第三下了。
假设我们从太空中俯瞰地球，在距地表36000公里的冥冥之中，有一条环绕地球的无形轨道，它与地球的赤道平面相重合。卫星在这条轨道上飞行，将会与地球自转的周期（23小时56分4秒）相同步，它就像似一盏高悬的明灯，静静地挂在头顶的夜空，向人们传递着每晚的电视画面。科学家们赋予了它一个名称：地球同步轨道上的静止卫星。父亲要浪漫得多，他是用诗的语言说话：“玉宇明灯高挂。”
当然，现实就没有那么浪漫了。首先，运载火箭要把卫星连同自己的第三级火箭送入100～200公里高的圆形轨道上，在这个被称为是停泊轨道的地方休整调节一下；然后第三级火箭点火，把卫星再送入离赤道36000公里的被称为是转移轨道的位置上。这就是卫星要到的高度了。但它待不住，强大的地球引力将它硬拉了回来，它以巨大的速度冲回地球，在离地面200公里时绕过地球后，又重新冲向36000公里的高空。这时发动机再一次打开，但这次不是向后，而是向翼侧喷火，卫星获得了新的速度，克服了地球的引力，于是它在36000公里的准静止轨道上，环绕地球，与地球同步运动了。这时地面开始对它控制引导，经过一段时间飘移，最终定点在预定位置上，东经125°。
完成这个三级跳，前后要历时10多天，飞行60万公里。可以想见，没有高超的火箭技术和遥测控制技术，是玩不转的。它可以被称作是卫星发射领域的巨无霸了。因为卫星要静止地呆在赤道上空，所以发射场要尽量靠近赤道。为了实现这个飞天梦，很早以前，父亲就撇开了现成的太原和酒泉发射基地，着手在西昌建立发射中心。正如法国选在赤道附近的法属圭亚那而不在法国本土。
卫星发射定在1984年1月。从1983年下半年起，随着时间的临近，这颗卫星就成为我们家餐桌上最热门的话题了。我不是搞科研的，上面提供给读者的关于卫星发射过程的解释，全是听父亲讲的。他也不是专家，只能用他自己理解的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写这本书时，我曾想核对一下，以免有误出洋相，后来一想，没这个必要，反正发射成功了，父亲当时是怎么说的，我就怎么转述好了，这样可能更好。读者在引用时一定要核对一下，以免误人子弟。父亲习惯地称这个项目是三级跳。为什么？他说他在中央苏区的体育运动大会上拿过一个冠军，就是三级跳冠军。我们说，爸，你真了不起！他说，那算什么，这项比赛就我一人报名，他们都是土包子，不知道什么叫三级跳，当然我就稳拿冠军了。
这显然是个好兆头。
1983年8月，代号331的卫星发射五大系统：运载火箭、卫星、发射场、测控通信、通信地球站，经父亲亲自检查完毕，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实施。
9月13日，航天、电子、机械三个工业部的试验队和34个协作单位，进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拉开了决战帷幕。
这是一项宏伟的国家工程。和搞原子弹和洲际导弹一样，这次行动，涉及20个省，30个部委，解放军各总部、9个大军区、有关军兵种，所属数以千计的单位。从陆地到海洋，在长达7000公里的航区内，有发射、测控、通信、水文、气象、运输、海上救援等，其中，仅通信就配备600多个台站。在总指挥部下，设发射场区指挥所，测控通信指挥所，卫星通讯指挥所，统辖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渭南卫星测控中心、远望号测量船、32个参试台站和9个试验队。
从10月中旬到12月总指挥部开始挂牌验收。除设备系统外，也包括人员业务水准。我找到了父亲当年规定的人员验收标准，相当具体，极具操作性。他要求检查每个人正常操作的技能、预想故障的解决技能，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技能。对单位检查是，五定双岗两想。五定，即定人员、定岗位、定职责、定设备、定协同关系。实行双岗制；两想是操作前预想内容和操作后回想的检查内容。很难相信这是身为国防部长的高级领导的工作方式。但他就是这样，他说：
“国防部长怎么啦？按刘伯承元帅的话说，是胆大包天，心细如丝。”
父亲个性是浪漫的，但做事是极其严格刻板的。他从不相信命运，只相信自己的刻苦和努力。相信功败垂成，在于细节之中。
1984年元旦清晨，火箭进入发射场。5天后，卫星安装完毕。16天后，远望号抵达预定海域。
1984年1月26日15时，发射进入5小时准备。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洪学智要来指挥所，父亲说，算了吧。他们说，给你助阵。
发射前3小时，突然发现稳定系统输出信号超出正常值。父亲决定停止，他对几位军委领导说，好事多磨，都请回吧。
3天后，晚8时，火箭升空，一级正常，脱落；二级正常，脱落；啊，三级点火，也正常，指挥大厅里人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就要进入大椭圆形轨道了，这是第二跳，三级第二次点火，这是人们最担心的关口，就像冰上芭蕾一样，最后一个高难度的抛起四周跳，但是，失败了。940秒后，担心的事到底发生了，速度曲线呈现异常，第二次点火后5秒，动力消失，但星箭已经分离，卫星没有进入预定轨道。此时，卫星姿态不明，增大了在地球背光一面的运行时间，星上镉镍电池无法充电而又呈放电状态，这颗星将沉入莽莽的宇宙之中，它的命运将永远不为人所知晓。
父亲面部毫无表情，他只说了一句话，通知西安，组织抢救。他一直坐等到第二天的中午，15个小时后，抢救方案报上来了。卫星丢失后，一直围地球转到第11圈后，被闽西站抓住了，于是连续发了两道断电指令，保持住了星上的能源。再测发动机喉部温度，判定出这颗星是大翻个，底部朝着太阳，躺着飞行。专家们建议再次点火，但又担心弄巧成拙，解决不了反倒打出轨道，残骸落入其他国家，引起外交上的麻烦。父亲说，管不了那么多了，不用你们负责，点火！发射后的第二天下午4点，也就是20个小时后，渭南测控中心发出指令，再次点火成功。这颗卫星在地球6千公里之外，翻个调整姿态，变换轨迹。32秒后，终于进入新的轨道，变成了一颗实验卫星，完成着卫星各系统的测试，进行通信、广播、彩色电视传输的试验。
这是一次真实的星球大战。从这次对事故的处理中，世界可以看到，在几千公里外的太空，中国对人造天体的控制能力，模拟勾画出未来天战的雏形。
父亲认为，这倒也不失为必要的一步，未必就不是件好事，关键在于认真总结。他要求于2月8日前，将这次发射的全部数据集中，远洋船立即返航，用专机空运调集各地的记录磁带。由航天部一院和发射中心技术专家共同分析，找出问题。《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记载：“经过二十多个日日夜夜的忘我劳动，处理分析了全部遥测数据，绘制了数以千计的图表……张爱萍每天都坐镇指挥。”
1984年4月8日，火箭再次升空。这一次非常顺利，火箭在大椭圆形轨道上连续平稳地运行了两天。最后一跳开始了，火箭将把卫星推入准同步轨道。但就在这时问题出现了。工作日志记载的是，父亲是4月10日8时14分接到渭南测控中心报告的：星上镉镍电池超过设计温度，紧接着是卫星外壳和部分仪器温度升高，并且有继续升高的趋势。当时采取的紧急措施是，遥控打开星上全部耗能设备，减低电能储存；同时将卫星调整到让它“躺倒”的姿势，改变太阳的照射角。
温度终于降下来了。但躺倒的卫星是不能通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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