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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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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边境军事斗争，实际上是1979年和1981年两次作战的延续。为了国家利益和领土的完整，自1984年4月起，我军在该地区进行了长期的边境反击作战。前线部队提出的“艰苦奋战，无私奉献”、“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口号，被誉为老山精神。这个精神，伴随着《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
父亲看到了战士们刻在石头上的几个大字：“祖国知道我”，他说，就在这里照张相吧。于是就有了国防部长和一线连的战士们在军旗下的留影。他为他们题字：“老山精神万岁！”
他给阵亡烈士敬献了花圈，正如歌中所唱的：“他们的身体，化作了山脉……”
对他来说，战场的硝烟，从此成为永恒。
回京后，他向中央建议，停止作战行动，撤除轮战部队。
延续了8年的战事，戛然而止。
父亲此番南行，还有一项课目，就是圆他一个夙愿：回一趟达县老家。
回家。自1929年至今，整整58年过去了，一个离家时19岁的热血青年，已经被岁月打造成一位77岁的迟暮老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艰难坎坷，与辉煌同在。当大幕徐徐落下时，他回来了，他要看一看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
四川出来做事的人有个共同点，思念家乡。“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在他的诗词中，几乎一半都是对巴山蜀水的眷恋。他喜欢川菜，喜欢川戏，喜欢听川戏中亢奋、撕裂的高音。航天部有好几个厂、所都在达县和达县附近，他几乎每年都要到四川三线检查工作，但却几过家门而不入。
父亲说：“像我这样位置的人回去，会是什么样子，可以想像得出来。”
他不愿惊动地方，也担心有不自觉的本家借他耀武扬威，败坏了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威信。
记得有一次和他闲谈古今帝王将相，谈到楚汉相争，他说：
“项羽这个人没有多大志向。”
西楚霸王，雄才大略，怎么没有志向？
“项羽说，吾闻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有了点功名，就要卖弄，这种人有什么出息？”
“我什么时候不在位了，什么时候再回去看看。给你奶奶上上坟，我是个不孝顺的孩子。”
解放了，家乡的人听说父亲在外面当了大官，本家亲戚有出来找的，他也并不是一概拒绝。对年轻的孩子他都积极给介绍工作，希望他们能在革命队伍里成长。我的两个叔伯哥哥，一个去了地质勘探队；一个去了朝鲜战场。但对年龄大、思想意识不好，想出来混事的，都被他给训斥回去了。有个亲戚一路上打着他的牌子，招摇撞骗，混吃混喝。地方政府当然都要给面子的。他知道后，勃然大怒，给当地政府写了封信：“凡我家里人找你们办事、提出照顾的，一律给我回绝。记住：现在是人民的政府！”
父亲兄弟姐妹8人，父亲和我三叔早年参加革命。但三叔家人口多，父亲说，还是由我每月寄钱回去吧。他对我爷爷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们不能搞特殊化，就按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给你寄钱。
亲戚中，也有不少讲他怪话的：“倒霉的时候，跟着你受株连；现在好了，又怕我们沾你的光。”我曾很婉转地告诉过父亲，我说，你的人缘可不怎么样啊。他说：“他们要真有理，为什么不敢当着我的面讲？”
奇怪的是，许多被父亲骂过的人，除了委屈，但都并不嫉恨。还是在80年代经商风潮的时期，我在成都的一个叔伯哥哥就对我说过：“深更半夜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想这么晚了，谁他妈的捣乱。一接过来，就听到一个低哑的声音，是张举涵同志吗？啊！是咱们老爷子打来的。就说了一句话：‘你听着，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还没等我说话，‘啪’的一声，电话就挂了。我心里那个难受啊！我怎么了？干什么坏事了？他肯定是听到了我在单位搞三产的什么传言了，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事情都过去好多年了，我这个哥哥讲起来还在落泪。他说：“老爷子这个人，我知道，他是要我们好，但一想起来，我还是委屈、难受。我想，我这辈子，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做坏事了。”
真的，老爷子在家乡人心目中的分量，是太重太重了。
回家，就像萨克斯管吹奏出的一支温馨而忧伤的曲子。
这一趟我没有跟去。听说，父亲拜谒我奶奶墓的时候，天就下雨了。站在母亲的坟前，任凭雨水浇淋，他老泪纵横。
那天晚上，他写道：
“惚见依门依闾望，犹闻唤儿声。”他看见母亲依着门栏翘首期盼着儿子的归来。
“难全忠孝多少恨，此生堪可慰娘亲。”
作为儿子，他有遗憾，双亲故去，都没能在床前伺候。但他的一生，足以使他的父母为他骄傲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生出个好男儿来，那也都是为国家养的。
张家沟，仍留下他童年生活的痕迹。
岁月流逝，房屋依旧。家门口一棵老榕树，巨如华盖，遮天蔽日。这是他小时候栽种的。老乡亲们告诉父亲，“文革”中知他遇难，这棵树竟渐渐枯死。他平反复出后，这树又奇迹般地冒出了新芽，而且一年比一年茂盛。
世上真能有如此奇事吗？父亲感慨地写道：
门对青山一老榕，风霜雨雪犹葱茏。
岁月如流沧桑变，顶天立地傲苍穹。
父亲去世后，我们把这首诗刻在他的墓碑上，作为他人格的写照：风霜雨雪，顶天立地。
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父亲请求辞去军委副秘书长的报告获得批准，第二天他就把办公室撤掉了。虽然，他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的辞呈还要等到第二年的3月人大会议通过方可获准。
1988年，他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我看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报道，说许多老同志接过勋章时，手都在颤抖，有的甚至热泪盈眶。我很奇怪，我爸怎么只是拿过来看了看，说了句：“要这个干什么？”顺手就把它挂在他小孙子的脖子上，说：“送给你吧！”我想起这年初，他路过武汉时，登上黄鹤楼。烟波江上，岁月不再，唯天际白云，悠悠千载。父亲写诗：“日升日没循地转，雾重雾消何所由？”他似乎在问自己，人生究竟留下什么，才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呢？
父亲的退休生活是恬淡的。每天读书，读得极其认真，遇到疑问处，就拿着放大镜，一丝不苟地查他那本用得很旧的《辞海》。时常会抬起头来，像是在自言自语：“唔，我说他们就是用词不当嘛！”
再就是散步，他称之为“走世界”。
北京四合院是方形的回廊，他会一边走一边说：“向东……向北……向西……该向南了……”我妈每天要给他统计路程，争取每天都增加一点。
我去看他，他和我妈边走边说：“你愣在那里干什么？加进来一起走！”他会大声念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考考你，下一句？接！”我会说：“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他马上又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苏东坡的一首词，借途中偶遇风雨，抒怀自己对人生的态度。搏击风雨、笑傲人生；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人到暮年，回首走过的路，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才是坦荡之人。
他话题一转，风趣地说：“四肢断了三肢，肾脏摘掉一个，一只眼睛是人工晶体，心脏安有起搏器。哈哈，我是个机器人了！”
他几乎不再参加官方组织的任何政治性活动。在党的十三大上，他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但他并不赞同成立这个委员会。他说：“休息就休息了，还问个什么？”每次开会，他照例都是请假。按中央规定，中顾委常委，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但对送来的各类动态性文件，他从来连看都不看一眼。看得出，他对政坛的事已经非常冷漠了。偶然出去走走，也多是摄影、书画展什么的。每逢重大节日、庆典，给他发出邀请，他总是同样的一句话：“我已经解甲归田了，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了，政务性的活动就不去了吧。”
也有例外的。怀念老一代领导人，如刘少奇、彭德怀，以及故去的老同志等人的纪念活动，还有涉及到两弹一星的，这些，他是一定要参加的。有一次，两个纪念活动在时间上重叠，他还因此赶了场子。我妈说他：“看把你忙的。”
他喜欢老朋友来看他，尤其喜欢老战友的孩子们来看他。和年轻人，他的话特别多，有时候一聊很久。问起他退休后的生活，他习惯用李白的一句诗来回答：“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他抗战时期的战友，后来同在国务院一起任副总理的张劲夫，写诗形容他是：“身披便装手持杖，潇洒自如一平民。”
退休后的他，喜欢谈诗论赋。他喜欢李白、苏东坡，犹爱李白的《大鹏赋》，他会一边吟诵一边给你讲述他的理解：“……‘邈彼北荒，将穷南图’。你看，这只大鹏鸟，一会儿直达北荒，一会儿又折飞南极；‘烛龙衔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启途’。烛龙为它照明，霹雳为它开路，多威风啊！‘块视三山，杯观五湖’。三山五岳在大鹏的眼中不过是些小小的泥丸，五湖四海在它看来只是些杯杯盏盏……”。“烛龙，知道吗？传说中人面龙身的怪物，没有太阳，世事混沌，它会嘴衔着蜡烛带来光明。李白诗里常会有这种古怪的东西，‘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一个曾听他谈过诗的朋友，送他个雅号：“仙风道骨”。说：“老将军，真奇人也！不知不觉地就跟着他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他真的是超然物我了吗？
2 末日到了
据父亲身边工作过的徐长友和邓德江同志回忆：有一次首长问我们，“说我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你们知道吗？”我们说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是骂人的话啊！首长哈哈大笑：“是表扬！又臭又硬的石头，原则性最强。”我们说，太硬了容易吃亏的。他说：“我不光是石头，还是搅屎棍，四川人说，闻（免费小说）不得，舞（武）不得。就是不让闻、不让舞，谁也别想摆弄我！”徐、邓二人感慨地说：“他没有官场上的那套世故和圆滑，他真像块石头，比石头还硬！”（注：摘自徐长友、邓德江《人格光辉照千秋》）
他过于刚硬的个性，年轻时自不必说，但都到了耄耋好礼之年，有些事，是不是可以超脱一些呢。我和他讨论佛法。他说：“你是说的‘独善其身’吗？但还有‘兼济天下’呢？只谈‘出世修身’，不谈‘入世救国’，行吗？根除尘缘杂念才能修得正果，当然不错，但释迦牟尼不是还有个‘普度众生’吗？天下有事，不闻不问，是哪家的教义？”
毛泽东当年在红军大学教给他的“今天深山修道；明天下界普度众生。”已经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中，至死不变。
他去了趟南街村。
他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河南的漯河地区出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这个叫南街村的小村子，开始他们也搞包产到户，但不久就出现贫富分化。1984年，村党支部书记王洪斌说，这怎么行？哪叫社会主义啊！于是支部做出决定，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经过几年奋斗，到90年代初，南街村经济搞起来了，产值突破亿元大关。村办企业固定资产增长到4．6亿元，上交税金1700多万元。村民的生活也由贫穷直奔小康。尤其令人刮目的是，村里学雷锋、讲奉献蔚然成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报纸赞誉它是当今社会中，没有腐败堕落的一方净土……
党内没有腐败！社会没有堕落！人民共同富裕！产值破亿！学雷锋、讲奉献！……公费医疗，普及教育，还有绿化！而且这一切还是个村党支部书记干的！奇迹！
父亲拿着报纸，使劲地晃着，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几个都认真看看！”
他给在郑州的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政治委员李殿仁打电话，说你赶快到实地考察一下，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他不是很相信现在的报纸。
几天后，李殿仁回话，哎呀，那地方确实好啊！比报纸上介绍的还要感人呢。还带来一部南街村的纪实录像片。
这就更直观了。南街村哪里像农村啊，俨然是一座城市了。崭新的楼房，宽阔的马路，到处可见的绿树鲜花。南街村的分配方式明显地带有“共产主义”色彩：村民既有工资，又发粮油盐蔬菜等食品用品。住房是统一建造的。家电、煤气灶、沙发、席梦思、落地窗帘等都是村里统一配置的。据说这里人每月可领取250元工资，但许多人家花不了，有几户人家领了工资就上交，说光发的东西就用不完了，还留钱做什么……整个一个君子国嘛。
父亲给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社分别写了一封信：
“恳请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
“……心境愉悦，深受教育，并感慨万分！不禁想到恳请中央电视台把此片在全国普遍播放几次，让全国党政军民都了解南街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色，以受到启迪和教益。
……更望南街村的群众世世代代永远坚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直到走上共产主义！”
1994年7月1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了父亲的这封信。
7月24日，父亲收到了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的来信。说关于南街村的片子在地方台已经分两次播出，同时表示根据父亲的建议决定在7月30日晚上重新播放。
7月30日晚上，父亲果真早早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候农村节目的播放。可一直等啊等啊，也没见播出。我们安慰他，可能时间搞错了。11点过了，他还要等。我说，问问电视台吧。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回答，因技术上的问题，没有播放，表示以后再安排。
又一个月，还是没有播放。再问，说是安排了，但什么时候播不好说。
父亲很执拗。一定要到南街村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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