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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那些人那些事-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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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人们，他不叫邓范了，又重新叫邓艾了，他的字也不是士则了，而是原先的士载了。那人笑了：“你这小家伙，改名字改着玩呢！”
这可真冤枉了邓艾。“邓范，字士则”，这样出色的名和字，自然不会落入苦孩子邓艾那里。“后宗族有同者，故改焉”。当时，邓艾弱弱地问：“能给个理由吗？”同宗的理由很简单：“这个名字你也配吗？”十二岁的邓艾没有捍卫名字的能力，于是，邓艾又叫“邓艾”了，字还是原先的士载。
当时，谁也没想到，“邓艾，字士载”竟成为震动天下的名字。
做人不要太艾艾———
虽然连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名字也保不住，但是邓艾依然茁壮地生长着，就像巨石下的野花，没有阳光也灿烂。
邓艾肯定是那种逆商极高的人。逆商，是近年来又流行的一个新概念，又叫挫折商，它是指人们面对逆境时的反应方式，即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与智商、情商成为人们获取成功的不贰法宝。曹操三商皆高，其逆商则超出于常人，多次历险，面对困境，却总是能化险为夷，死地求生；刘备智商不够，领兵打仗鲜有神来之笔，逆商也不够，夷陵之战后他就完全失去理智；孙权三商都不够突出，其中逆商最差，合肥之战中，张辽以八百人冲击他的中军，他以十万大军却不能在冲击下重振，最后灰溜溜地退走。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逆商是人们最需要的。天才，苦学，加上低调的生活，邓艾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机，他被推举为都尉学士了。
放牛娃子成为公务员，这在今天也是天大的新闻。邓艾兴冲冲地去找都尉报到，激动万分，话都不会说了，本来就“艾艾”的说不成句，现在则是“艾艾艾艾艾艾”了，半天也没把自己介绍清楚，更不用说和领导套近乎了。邓艾说得费劲，都尉听得也不轻快，他本来就不喜欢这个没钱没背景的小子，就皱着眉打断他的话：“别说了，你去做稻田守丛草吏吧。”
曹魏系统极其重视屯田，曹操早在兖州时期就设了专门的典农都尉来管理农业。到魏国建立后，农业方面的官员更是系统化序列化了，各个农业环节都有专门官员负责。稻田守丛草吏是其中级别最低的，其他官管人，稻田守丛草吏管草。稻田守丛草吏的工作很简单，每一天早晨，踏着露水去稻田巡查，看看哪块地里长草了，一一记录，下班后向领导汇报，为领导研究除草工作提供第一手数据。
这个工作倒是很适合邓艾，最起码和稻子和荒草说话，它们不会嫌弃邓艾结巴。虽然是“人尽其才”，但是这份工作很显然薪水不高，也没有人来送红包走后门。最大的可能，就是择一把稻穗藏在裤裆里回家煮稀饭，可是，曾经以“范”为名、以“士则”为字的邓艾是不会做如此鸡鸣狗盗也不如的事情的。所以，邓艾母子依旧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
这一天，张老伯背着半袋子米走进了衙门，大家都热情地与老人打招呼：“老伯，来找你儿子了？”张老伯的儿子也是郡吏，大家都是同事，当然还有邓艾。张老伯摇摇头：“我不找他，我找邓艾。”大家听了，突然义愤填膺起来，异口同声地说：“这个白眼狼，你还找他！”张老伯可怜邓艾家穷，就与他“结对子”“一帮一”，吃的穿的花的，帮助了邓艾很多，这事情大家都知道。
在大家的斥责声里，邓艾回来了，老人一看到他，就向他喊道：“孩子啊，上次给你的米快吃完了吧？我又给你送来了一点。”邓艾把米袋子接过来，并没有道谢，随后送走张老伯。大家嚷开了，有人说：“这小子，太不地道了，连声谢谢都不说，从来不说！”又有人说：“他可能是口吃不便开口吧。”这话立即遭到无情的反驳：“胡说，结巴说谢谢不正好吗？谢……谢……谢谢！”大家都开心地笑了，笑完后达成一致意见：做人不要太艾艾。
领导不欢迎，同事不喜欢，稻田守丛草吏邓艾什么时候能走出稻田呢？
遇见司马懿———
一个人，你所处的位置不是最重要的，你所朝的方向才是最重要的。同样是摆地摊———有人想着怎么多坑下一个顾客三毛钱，到月底买辆二手电动自行车；有人分析着市场走向，盘算着五年后开全城连锁店。
稻田守丛草吏邓艾说话结巴，没钱，想法总是怪怪的。于是，邓艾被同事边缘化，喝酒、打牌等活动从来不叫上他。其实，邓艾打心眼里鄙视这些活动。那么邓艾干什么呢？邓艾有邓艾的办法，他把眼前的万亩稻秆想象成千军万马，把丛生的杂草想象成叛党。他站在一个高丘上，指指画画，对着高山大泽，规划着驻兵出战布阵撤退偷袭的地方。七八岁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做过，但那时是一个小屁孩的游戏，现在，则是一个军事天才的沙盘演示了。遗憾的是，他的观众大多数时候只有稻禾和荒草，偶有人撞上他这样指手画脚，就把它作为酒桌上的段子讲了。
杂草多长一株两株，拖后一天两天除草，影响不了大事。稻田守丛草吏的工作并不很紧张，因此，邓艾就常做一些杂事。邓艾说话口吃，又不善交际，给首长送礼这类差使绝对轮不到他头上，他也就是干一些扫雪、修路这类粗活。
这一天，邓艾接到典农司马的命令，要他去给一个叫郭玄信的人驾车。郭玄信是谒者，就是在宫里负责给皇帝传达通报的人，官不大，见识大，权不多，认识的人多。他本来是有专车的，可是他受牵连犯了罪，在家服刑，原有的待遇也就没了。虽是服刑期间，但是架子还是有的，出入有车是必然的。
这一天，郭玄信要去十几里外的地方串门，就向当地的典农司马说：“给我找两个人驾车。”典农司马知道郭玄信早晚会再回宫中，不敢怠慢，急忙找了两个可靠的人给他驾车，一个是邓艾，另一个是石苞。
负责传达通报的谒者都有职业病，那就是唠叨。十几里的路，连个兔子也没有，闷得慌，郭玄信就扯开了话茬，与邓艾和石苞唠了起来。
宫里来的人，说话也都是谈一些场面上的事儿，而石苞与邓艾居然也能侃侃而谈，把郭玄信哄得合不拢嘴。回来后，典农司马问郭玄信：“这两人好使吗？”郭玄信一拍大腿，说：“这俩年轻的，都是丞相材料！”典农司马微微一笑，只当是郭玄信的客套话，听过之后也就忘了。很久以后，他听说石苞封骠骑将军、邓艾拜太傅，才回忆起郭玄信很久以前说过的话，就一拍大腿，说：“神了！”可是，郭玄信戴罪之身，除了一句夸奖，什么也不能给予邓艾。一切的一切，邓艾还要亲自去争取。
虽然不受待见，但是邓艾还是按照正常晋级坐在了典农功曹的位子上。这时，他的机会来了。
三国之中，曹魏最重视屯田；曹魏之中，司马懿最重视屯田。早在曹操手下做军司马的时候，司马懿就提出了军屯建议，他辅政后，更是把屯田作为基本国策。按照他的规定，典农中郎将都要定期向他汇报工作。这一次，司马懿按照常例召开典农中郎将会议。都是一些程式化的发言，都是一些程式化的观点，司马懿听得快要睡着了。
可是，肃静的会场里突然隐隐地骚动。这群官僚，开会没水平，开小会有水平！司马懿生气了，威严地扫视着会场，发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年轻人身上。这个年轻人站在那里，嘴巴一张一张，憋着脸，喘不上气来的感觉，就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司马懿看了主持人一眼，主持人急忙说：“回太尉，颍川的典农中郎将有事未到，派了一个典农功曹来开会！”司马懿继续看着主持人，主持人说：“他是个结巴，说话困难。”这些官僚，一到开会就请假，随便派个人来签到点名。司马懿要发怒了，你派也派个说话利索的人来呀。正当司马懿皱眉的时候，年轻人却神奇地开口汇报了。他一开口，司马懿就被吸引了，这个年轻人的发言，令人耳目一新啊，比那些老官僚的套式文章强何止一万倍呢！
会开完了，司马懿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留下来！”大家同情地看着这个年轻人，都在心里暗暗地骂颍川的典农中郎将：你派这个结巴向太尉汇报工作，这不是把人家小伙子向死里推吗？
第二天，大家开完后，纷纷启程，打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出发前，唯独不见那个说话结巴的年轻人，大家担心，就打发人去问一下。传来的消息把所有的人都吓坏了：这个年轻人被司马懿留在了身边，并被直接提拔成尚书郎。妈哟，哪有这样的提拔，从一个不入品的典农功曹，直接到尚书郎，坐火箭也没这么快吧。
在历史的戏剧性和偶然因素下，幸运的邓艾得到了司马懿的赏识，并被推上政坛。要是没有司马懿，邓艾到死也许只是一个指挥稻秆和荒草作战的癔想症患者。古语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放牛娃邓艾来说，司马懿的知遇之恩是他一生所不能够忘记的。
历史上，魏晋时期是处于“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中，魏国的用人制度是由吏部尚书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中正制”，即是在各州、各郡设立“中正”，依据家世、道德、才能对士人作出高下的品定，并将士人将划分成上上、上中、上下到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然后依照品级给官。
出身卑微的邓艾，没有像同为义阳人的邓芝那样享有“汉司徒（邓）禹之后”如此响亮的招牌和家世。所以，即便是才华横溢，但如果没有司马懿的出现，名不见经传的邓艾是注定无法达到日后的高度并奢求名垂青史的。
司马懿非常提拔邓艾，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之忧，他认为邓艾是解决这个非常之忧的非常之人。
三国真正第一大功———
司马懿的非常之忧：灭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连年苦战，国力消耗严重，囤无余粮，军事行动往往受粮食的制约。要灭吴，就必须在南方建立粮食基地，但是曹魏政权的官员却都以北方人为主，对南方水稻的种植不熟悉。偶有几个是南方人，却都身出名门，不懂稼穑。即使万里挑一有懂水稻的，这些名门之后，谁又会乐意东坡不返呢？就是在今天，高校招生，农业专业不是仍然为生源而发愁吗？
司马懿一直为建立征吴粮食基地的事情发愁，可是，自从他见到邓艾第一眼起，他就不愁了。千里马遇伯乐，喜；伯乐遇千里马，亦喜。
240年，作为司马懿钦点的人选，邓艾携带着“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的指示来到了幅员辽阔的淮南、淮北地区。从小就知稼穑艰难的邓艾，多年在田间地头放牛，没事时就对着农田指指画画，在大脑里进行千军万马的鏖战。现在，他久习的地形意识帮了他的忙，邓艾一眼就发现了当地屯田的关键，提出了“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的建议。
和所有天才一样，邓艾知道自己的缺点，他知道凭自己的口才和资历，很难征服决策者，就特意写了一篇《济河论》呈交于司马懿。司马懿一口气读完《济河论》，茅塞顿开，准备采纳邓艾的建议，就把邓艾找来，询问他具体措施。邓艾来不及再写什么论，就结结巴巴地提出了江淮屯田的具体方案：邓艾认为当初曹操之所以能够击破黄巾军，很大的原因在于“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目前要与东吴交战的情况，若是从许都运送军粮物资，不仅路途遥远，且“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无疑是曹魏军屯和减少运输耗费的最佳位置；因此，如果“令淮北屯两万人，淮南三万人”，并采用“十二分休制”，即“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那么，当“水丰常收三倍于西”时，去除各种成本费用后，每年就可以积累到五百万斛粮食，六七年的时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而这些，便是十万将士五年之食。这大概是邓艾一生中一口气说得最长的话了。他直指问题的关键：伐吴。
邓艾的建议，最终被司马懿采纳并推广，淮南和淮北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晋书·食货志》。邓艾的建议，启动了司马懿军屯的高潮，带动了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无疑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背景下的最大福音。邓艾虽是在为伐吴建言，但是却造福江淮人民。
人们都欣赏诸葛亮的“隆中对”三分天下。但是，“隆中对”三分天下，阻挠了国家统一，诸葛亮虽然是在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客观上却是在荼毒苍生。邓艾的建议，直指伐吴，绸缪战事，客观上却发展了当地经济，于国于民功德无量。更为难得的是，邓艾的这一个建议，为全国的最终统一播下了种子。
279年，司马炎一声令下，孙吴在晋王朝的铁蹄里发出绝响，在纷纷扰扰地内战了90多年后，中国大地终于暂时停止了杀戮。这时，邓艾遇害已过十余年。
作为邓艾而言，邓艾的战功无疑是在于破蜀。然而，邓艾的兴屯却为伐吴埋下了伏笔：屯田使魏国在淮河流域囤积了充足的军粮，修通水路，也便捷了兵运和粮运。“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司马门下邓艾早早地为司马氏打好了伐吴的基础。要是没有邓艾的天才规划，司马炎的统一大业，也许还要推后。从这个角度说，邓艾立下了利国利民的三国第一大功。
可是，从小就“每见高山大泽，辄规度指画军营处所”的邓艾，梦里也想走上战场，把心里的铁骑突出刀枪鸣变成现实中的沙场秋点兵。梦若在，心就在。历史给了邓艾圆梦的机会。
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过后，司马家族成为曹魏政权中的主导者。夏侯霸怕受牵连，逃奔蜀国。
姜维问夏侯霸：“你从那边过来，肯定掌握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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