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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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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一阵狂喜，激动地说：“宫保大人，您干脆把这个国家接过来如何？”
“我？”袁世凯瞪大着眼睛。“皙子，你今天并没有喝醉酒呀，为何讲起胡话来？”
“这不是胡话。”杨度平静下来。“满人气数已尽，已不能有任何作为了，江山早应归汉人之手，无论是孙文还是黄兴，我看都不是坐天下的人物，这座动荡的江山，还只有宫保大人您才能坐得稳。”
“皙子，你不要再说了，这是杀头灭族的事。我袁家世受国恩，只有尽忠朝廷的道理，何况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天下也不光彩。”袁世凯一本正经地说，“再说，眼下革命党口口声声要建民主共和国，个个都想当大总统，又哪能允许我袁某人称孤道寡。”
这话说得不错。杨度心里想：革命党要建民主国家，不再允许有皇帝存在，倘若袁世凯一旦称帝，必然会与革命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国家马上就会大乱，外人立即会干涉。看来不行！
“皙子，跟你说句笑话吧，假使革命党推举我当大总统的话，我也不妨和他们合作合作，在中国试办一下民主共和国。”
袁世凯这句话，使杨度深感惊讶，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这位自称世受国恩的袁宫保还有当大总统的念头！
袁世凯的心机哪里是书生杨度所能摸测到的。就在两年多前，袁世凯刚削职回籍的时候，他担心朝廷不会轻易放过他，决定来个先下手为强。他打发一个忠诚仆人持着他的亲笔信，悄悄地去日本找革命党，表示愿意与他们合作。当时同盟会东京本部将此事报告了黄兴，黄兴对袁的这种反常态度甚表怀疑，没有同意。于是，中国民主革命派与袁世凯的合作推迟了三年。
袁世凯的这个离奇想法，杨度难以接受。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而不能实行民主立宪，这是他多年来所坚持的政治信仰，但由爱新觉罗氏来行君宪，不仅全国人心通不过，且这几年的所作所为，使杨度也很失望。此时若换一个君主，又会引起天下大乱，也不行。若真的由革命党来推举袁做大总统，则战乱马上可以平定，国会马上可以召开，宪政马上可以建立，这的确不失为眼下一个最可采纳的方案。但革命党会同意吗？京师里那个五岁小皇帝又摆到哪里去？杨度觉得这些事都很难办。
“皙子，你与革命党的头领都很熟，我委托你与他们联系一下如何？”
“行。”杨度一口答应下来。“不过，眼下跟谁联络呢？孙文，据说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刘霖生在日本，都无法和他们接上头。”
“武昌的头面人物中，你有朋友吗？”
“我只认识一个汤化龙，但他不是革命党。其他人都不认识。”稍停一下，杨度又说，“对了，有一个胡瑛我认得，刚从监牢里出来，当上了外交部长。不过与他相交不深，且他在革命党中威望也不够，左右不了局面。”
杨度使劲地搜索着自己过去所结识的革命党中的朋友，要么不在国内，要么地位不高，一时间居然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来。忽然，他想起了一个。
“您知道一个叫汪兆铭的人吗？”
“知道。就是去年谋刺载沣不成而被关在牢里的那个革命党吗？”
“正是，正是。”杨度连连点头。
“你与他关系如何？”
“我和他在日本法政大学里是同班同学，很要好。此人在革命党里极有威望。您不妨先要载沣放他出牢，然后我再去看他。”
“行。”袁世凯下意识地摸了摸胡须说，“皙子，你也不忙着回北京见汪兆铭，还安心在我这里住几天，看看局势的发展如何，我们再定下一个步骤。今天就说到这里吧，明天菊人来，我还有些事情要安排。”
中国的历史车轮在那一段短短的时间里，以旷古未有的快速度在前进着，几乎每一天都有举世瞩目的大事发生。
十月二十日，徐世昌匆匆来到彰德会晤了袁世凯。二十一日，朝廷全盘接受袁世凯所提出的六个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四、解除党禁，五、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给予十分充足的军费。二十二日，湖南宣布独立，共进会员焦达峰被推举为都督。二十三日，九江宣布脱离清政府，新军标统马毓宝被立为都督。二十四日，陕西独立，士官生出身的新军管带张风翙为都督。二十七日，姗姗来迟的荫昌被朝廷从武昌召回京师，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全国水陆各军。当天，袁世凯指示冯国璋发动攻击，汉口大智门被北洋军夺取。
二十八日，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分别从香港和日本赶到上海汇合后抵达汉口。二十九日，山西独立，阎锡山被推为都督。同日，驻在河北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十九协统伍祥祯、四十九协统潘榘槛通电朝廷，要求在本年内召开国会，起草宪法，废除皇族内阁，重组责任内阁，朝廷若不答应，将进京兵谏。三十日，在这道最后通碟的威胁下，载沣不得不以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又下令释放戊戌政变以来一切政治犯，命资政院连夜起草宪法。载沣担心张绍曾真的兵谏，不仅不指责他，反而下令嘉奖，又授张侍郎衔，派为长江宣抚大臣。
载沣的朝廷已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了。
十月三十一日，西南边睡又爆出新闻：云南独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
蔡锷从日，本回国后，先是在江西、湖南军事学校任教职，后来到了广西，历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陆军小学总办。蔡锷以卓越的军事才干和严格自律的品德，在新军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升迁很快，二十七岁便升为协统。今年年初奉调赴云南，任驻滇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在武昌起义及湘赣秦晋等省纷纷独立的影响下，他在昆明率部拥护革命，被部下一致推举为军政府都督。
得到云南独立的消息已是半夜了，载沣连夜急电洹上村，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请袁世凯捐弃前嫌，火速出山。同时告诉袁，只要他一旦受命，奕劻内阁即刻辞职。
第二天清晨，见朝野内外一切时机都已成熟了，袁世凯这才公开宣布出山视事。
如同皇帝出巡似的，从洹上村到彰德车站，沿途摆开了异乎寻常的隆重仪式。披红挂彩的专车在站台上发出高昂的鸣叫，从德国进口的全套西洋军乐器奏起凯撒得胜曲。临登车时，袁世凯握着杨度的手说：“皙子，我到汉口停留几天后就会回京师去，麻烦你先期会见汪兆铭。新内阁里我已经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第二天下午，杨度回到了北京，袁世凯在彰德车站的许诺给了他无比的喜悦。想起再过几天后，自己就是新内阁的成员了，一股踌躇满志的激情全身涌动。他觉得这次彰德之行为自己人生目标的实现，已跨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他无暇与静竹、亦竹道别后的离情，他要马上找到汪兆铭，和这位老友商量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而此时的汪兆铭还蹲在刑部大牢里。
五 茶叶蛋里的四字情书：忍死须臾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汪兆铭便以法政大学生的身份参加它的活动。法政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回国，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他奉行激烈的革命排满主义，与杨度君主立宪的主张截然相反。汪兆铭少年气盛，爱僧分明，没有杨度那种兼容并蓄的气度。因为政治信仰不同，他后来不愿意跟杨度多往来。杨度几次主动找他，他的态度都很冷淡。于是二人虽同在东京，却几乎断绝了联系。
出身师爷家庭的汪兆铭，从小练就了一手好文章，口才也极好，说起话来有条有理滔滔不绝。当他的文章和论辩以革命大义充实起来后，便格外的气势磅礴锐不可当。他因此受到了孙中山、黄兴的特别器重，担任同盟会三部之一评议部的部长。又主办《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时间弄得饮冰子在他的面前相形见细。
汪兆铭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以“精卫”二字作笔名，时间久了，大家都叫他汪精卫，本名反而不多叫了。“精卫”二字无疑来自《山海经》中“精卫填海”的典故，意欲效精卫鸟衔西山之石以填东海之水。但汪兆铭其实不是这种性格的人。他渴望一举成大名，只想做轰轰烈烈声动四海的大事，受不了默默无闻持之以恒的艰难磨折。他多次对人说，革命好比煮饭，火和锅共同使得生米变成熟饭。火的功能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但很快就熄了。锅的功能在一恒字，水不能蚀，火不能融，水火交迫，皆能忍受。火如同革命党人的一往无前，舍生取义。锅如同革命党人的百折不挠，再接再厉。汪精卫自认缺乏恒心耐心，他愿做火，燃出夺目光焰来，随即很快毁灭，也是很荣耀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极为仰慕古代的荆柯、聂政，视“流血五步，伏尸二人”为最为壮烈的事业。那个时代持汪这种思想的人并不少，暗杀之风因而在革命党人中盛行。万福华行刺王之春，吴樾行刺出洋五大臣，徐锡麟刺杀恩铭，都是轰动一时的大案。当同盟会内部闹矛盾，章太炎攻击汪精卫只可做白面书生而不配做革命家时，汪久蓄于胸的豪气顿发。他决计离开香港北上，马上去做一番真正革命家的豪壮事业。
汪精卫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是四川隆昌人黄复生，一是四川内江人喻培伦。还有一个女士，原籍广东番禺，出生在南洋槟榔屿的陈璧君。
陈璧君的父亲为南洋巨商，思想颇为开明。她的母亲倾向革命，参加了同盟会。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陈璧君迥异于一般女子。她热心国事，胸怀大志，虽身处异乡，爱国之心却十分强烈。当汪精卫在南洋鼓动革命宣传排满时，陈璧君和她的父母都去听演讲。汪精卫充沛的革命激情，口如悬河的辩才，吸引了陈氏一家。尤其是汪精卫的堂堂仪表翩翩风度，更是紧紧地勾住了这位待字闺中的少女芳心。为了国家，为了爱情，陈璧君毅然舍弃富裕的家庭、平静的生活，跟着汪精卫做起时时都有杀头危险的革命家来。他们几个人组成一个暗杀集团，暗杀的对象是满人大官。
那时两江总督端方是革命党人的大敌，他正奉命移督直隶。汪精卫估计他会从南京坐船到汉口，然后再坐火车北上。于是来到汉口，选择大智门车站下手。谁知端方不走此路，而是从南京到上海，再坐海轮到天津。汪精卫失望之余，转而决定去北京。汪精卫抱着一死成仁的决心进京，他咬破指头给挚友胡汉民写了八个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要胡在他死后交《中兴日报》发表。又给在南洋的同盟会员写信：“弟虽泣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到了北京后，会照相术的黄复生在和平门外琉璃厂火神庙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他们就在照相馆里住下来，做各种准备工作。
汪精卫把目标选定为奕劻。但奕劻每次出王府都前呼后拥，警卫森严，无从下手。后来恰逢载洵、载涛从欧洲考察海军回来，他们便到前门车站等待。又不巧，载洵兄弟随从极多，他们从未与两位皇叔见过面，认不出谁是载洵兄弟，也只得作罢。最后，他们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擒贼擒王，杀掉满人第一号头目——载沣。
几经一周拆后，他们看中了离醇王府只有几十步远的银锭桥。这里清静，又是载沣入朝的必经之路。去年四月的一天夜里，喻培伦和黄复生偷偷来到银锭桥。他们先把炸弹安在桥上，然后再去装电线。谁知事先没有测准确，临时才发觉线短了几尺，只好把线收起。正准备取出埋在土中的炸弹时，看到有一个人蹲在桥边，于是只得暂时避一下。就在这个时候，王府大门打开，走出几个打灯笼的人。黄、喻怕被发觉，就离开了银锭桥，打算明晚再来取炸弹。待到第二天晚上再去取时，炸弹已被人挖走了。
汪精卫分析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被王府的人取走了，那必定会兴师动众，闹得满城风雨。另一种可能是被老百姓取走了，老百姓一般都不会报案，则无事。一连过了四五天，风平浪静，一点事都没有。汪断定炸弹是落在老百姓手里了，便派喻培伦、陈璧君去日本再取炸药来北京制造炸弹。
谁料他们判断错了。一炸弹当夜即被王府那几个打灯笼外出的人取走。王府严密封锁消息，将炸弹送到外国使馆去鉴定。洋专家鉴定后说：“炸弹威力很大，中国造不出，必定是外国造的。外壳大而粗糙，应是就近制的。”
王府依据外壳的线索，找到了制造这颗炸弹的铁工厂。又由铁工厂的老板带着便衣侦探在琉璃厂附近认出了黄复生。这样，黄复生连同照相馆的所有伙计都被抓了起来。汪精卫本住在另一个地方，伙计中有一个人曾给汪送过饭，于是汪也没躲过。
当报纸将这一特大案子公布于世时，海内海外都震惊了。在日本的陈璧君悲痛欲绝，立即就要只身入京营救，被孙中山、胡汉民等人劝止。同盟会决定设法救援，但一时却无从下手。然而，汪精卫、黄复生命大，他们遇到了一个较为开明的审判官，此人便是肃亲王善耆。
善耆时任民政部尚书，案子落到了他的手里。善耆知道人心同情革命党，为收揽人心，他主张从轻发落。又模仿西方对待政治犯的态度，审讯时让汪精卫站着说话，而不按通常的跪着的方式说话。汪精卫既然抱定杀身成仁的决心，便毫不害怕，在公堂上并不乞求宽免、而是侃侃高谈革命排满的主义，又替黄复生开脱，把一切责任都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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