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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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始末》）。皇上亦知阿与班第等意见不合，屡次被参，“自生猜疑”，把一部分责任推在了班第等人身上（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45页）。
　　（47）　乾隆十六年三月壬寅谕。
　　（48）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49）　《清代文字狱档》，上册，第49～50页。
　　（50）　卫哲治参劾谢济世颇为时伦所不满，据昭梿所记，此事“袁简斋（枚）曾作书规之。刘文清公（墉）亦言其‘官每高一阶，而其品乃下一级’”（《啸亭杂录》卷2《卫司空》）。然逮治谢济世似为皇上之授意。
　　（51）　昭梿以为，胡中藻诗狱盖乾隆帝“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谓乾隆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相国秉政，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胡阁学中藻为鄂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
　　（52）　在美国学者孔飞力看来，皇上大骂胡中藻“诬谤满人”，又严斥鄂昌说他的行为不配当一个满人，把这些联系起来才能理解这个案子的意义，即在“谋叛”和“汉化”。《叫魂》（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87页。
　　（53）　如郭成康认为：盖是时平准在即，形势严峻，皇上必欲遽兴大狱，以震惕汉大臣官员。胡中藻、谢济世不过是其早已选中的靶子而已，《清通鉴》卷5，以上多处参考引用。
　　（54）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55）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壬申谕。
　　（56）　郭一裕后复起为河南按察使，以老罢。
　　（57）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辛卯谕。
　　（58）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庚午谕。
　　（59）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550；《枢垣记略》，卷4；翌年三月，有旨令宽宥蒋炳，来京在军机处司员上效力行走，遇有员外郎缺出补用。
　　（60）　林乾：《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210页。
　　（61）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癸巳谕。
　　（62）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午谕。
　　（63）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亥谕。
　　（64）　先是，二十三年九月，停“侵亏限内完赃减等例”。律载凡侵盗钱粮入己，数满千两拟斩，然该条例附有“侵亏限内完赃减等例”，即侵盗、挪移等赃若一年全完，则比照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若一年未全完，再限一年追赔，完者，免死减等发落；若二年未完，着落犯人妻及未分家之子追赔。是以侵亏拟斩罪犯至秋审时概入缓决，俗谓之“老缓”。今上久欲删除此例，至是，命嗣后除因公挪移及仓谷霉浥，情有可原等案仍照旧例外，所有实系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减等之例著永行停止。谕：“监守自盗，肆行无忌，则寡廉鲜耻，败乱官方已甚，岂可以其赃完限内，遂从末减耶？且律令之设，原以防奸，匪以计帑。或谓不予减等，则孰肯完赃？是帑项为重而弼教为轻也。”乾隆二十六年律例馆奏准，将“限内完赃俱不准减等”纂入新例。嗣后，嘉庆初年，始将“限内完赃俱不准减等”条例删除，仍准侵亏限内完赃减等。
　　（65）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寅谕。
　　（66）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戊辰谕。
　　（67）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三、三次南巡
　　12．第三次南巡
　　这几年来，皇上可算是日理万机，从西陲平准平回的战事（于数千里外从战略部署到战术指挥，到后勤保障，在在指示，料敌机先），到东南各省水利（它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更不用说那些日常政事了（多处越过一般规定，越法权断）；仅从《实录》来看，有时一天就要批谕多达十来份奏摺。现在他终于可以清闲一点了，因此筹备了第三次南巡。
　　先是，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以河工告竣，年谷丰收，臣黎望幸情殷，请于庚辰之岁（乾隆二十五年）再举南巡。上谕：积潦初除，正宜乘时劝谕，以培元气，而岁届辛巳（二十六年），圣母皇太后七旬大寿，于是年敬奉安舆，重临江浙，以仰悦慈怀，俯慰元元望幸之忱。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复因江南大水，恐地方有司承办南巡差务，转于赈恤事宜不能尽心经理。命将原定二十六年的南巡推迟至二十七年举行。
　　乾隆二十六年二三月间，皇上奉皇太后谒泰陵，西巡五台。上年山西巡抚鄂弼于五台山菩萨顶预盖行宫，即命“勿得过为华侈”。适河东商众捐输银三万两以充驾幸五台经费，奉旨命用之于建造行宫。四月发现，扬州所建行宫，从前吉庆为盐政时缮葺已觉较华，而普福任内必求争胜于吉庆，今闻高恒所办则又意在驾普福而上之。踵事增华，长此安穷？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皇上奉皇太后自京启銮，开始第三次南巡。据说，扈从有大臣首相傅恒、相国史贻直、大将军九门提督舒赫德，亲王、文武百官百十余人，侍卫官五百人，满洲、蒙古诸官千余人，羽林军一万人，甲兵五万人。（1）此次南巡途经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四省，各地方蠲免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凡去秋受灾歉收者，蠲免十分之五。其路线与二十二年二次南巡时基本相同，惟首次前往浙东海宁，视察海塘工程。
　　一路渡淮而南，发现凡所经过，悉多重加修建，意存竞胜。巡幸所至，凡地方预备一切饰观之具，殊觉繁俗。二月，至江南省苏州之胥门，经当地官员自御道迎入，上赐众人饭食。翌日，由阊门之上塔街出行，前往灵岩山游幸，时万民家家悬挂吴式灯笼，供奉自制各色物品，迎接圣驾。天子龙颜和悦，义民内凡年逾七十之男女均赏赐刻有“养老”二字银牌一面。扬州、苏州、嘉兴、杭州四府盐商及渡海赴日本办铜之官商人等，皆搭设高台演出歌舞，不惜钱物，极尽奢华。大凡数百里内迎驾之时，舞台数千座，无一相同者。皇帝亦相应回赐金银、小件器物、貂皮等，众人皆引以为不世之荣。至灵岩山行宫，山麓建有舞台百余座，亭台二十座，表演各种歌舞，皇帝观赏。入夜灯火如繁星闪烁。河中灯船百余艘游动，燃放烟火，极其热闹，水中陆上皆如白昼。（2）
　　不久，加恩允准奏销南巡动用款项。上谕：从前三次办理，已不免踵事增华。其商捐一节，著永行禁止。又扈从官员，并已给船乘载，何须豫备公馆。不肖胥役保甲等占贴民房，勒索滋弊，亦著严饬禁止。自需住宿，则听其出赀僦赁，不许地方代为购觅。（3）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副都御史孙灏奏请停止明年巡幸索约勒济，上谕：折内称索约勒济非江浙胜地可观等语，其言更为荒诞。且南巡之举，岂仅为山水观览之娱？上年朕临徐邳淮泗沮洳之地，为之相视求瘼，疏泄修防，次第兴举，今岁农事倍收，孙灏宁不闻之乎？且果如孙灏所言，南方为胜赏之地，则索约勒济之习劳练武，所为固胜于彼，益不可中止矣。
　　但索约勒济的巡幸，后来毕竟被取消了，皇上为此还作了自我批评：
　　朕平心自揣，惟向时工程兴作，不无少烦（繁）。虽亦因坛庙宫殿道路诸工，阅年既久，不得不重加修葺，以肃观瞻，……然自忖不急之工无益政务，则于今春已降旨停之。过而能改，此心可质诸天地，下对天下臣民，朕初无所讳也。（4）
　　这越来越成为南巡中一个令人心烦的问题。
　　13．河工与海塘
　　在南巡中关心东南水利，阅视河工、塘工，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头戏。或曰，不可把皇帝的南巡均视为纵情山水，全在娱乐；此话不错，但似乎也可反过来说，愈是游玩，就愈是要到水利工地上去走一走罢。
　　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曾过淮安，见城北一带，内外皆水。（5）其时淮河上流各支河俱汇入洪泽湖，政府费数十年经营，沿洪泽湖筑成高堰大坝，又有天然坝（泄洪坝）之修，伏秋盛涨，辄开此坝泄水，而下游诸州县胥被其患。皇上亲自来到高堰大堤及天然坝查看，质问河臣：夫设堤以卫民也！堤设而民仍被其灾，设之何用？若而邻国为壑，田庐淹没，勿复顾惜，此岂国家建立石堤，保护生灵本意耶？命令在原建天然坝三座外，增加二座，即后来有名的仁、义、礼、智、信五坝。以前滚坝曾过水三尺五寸而未开坝放水，令以此为准，勒石为志，如原三座坝已过水三尺五寸，才可开后筑两坝，以减少湖水。（6）又谕：河工宿弊不可枚举，而无益之费尤多，或明知无用而因循不废，或阴以为利而妄事兴修。总之，河不可不治而无徇其虚名，工不可不兴而必归于实用。
　　乾隆二十年前后，黄河屡次在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决口，留下了大面积积水。二十二年再次南巡时，见到水灾如此严重，皇上表示：“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河湖要工，所关尤钜，一切应浚应筑，奏牍批答，自不如亲临相度，得以随处指示”，（7）决定回程改变路线，前赴徐州实地考察。“所过桃源、宿迁、邳州、睢宁诸州县，鹑衣鹄面，相望于道，而徐属尤甚，朕心为之惄然增戚”。（8）当即决定，对灾区的赈济粮加发到五月，积年借欠口粮籽种，不分新旧一律豁免。皇上还说，水灾如此惨重，地方官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叫督抚予以甄别，该留任的留任，该调走的调走，“一二年后，朕将亲临考察，若仍人其疆而田野不治，则非守令之罪，将督抚是问矣”。他经过与有关人员详细研究，感到光靠河道总督所辖官员，难于迅速完工，“所有应疏应筑事宜同时并举”。于是决定：尚书刘统勋率道员王鸿勋、钱度，专管徐州一带黄河大坝加高培厚一事；侍郎梦麟率道员吴嗣爵、同知李宏，专管六塘河以及沂、沭诸水下游形成的大面积积水；江南副总河嵇璜，专管疏浚各水入江入海河道；吏部侍郎裘曰修，专管山东、河南、安徽积水宣泄。分工之后，皇上又告诫各官务必配合紧密，和衷共济，“盖治水非他政务可比，必卓识远虑，明于全局又不执己见，广咨博采，而能应机决策”。（9）
　　当时水患不仅在江苏一隅，上江之宿虹、灵璧，河南之永城、夏邑等处，在在皆有积水。计漫淹地界，不下数百里。自非大动帑项，厚资工力，不能奏效。大小各官又莫能深悉受害之由，确得祛患之术，惟恐议疏议筑亏帑贻累，遂尔噤口束手。现今水患已不可胜言，“此亦朕南巡未了之事”，著侍郎裘曰修驰驿前往山东、河南、上江现在积水各州县，往来周视。其在山东者，与巡抚鹤年会商。在河南者，与巡抚图勒炳阿会商。在上江者，与高晋会商。其地方官有熟悉水道之员，听其酌量差委。务在通盘筹算，无分疆域，凡可以登民衽席，计安全而谋乐利，毋惜多费帑金。（10）
　　并针对过去成灾而请，年年疏筑，年年蠲赈，终无了期；张皇补苴，看来终属无益之被动局面，提出“与其赈之被灾之后，何如筹之未灾之先”；“以为一劳永逸之计。”（11）在今日言之，会三省之全局，川浍以疏之，堤防以御之，工费诚属浩繁。然一举而使千百里内之田畴民舍，可以永获安全，则生民之利，孰大于是？即多需帑金，所不当惜。况统屡年赈恤所用计之，为数果孰多孰寡耶？在国家蠲赈，未尝不动盈数百巨万，而小民已先受荡析之苦。（12）
　　乾隆二十二年南巡以后，山东、河南、安徽三省河道的综合治理，是乾隆朝又一次大的水利兴修。如有人建议挑挖洪泽湖淤泥，有人建议根治山东运河，请自济宁以下之石佛闸起，北至临清闸止，将河底淤垫逐一探估挑挖，以免阻塞之患；临清以北，德州以南之卫河，与临清以南之运河一体办理，等等。
　　至岁末报告：疏浚淮、扬、徐、海等处江湖入海干支各河，及高宝下河归江归海之河港共五十余道，俱先后告竣。二十三年，各工皆如期完成。
　　清口“为黄淮交汇，河防第一要区”，历届河督为解决黄河下游水道淤塞问题，在清口两侧筑束水坝冲击黄河泥沙，即明朝水利专家潘季驯创造的“束水攻沙”、“以清敌黄”之法。乾隆二十七年三次南巡时，发现河臣嫌筑坝费工费力，每当洪泽湖盛涨时，全靠天然五坝往下河地区减水，乃亲自确立清口束水坝拆宽办法，以高堰五坝高于水面七尺以上，清口口门宽三十丈为基准，如果洪泽湖水再涨一尺，则清口束水坝拆宽十丈，“水递长，口递宽，以此为率”，秋汛结束后重新镶筑清口束水坝如前。自此次确定清口水志后，“河臣恪守此法，数十年来下河免受水患，田庐并资保护”。（13）
　　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南巡之时，皇上曾先后三次到徐州一带巡视黄河堤坝，发现此处黄河“南北岸相距甚迫”，一旦盛涨，极易溃决。下令一律改建石堤，共砌筑十七层，长九百七十丈。四十五年南巡时，还下令徐州韩山至奎山一带土堰一律接筑石堤，计四百五十丈，一直连接山脚下面，俾滨河永保安居。是时，河道总督萨载请求把洪泽湖高堰大坝三堡至六堡段卑矮砖砌坝加高，皇上认为用砖不如用石结实，“命毋惜帑费，一律改石工”，使大坝永远巩固，成为下河地区的保障。
　　故《南巡记》云：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十六年）、丁丑（二十二年）两度，不过勅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亦所谓迟也。至于壬午（二十七年），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谕。丙申（四十一年）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至于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四十五年），无不筹画，咨诹得宜而后行，是皆迟之又迟，不敢欲速之为。
　　“海塘乃越中第一保障”，浙江省杭州、嘉兴、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六府与大海相邻。温州、台州两处海塘蓄泄之利多，冲决之患少，地方政府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