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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灏偃�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最后一次奏缴后，三四年间再未呈缴过一部禁书。在呈缴禁书日渐减少的情况下，皇帝从四十七年开始有意纠正了几起文字狱错案，并借此一再申明：“朕凡事不为已甚，岂于语言文字反过于推求，各省督抚尤当仰体朕意，将此通谕天下知之。”这无异于告诉大家，朝廷已无意再搞文字狱了。但偏偏还有个把督抚不能“仰体朕意”，所以五十年七月又通过查办刘遇奇《慎余堂集》案告诫各省督抚：江西巡抚舒常查办此书，乃属“办理失当，滋扰闾阎，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善于窥测意旨的督抚大员们感到风向已确实无误地转变了，查办禁书的劲头随之松懈下来，文字狱也就大大减少了。
　　另一方面，乾隆朝末期文字狱逐渐减少以至绝迹，从根本上讲，可能也是清朝统治效能的下降所致。嘉庆初年，留心前朝治乱兴衰的洪亮吉指出，乾隆五十五年是乾隆朝政治的一个转折点，说：“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也。”这一年皇上已年逾八旬，虽然常夸耀自己“精神强固”，“办事精勤”，实际上是奸佞和�｜弄权，许多人称之为“二皇帝”，皇帝总揽全局、统驭政治的能力已今非昔比。查办《奈何吟》一案不了了之，即颇具讽刺意味，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乾隆盛世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了。（5）
　　事情也可能不仅如此。从后世看来，清朝查禁违禁书籍还是很有效率的，以致我们今天几乎看不到批评乾隆朝政治的文字。
　　乾隆朝文字狱·六（乾隆四十九至五十五年）
　　乾隆四十九年（1874年）
　　浙江江山县生员毛德聪赴县首告在郑涛家教书之吴文世造逆书《云氏草》一部，其义盖取“云从龙”之意，内云：“君令臣且逆，父令子且逆，官长之令庶民且逆”；又有“驳柳子厚封建论”一篇云：“自秦怯封建，建郡县，以至于今，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圣贤皆用乎？”迨拘捉人犯来省研鞫，俱称并无其书。谕令江山知县王昭麟及典史姚承华俱革职。
　　乾隆五十年（1785年）
　　江西庐陵县生员郭榜呈控该县修纂志书，不应将顺治年间进士刘遇奇入志，并将刘所作文集呈首。上谕：“朕将其书详加披阅，其签出之处如‘对明月而为良友，吸清风而为醉侯’，‘清风’、‘明月’乃词人引用成语，此而目为悖妄，则欲将‘清’、‘明’二字避而不用，有是理乎？至其余签出各处，俱系庙讳及朕御名未经避写，无论刘遇奇系顺治年间进士，其人身故已久，安能预知敬避？即现在乡曲愚民，其不知庙讳者甚多，岂能家喻户晓？即偶有未经避写，亦无足深责。此而指为语句狂谬，将其子孙治以悖逆之罪，则将来挟嫌告讦之徒势必吹毛求疵，谬加指摘，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又谕：外间著有诗文“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命将此旨再行明白宣渝。
　　湖南桑植县人郭大至妄撰公状序文，代宣《圣谕广训》，于学政按试时，将稿本呈恳转奏。随咨会巡抚究办，以其“语多狂悖”，照大逆律凌迟处死。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安徽滁州生员骆愉客寓江苏扬州，向盐政呈递书策，条陈盐务积弊，内有“戊戌（四十三年）春间，由兵部驿递传赐总商江广达宫妃”，“扬州城内众口喧传”。上命传旨两江彻查。两江督抚、盐政等以经查毫无影响覆奏，军机大臣亦审得骆因索诈而造言生事。上谕：“该犯妄造逆词，核其情罪，即律以大逆缘坐亦不为过。姑念究系愚妄所致，只须罪及其身，不必将伊家属缘坐。”后骆愉被凌迟处死。其家属仍行缘坐，给功臣之家为奴，嘉庆四年遵旨开释。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湖南耒阳县生员贺世盛因科名未遂，常怀忿懑，本年六月以“代人作词”被拿，随于其寓所中搜出尚未完稿之《笃国策》抄本。策稿中称“捐路终为财动，有妨正途”等，意欲于书成之后赴京进献，图赏官职。得旨：“该犯究因失志场屋，贫苦无卿，摭拾传闻，私自抄写，借以抒其抑郁，与显肆悖逆者尚属有间”，贺世盛从宽改为斩决，其名下应行缘坐各犯俱著加恩宽免，概予省释。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
　　闰五月皇帝巡幸木兰，在密云途次，有四川太平县人马攀凤叩阍，呈献其父马晏清所作《策论》。其中语多颂扬，唯有控告太平等州县官创造连枷木笼、非刑枉毙人命等条。四川总督奏称川省确有连枷木笼等非法刑县。此案由于马晏清长期未获，最后不了了之。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江苏沭阳县民张怀路呈告监生仲见龙之祖仲绳所著书词多狂悖。上谕：“朕将所著《奈何吟》一书详加披阅，虽不至吕留良、徐述夔之狂吠，显肆悖逆，但其诗词内如‘举世尽成狐假虎’及‘石渠天禄，酿成祸种’等句，甚属谬妄”，命从严惩办。次年两江总督审明仲绳系明末清初人，其牢骚怨望之处，系为崇祯、弘光而发。上谕：“仲绳诗词谬妄，系指明季而言，更不值代胜国追究，将其裔孙治罪也。”并治诬告、唆讼者之罪。（6）
　　27．学术建设
　　皇帝本人偏好考据，重视经学，长期以来，对这一类学术活动给予了提倡。正是在他的支持之下，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学术活动在乾隆时进入高潮，并在这一活动中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
　　据说，皇帝所以对考据学者表示重视，肇源于他对程朱理学和理学名臣的厌弃。清朝初年，清朝政府即将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理；同时，对于理学名臣，也不次擢用，优宠备至。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的今上，从其幼年开始，即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理学教育。因此，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理学笃信甚诚，习诵不辍。他曾说：“朕自幼读书，研究义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辩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理学名臣和程朱理学中的一些内容先后成为皇权进一步加强的绊脚石。这样，在经过百年之久的全盛时期后，理学名臣和程朱理学都遭到了冷遇。
　　乾隆初年，最高统治集团主要是由标榜理学的雍正旧臣所组成，然而，久而久之，皇帝感到，“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这样，不少廷臣因为涉嫌党争和标榜理学，先后遭到了皇帝的斥逐和疏远。
　　皇帝整治朋党之初，尚将程朱理学与理学名臣分而视之，在他看来，虽然理学名臣“有诚有伪”，但程朱理学却完全正确。“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然而，随着皇帝对宋儒诸书了解的日益全面，他发现，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一些解释和一些程朱理学著作中所阐发的思想，并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加强。为此，继惩治朋党之后，皇帝对程朱理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四月，他在殿试试题中即提出了道学流行后“大道愈晦”的看法。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又对胡安国生当宋、金对峙之际，传释《春秋》，多以“复仇”立说，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并发出了“曲说之离经，甚于曲学之泥经”的感慨。后来，干脆又在科举考试中废弃胡安国的《春秋传》：“嗣后《春秋》题，俱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对于朱熹《名臣言行录》一书，虽然以其为朱熹所作，不能显加指斥，但当发现已致仕的大理寺卿尹嘉铨步其后尘著《本朝名臣言行录》时，皇帝即刻大发雷霆，掀起大狱。与此同时，皇帝对各起批评理学著作的文字狱案件的处理却明显放宽。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文字狱进入了高潮，但是对于批评程朱的著作，却网开一面，很少予以处理，有时还对借此兴狱的官员严厉呵斥。所有这些，都表明了皇帝对于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由于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程朱理学的黄金时期一去不复返，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它的衰落阶段。
　　在程朱理学遭到皇帝冷遇的同时，对于当时以整理和考据古典文献为业的一些学者，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其中首先引起皇帝关注的，是乾嘉学派的著名先驱、无锡学者顾栋高。顾栋高是康熙年间进士，雍正初年以建言放归，从此绝意仕进，研治经史。他以和理学家完全不同的方法研究《春秋》，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事分门别类，排列成表，著为《春秋大事表》一书，不但推动了《春秋》一书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宋儒的《春秋》义例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为了表彰他在经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乾隆皇帝特授其为国子监司业，“以为绩学之劝”。尔后，钱大昕、江永、戴震、杨昌霖等许多著名学者也先后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或者指定官员搜求其生平著作，或者由布衣特授官职。
　　皇帝所以对这些学者如此重视，既有政治上的考虑，又有学术上的原因。就学术原因而言，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国古典文献的积累达到了空前众多的地步。其中讹脱衍误、亡佚残损的现象极为严重，亟需对其进行一番系统的清理和总结。乾隆时期，国家富庶，社会安定，这一时机逐渐成熟。正是基于上述诸多原因，这些学者才由所谓在野派转化成为当权派，在学术上由原来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发展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学术派别——乾嘉学派。
　　为了促成这些学者政治地位的转化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皇帝运用了科举考试这个杠杆。在此之前，各种层次的科举考试理学气味极浓，对于以整理和考据古典文献为业的学者来说，登上仕途极为不易。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乾隆十年（1745年），皇帝开始在殿试时务策时加上了经、史方面的内容；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试题的比重愈来愈大。如乾隆十年殿试题云：“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经，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献何人，传之者有几家，用以取士者有几代，得缕晰而历数欤？”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殿试试题云：“《易》传三义，《书》分六体，《诗》有三作，《春秋》有五始，《戴记》多后儒之所增，《周礼》以《冬官》为散见，其说可胪举欤？”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殿试试题云：“《诗》三百十一篇名见《礼》及《左传》者凡几？十五国风或谓斟酌序次，或谓以两相比，语出何氏？”都是就经部文献所出之题。这些题目，对于研经治史的学者来说并不为难；然而对于不读经史而又高谈理气、性命的理学家和只会使用“且夫”、“尝谓”之类的词眼写作八股的文人来说，则很难入彀。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历次殿试中，乾隆皇帝很少就理学出题，偶尔出上一道半道，也不限定答案，而是鼓励士子自由思考，特别是启发人们从反面思考。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殿试试题即云：“自宋诸儒出，于是有道学之称。然其时尊德性、道问学，己讥其分涂，而标榜名目、随声附和者，遂藉以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今欲使先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昭如日星，学者宜何所致力欤？”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朝廷将一大批经史研究有成的学者提拔上来。举其要者有：庄存与（乾隆十年），卢文弨（乾隆十七年），王鸣盛、钱大昕、纪昀、朱筠、王昶（乾隆十九年），毕沅（乾隆二十五年），赵翼（乾隆二十六年），陆费墀（乾隆三十一年），任大椿（乾隆三十四年），邵晋涵、孔广森、程晋芳、孔继涵（乾隆三十六年），王念孙、戴震（乾隆四十年），章学诚（乾隆四十三年），武亿（乾隆四十五年），孙星衍（乾隆五十二年），洪亮吉、阮元、凌廷堪（乾隆五十五年），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等数十人。据统计：从乾隆十年始至乾隆六十年止，二十三次会试中，所取进士四千余人，中举者不计其数，都一一安排了官职，其中一些人如纪昀、王昶、毕沅、阮元等还仕宦显达，内列卿贰，外任督抚，成为乾嘉学派的领袖，不但对官吏队伍进行了一番更新，而且还造就了一代学风。
　　在科举考试的带动下，不少学者竞相将自己研习经史所得汇为文集刊刻行世，由书肆大量发行，以供士子准备科举考试时观摩之用。与此相反，宋儒“濂洛关闽之书”因与科举考试无关，士子纷纷将之“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以至书贾为怕蚀本起见，所有理学著作竟不敢刻印发卖了。
　　科举考试之外，朝廷组织的频繁的修书活动，也对乾嘉学派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乾隆一朝，官修图书数量众多，涉及范围也极其宽广，每次修书，都要动员中央政府中相当一批官员（京官）参与其役。尤其是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中央政府中的文职官员更是几乎全体出动；兼之以该书内容浩瀚，经、史、子、集四部俱全，研究程序完备，遍及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考据等整理古典文献技能的所有方面，因而，这一活动的进行，不但对入选馆臣来说是一次极好的训练，而且在整个学术界也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不少学者即在与修《四库全书》的基础上，退而著述，以成名家；也有相当一批学者虽未参修《四库全书》，但是受其影响，也在古典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样，清初以来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涓涓细流，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影响极大的学术流派。
　　在皇帝的扶持下，经过乾隆初年以后三四十年的发展，乾隆后期，学术界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活动进入了高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