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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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帑，重修孔庙。
　　如果说清朝的尊孔超过了以外任何一个朝代，乾隆在清代各朝中又应列为首位。皇上于乾隆十三年、二十一年、三十六年、四十一年、五十五年，曾专赴山东祭祀孔子。另外又在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和四十九年南巡时，特地路过曲阜祭孔，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历史纪录。（28）
　　至于东巡缘由，皇上曾有一段自白：
　　朕幼诵简编，心仪先圣，一言一动，无不奉圣训为法程。御极以来，觉世牖民，式型至道，愿学之切，如见羹墙，辟雍钟鼓，躬亲殷荐，而未登阙里之堂，观车服礼器，心甚歉焉……
　　思以来年春孟月，东巡狩，因溯洙泗，陟杏坛，瞻仰宫墙，申景行之夙志。复奉圣母皇太后懿旨，泰山灵岳，坤德资生，近在鲁邦，宜崇报飨。朕不敢违……（29）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皇上从北京出发东巡（此次皇太后未同行），闻知擒获阿睦尔撒纳的消息（又一个误报），命改道泰陵（世宗雍正皇帝陵，位直隶易县），以告成功。然后赴山东曲阜。
　　东巡祭孔，首在崇儒重道。到曲阜当天，即至孔庙行礼。第二天，至大成门下轿，步入大成殿，于孔子像前，行三跪九拜礼。然后至诗礼堂，由孔府举人讲解《中庸》，贡生讲解《周易》。宣上谕。往孔林，至孔子墓前，行三拜礼。致祭少昊陵、周公庙，举行宴会。续于《御制阙里孔庙碑文》中写道：
　　自古圣帝明王，继天立极，觉世牖民，道法之精蕴，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后之为治者，有以知三纲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叙，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经之所由以举，五礼六乐之所由以昭宣布列于天地之间，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虽尧舜禹汤文武之盛，弗可及已。而治法赖以常存，人道赖以不泯，讵不由圣人之教哉……
　　（朕）道畿甸，历齐鲁，登夫子庙堂，躬亲盥献，瞻仰睟仪，展敬林墓，徘徊杏坛，循抚古桧。穆然想见盛德之形容，忾乎若接，……有不益增其向慕，俛焉而弗能自已者欤。（30）
　　字里行间，对孔子的敬仰似全发自内心。（31）
　　东巡至三月底，约一个半月以后回到北京。
　　不过，故地重游，也往往带来令人痛苦的回忆。就在上一次，乾隆十三年第一次东巡，就发生了皇后不幸崩逝的事件。对于皇后的死因，有着多种不同的传闻，也有人拿出皇上一系列悼亡诗，表示他的爱情之深，为之洗刷罪名、力证清白。
　　皇后之死，使皇上大受打击，一反常态，演出了乾隆十三年的一幕幕悲喜剧。（32）其中存在许多深层原因，也有许多是与皇后之死脱不了干系的。但说到皇上的“心理变态”，实有一种“懊恼”、“悔恨”，以致“自责”的成分在内，就事论事，一般的妻子之丧似还不足以解释。
　　因此，以后四次路过济南，据说都没有进入这座城市，以免引来伤心。
　　8．二次南巡
　　第一次南巡过去不久，乾隆十七年，两江总督尹继善即奏请再次南巡。面谕以“甫经历览，无事重巡”。
　　乾隆十八年，两淮盐政普福奏，两淮商人共望再度南巡，情愿捐银二十万两，建造临江等处行宫。上谕：此奏错谬已极，著交内务府大臣严行议处。（33）
　　乾隆十九年，河道总督高斌动用正项，采买备建行宫木植。上谕：悦不以道，朕奚取焉？尹继善必谓已有成局，事不容己。著将木植送京，交工程处备用。（34）
　　乾隆二十年，终于决定明年再度南巡。一应豫备事宜，降旨该督抚等撙节妥办。（35）
　　复因明年春月东巡祭孔，决定其后顺道前往江浙，谕：江浙两省总督尹继善、喀尔吉善等均曾具折奏请南巡，均因西师尚未凯旋，未经允准。（36）据尹继善奏称踏看各处行宫情形，从前御驾未及登临之处，如苏州之寒山别墅、石湖石佛寺，江宁之栖霞山，俱为风景绝胜之区，现一并酌量兴修，以备省览。奉朱批：“知道了，并已为汝筹办理之费矣”。又命军机大臣传谕尹继善、庄有恭将寒山别墅等三处景点“画图呈览”。（37）又因前此南巡，苏州、扬州城内，衢街间张设棚幔。南方多雨，街窄檐低，上施彩幕，既不开爽，复滋靡费，谕：巡省所过城邑，除道清尘足矣。该督抚其饬禁之。（38）又闻前次南巡时，浙省办差，至有当商捐费者，著再行晓谕，严加禁止。谕曰：朕清跸所经，观民问俗，关政治之大端。即动用数十万正帑，亦何不可，而必取给予捐项乎？岂朕巡行本意？（39）
　　未久，阿睦尔撒纳叛乱，遂以“江南水灾亟宜赈恤”，降旨停止明春南巡。俟明岁西成有秋，该督抚等再行请旨。（40）
　　至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以江浙等省督抚联衔奏请，降旨明春再举南巡之典。尹继善另折又称栖霞胜景颇多，已经酌量增修，恳求陛见，将各处工程绘图呈览，准其来京。（41）山东巡抚爱必达亦奏陈修建长清县地方灵岩寺行宫，据称其地“泉石佳秀，树木苍古，明春南巡似可稍供清览”。奉朱批：“成事不说，然何必如此？非朕所喜也。”（42）
　　又谕：
　　明年南巡。……莫又令其修饰外观。以致有卢鲁生之流。（43）
　　对往年之事，仍耿耿于怀。也许对南巡的奢华，还是存在许多潜在的批评吧。
　　二次南巡与头次行程大同小异。只是到天妃闸阅木龙，念起原任大学士高斌的好处，如于毛城铺设立水志，至七尺方开，后人不用其法，因有孙家集夺溜之事；至三滚坝泄洪湖盛涨，坚持堵闭，是以数年之间，下游州县，屡获丰收；而仅因一点过失，就给了他严重处分，因谕：高斌功在生民，自不可泯，要其瑕瑜自不相掩，在本朝河臣中，即不能如靳辅，而较齐苏勒、嵇曾筠，朕以为有过之无不及也；可与靳辅、齐苏勒、嵇曾筠一并祠祀，以昭国家念旧酬功之典。乾隆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仍将高斌列五督臣中。
　　二月，发生了随从兵役武备院披甲人拉住殴船户卢四身死一案，按律应拟绞监候。著改为立绞，令随从兵役人等，知所炯戒。武备院官员，交部察议。（44）
　　四月，南巡途中，又发生于荣焕倚恃内监僧人，因在街市出言戏侮巡检，复于公堂咆哮，被发往黑龙江安插的事件。（45）
　　近年以来，皇上对大臣是越来越威严了。不但动辄得罪，而且几乎一点好脸色也不给。一旦“获罪”，不是撤职，就是拏解审讯，家产抄没，毫不“姑容”。即使准部阿睦尔撒纳“负恩背叛”一事，恐怕也未始不是皇上过于严厉，“驾驭不当”的结果呢。（46）
　　似乎皇上这时的目标，已不在这里，而集中在那些地方大吏身上了。可谓是威也使足，强也争足。
　　9．南巡风波，彭家屏案
　　乾隆二十二年初春，经历了头年特大水灾的河南、山东、江苏三省毗邻地区一片凄凉景象。然而地方官却无暇顾及赈恤灾民，原因是皇上南巡的车驾即将过境，诸多的迎驾准备工作已经把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了。
　　豫西一带民情汹汹，有些侠肠义胆的人开始暗中串联，准备当皇上过境之际遮道叩阍。不少乡绅也对州县官吏颇有怨言，希望皇上能了解实情。一月下旬，河南在籍布政使、夏邑县人彭家屏前往山东接驾。恰逢皇上垂询地方情形，彭就原原本本讲了豫西夏邑、商丘、虞城、永城四县去秋大雨成灾，而以夏邑独重；其间巡抚图勒炳阿讳灾不报，实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情况。
　　听了彭家屏的陈奏，皇上心中不快。也许他对臣下揭露太平盛世的缺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特别是彭家屏，身为本地缙绅，有心邀誉乡里，更难免言之过甚。可畏的是，皇上对他本来就没好印象。认为他乃李卫门下一走狗，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因此深薄其人。
　　乾隆十六年头次南巡途中，河南巡抚鄂容安奏，绅衿中有倚势抗粮恶习，彭家屏、李肖筠两姓即欠至七千余两之多。二人系藩臬大员，乃妄行逋赋累累，著交部严加议处，所欠积年正供之数，加罚十倍，勒限严追。（47）乾隆二十年，皇帝曾召彭家屏来京面询政事，遗缺江苏布政使派别人顶补，彭“心怀觖望。托病旷官”，返回故乡夏邑养老去了。
　　这一次彭家屏告发巡抚匿灾，就不免有地方缙绅干预公事之嫌。过了两天，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赴行在朝见，矢口否认夏邑等县去秋成灾。皇上让其带同彭家屏前往豫西实地查勘，表示要公正处理。恰好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奏报去年水灾，特别指出“惟夏邑被灾独重”。这有些出乎皇上意料，但考虑到张师载品行朴实，与彭家屏又素无瓜葛，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而图勒炳阿却奏报说，去年雨水诚然过多，但高粱仍有九分收成，谷豆小有减产，不过二、三、四分不等。建议眼下开仓平粜即可，不必赈济。皇上令其查明地亩，给赈一月。
　　四月初，皇上结束南巡后，为巡视河工，又顺道深入视察苏北徐、淮两府属下桃源、宿迁、郑州、睢宁等县。所到之处，只见成群结队的灾民鸠形鹄面、衣不蔽体，令人不忍卒睹。这一来他总算对去年水灾有了一点直接的感受。联想到与徐、淮犬牙交错的豫西各县，那里的百姓自不免沟壑流离之苦。为证实这一点，即命随行的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访查。
　　就在皇帝一行从徐州府向山东境内进发之时，四月七日，忽见有人跪在御道之旁，高举呈状。经讯问是河南夏邑民人张钦、艾鹤年，告发本县县令孙默办赈不实。皇帝颇感不快，既然已命图勒炳阿加赈一月，刁民为什么还敢作无厌之求？于是下令将张钦、艾鹤年解交图勒炳阿审办。两天后，乾隆帝行至山东邹县途次，又有夏邑县人刘元德告御状，诉称很多实在极贫户口并未得到赈恤，请求撤换县令孙默。一起接一起的遮道呈控，而且都是夏邑人所为，使皇帝疑心背后有人操纵指使。审问的结果，暗中主使、商同具词、给予盘费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彭家屏，而是本县生员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皇上特命侍卫成林押解刘元德，交图勒炳阿深究主谋，严审具奏。与此同时，又降下一道谕旨，让夏邑等县百姓静候赈恤，即便地方官奉行不善，也要待该官上司查明参奏，不得借端妄诉。他还打了一个比喻：“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朕岂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而抗其父。此等刁风断不可长！”但是，“祖父”一旦通过自己的耳目发现了事情真相又当如何呢？
　　四月十八日，在德州行宫，观音保风尘仆仆返回奏报此行密访的所见所闻：夏邑等四县系连年受灾，去秋大水，有如雪上加霜，穷黎惨状真令人不堪入目。观音保办事很精细，他在夏邑买了两个小孩，统共用钱不足五百文！还拿出两张卖身契恭呈御览，作为此次微服访察的有力佐证。
　　面对确凿事实，皇帝于当天降旨将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效力赎罪；夏邑、永城二知县亦革职拿问，以为讳灾者戒！同时通谕夏邑等四县百姓：巡抚、知县的罢斥，并不因有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遮道呈诉。彭家屏令就近还家，不得以乡绅干预公务，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从严交山东巡抚鹤年审办。
　　两天以后，情势急剧逆转。四月二十日，侍卫成林回奏，抵夏邑县后传讯段昌绪，段拒不到官，知县孙默亲赴段家查拿，在其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反清檄文抄本。只见段在一段话下浓圈密点，加评赞赏：“彼夷君无道，好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要职，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深感夏邑闹赈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于是立即采取了下面几项措施：一、图勒炳阿不必革职，仍留河南巡抚之任，理由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二、夏邑县知县孙默“能查出此事，尚属能办事之员”，与永城知县一并不必革职拿问，各仍留原任；三、命直隶总督方观承驰驿前往，会同图勒炳阿追查段昌绪“伪檄”抄自何处，穷究审办；并前往彭家屏家查抄，是否亦有“伪檄”。
　　四月二十六日皇上回銮至圆明园，第二天召见九卿科道，彭家屏也以戴罪之身奉谕参加。在皇上的严厉质问之下，彭家屏交代，家藏的明末野史及抄本小字书若干种。六月六日，经军机大臣、九卿、科道会审，彭家屏拟斩。上谕：“彭家屏本应斩决，但所藏之书，既经烧毁，罪疑惟轻，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彭家屏所供的几种明末野史并非彭家秘藏的海内孤本，法司定罪时，完全可以找出这些书籍，检查其中是否有“诋毁悖逆”之词。如《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等书或记明末事，或记南明弘光朝事，对清人绝无诋毁悖逆之词。至于《豫变记略》，写的是所谓“闯贼之祸”，更与清人无干。皇上却说彭家屏极有可能作了“批阅评点”，岂非“逆亿”？
　　本年七月，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为置彭家屏于死地，奏称他曾刊刻了名为《大彭统记》的族谱，内容“甚属狂悖”，这就为杀彭提供了借口：以《大彭统记》命名，这与累朝国号有什么区别？而该族谱凡遇庙讳及御名皆不缺笔，这最后一点，皇上特加说明：“朕自即位以来，从来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彭家屏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椎陋者可比，其心实不可问！”因其“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从宽赐令自尽。
　　彭家屏的家乡却收到了某些意料不到的实惠：夏邑等四县历年旧欠钱粮银谷一并豁免；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亦概予蠲免；派员通盘筹划根治归德府属各县历年受灾之源；彭案了结后，立即调图勒炳阿还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一职；夏邑、永城两个不知体恤百姓的知县仍革职按问。
　　但皇上处死了彭家屏之后却未感到宽释，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