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1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一些相似的习俗和法规也强化了三教之间的关系。它们被说成是在穆罕默德之前就已存在，后来遗失了，现在要重新恢复。比如说，截肢是对偷窃罪犯的惩罚，也是免除叛教者死刑的替代措施，这种做法现已成为穆斯林的惯例。其他活动如施舍、斋戒、朝拜和祷告等也被纳入伊斯兰教的核心仪式。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相似点后来成了一个敏感话题，部分人将此归咎于穆罕默德，说他是文盲，因而不可能熟知《托拉》（Torah）和《圣经》中的教义——尽管与穆罕默德差不多同时期的人曾明确说过他对《旧约》和《新约》都有很深的造诣。有些人更为过分，试图证明《古兰经》是以《圣经》选文为基础、用阿拉美语写成的经文，后来还经过了加工和改造。这种说法与其他试图挑战甚至否定伊斯兰传统的说法一样，虽被有限的学者支持，但最终还是遭到了摒弃。
　　　　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支持是伊斯兰教早期发展的关键，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为什么穆罕默德在有生之年会对罗马人做出肯定的评价。“罗马人已败北。”《古兰经》写道，指的是罗马人在7世纪初与波斯对抗中的一系列失利。“他们既败之后，将获胜利，于数年之间……真主应许﹙他们胜利﹚”，这一点确切无疑，因为“真主并不爽约”。这一说法听上去非常包容、顺耳，多少让当时处在崩溃边缘的基督徒得到安慰。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教心胸广阔、充满善意，似乎能够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
　　　　事实上，历史文献中满是基督徒羡慕穆斯林及其军队的例子。一份8世纪的文献表明，一位基督教僧侣被派往敌营探视，结果大为震撼。“那个民族每天晚上熬夜祈祷，”他和身边的人说，“白天则在禁欲、趋善避恶。他们夜里是僧，白天是狮。”这看起来非常值得称赞，而且有效地模糊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界限。这一时期的其他记载还谈到基督教徒接受穆罕默德的教义，说明教派之间的差异并非泾渭分明。早期穆斯林倡导的苦行主义也与希腊—罗马文化非常相近。
　　　　为了调和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穆斯林还出台了相关政策来维护和尊重圣书当中的人物——也就是说，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人物。《古兰经》里清楚地表明，早期穆斯林并未将自己看作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对手，而是一脉相承：穆罕默德的教义从前就受到易卜拉欣（亚伯拉罕）、易司马仪（以实玛利）、易司哈格（以撒）、叶尔孤白（雅各）的启示；上帝曾将同样的“经典”赐给穆萨（摩西）和尔撒（耶稣）。“我们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加以歧视。”《古兰经》中如是说。换言之，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和伊斯兰的先知别无二致。
　　　　所以，《古兰经》中有60多处提到“乌玛”一词，不仅是指一个族裔，而且是指一个信众群体，并说在信仰产生分歧之前，人类只有一个“乌玛”。当然，在分裂之后，上帝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偏向其中一方。一些重要的一神教教义在《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adīth）中都有记载，并且均将分歧搁置到了一边。穆斯林相信，用宽容和尊重对待犹太教和基督教，是不会有错的。
　　　　这一时段的许多资料都比较复杂，甚至相互矛盾，主要原因是有些文字写于事件发生的很多年之后。不过，随着近期古文书研究的进展，一些从前未知的文献资料得以重见天日，改变了人们对此一历史时期的认识。比如，伊斯兰传统一直认为穆罕默德死于公元632年，但据现代学者分析，这位先知很可能活了更长的时间。7世纪和8世纪的许多文献都记载了一个据有神赐能力的传道者——近期研究表明这个人就是穆罕默德本人——指挥着阿拉伯军队并率领他们向耶路撒冷的大门前进。
　　　　面对穆罕默德信众取得的优势，巴勒斯坦当权者的对策显得愚昧低效。某些基督教徒采取绝望的反攻手段，说阿拉伯人最阴险、最恶毒，以企图劝说当地人不要因为他们的教义简单和熟悉就盲目轻信。那些“撒拉逊人”复仇心强，仇恨上帝，耶路撒冷的元老在圣城被征服后不久就这样警告道。他们掠夺城市，蹂躏乡村，火烧教堂，摧毁寺庙；他们对基督和教会犯下的罪行，以及他们“对上帝的亵渎”，都骇人听闻。
　　　　事实上，阿拉伯征服者既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野蛮，也并不可怕。据考古资料记载，在整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人们很少能发现暴力征服的痕迹。再比如，在叙利亚北部最重要城市大马士革，当地主教和阿拉伯将领达成协议后，整个城市迅速投降，未造成任何伤亡——就算其中有故意美化的成分，但从双方达成的协议看，至少都非常理性、现实：为了能使教堂不受影响并正常开放，为了让基督徒们不受侵扰，当地居民愿意承认新征服者的霸主地位。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向君士坦丁堡交税，而是向代表“先知、哈里发及其信众”的地方管理者交税。
　　　　沿着贸易要道，阿拉伯人不断朝各个方向扩张。军队云集到伊朗西南部，随后将目标转向伊嗣俟三世（Yazdagird　III）——向东部逃亡的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进攻埃及的远征军只遇到有限的军事抵抗，当地人或是在内讧，或是愿意寻求和谈。地中海上的明珠亚历山大港很快缴械，被迫同意献上大量贡品以求阿拉伯人不要摧毁他们的教堂，不要伤害当地的基督教徒。消息一经传出，亚历山大港一片哀号，人们甚至叫喊着将协议签订者主教赛勒斯（Cyrus）以叛国罪用乱石砸死。“我签了协议，”赛勒斯辩护说，“但为的是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一个多世纪以后一位学者写道：这样，“穆斯林控制了整个埃及，从南至北。靠着新税收，他们的收入比之前增加了三倍”。上帝在惩罚基督徒的原罪，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写道。
　　　　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扩张行动。面对军事威胁，一个又一个行省接连向新征服者屈服，签订和谈协议。君主在新征服领土上的权力并不强大，甚至不太引人注目。总体而言，当地大多数居民仍照常活动，未受新征服者的影响，后者建立的堡垒和据点都远离都市中心。一些专门给穆斯林居住的新兴城市被另外建起，如埃及的福斯塔特（Fus？ā？）、幼发拉底河畔的库法（Kūfa）、巴勒斯坦的拉姆拉（Ramla）以及位于今天约旦的艾拉（Ayla）。在这些地方，清真寺和统治者官邸都可以自由选址建造。
　　　　与此同时，在北非、埃及和巴勒斯坦，许多新的基督教堂也被允许兴建起来，这说明某种妥协正在迅速达成，对宗教的包容一如既往。在从萨珊帝国获取的土地上也有类似的政策——至少在刚开始，琐罗亚斯德教基本无人干预，任其自由行事。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甚至被允许使用更加正式的手段来予以保护。有一份叫《乌马尔公约》（Pact　of　？Umar）、内容繁复又颇具争议的文献，其中明确规定了基督徒在新征服者的统治下应享有的权利，并规定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共存的基本原则：不会在清真寺上安置十字架；不可向非穆斯林子女讲授《古兰经》，但也不能禁止任何人转信伊斯兰教；穆斯林在任何场合都应得到尊崇和帮助。多种信仰并存是早期伊斯兰扩张的重要特色，也是它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约旦北部杰拉什古城（Jerash）陶瓷烧窑里发现的证据表明，即便在这种宽容政策下，有些人也依然小心翼翼。这个公元7世纪烧制的台灯上，一面用拉丁文刻着基督教的祷告词，一面用阿拉伯语刻着伊斯兰教的祈福语。如果考虑到之前波斯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只持续了25年的话，这种做法的确很是稳妥。正如7世纪某希腊文献上写的，谁也无法保证阿拉伯人能长久待下去，枯木还能再生，穆斯林征服者也许就是昙花一现。
　　　　行政管理方面的新政策也颇具亮点。在新征服的地区，罗马钱币沿用了几十年，同时新铸造的钱币也在发行，但刻有基督教长期使用的类似图案；现存法律系统也保持不变；征服者还采纳了现存的社会习俗，包括财产继承、婚丧嫁娶、婚姻誓约、朝圣戒斋。多数情况下，前萨珊帝国和罗马帝国地区的总督和官员都保有其原先的职位。这种做法基于简单的数学考虑，新统治者——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其他民族，即便算上自愿和被迫皈依的新信徒——在人数上均居于弱势，这意味着争取当地人的支持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
　　　　从大的方面讲，这种宽容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伊斯兰在波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获胜之后仍有很多大仗要打。其中之一便是和罗马帝国残余势力的持续纠缠，阿拉伯领袖希望彻底击溃罗马人，因此需要不断向君士坦丁堡施压。不过，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关于伊斯兰信仰的战役。
　　　　与早期基督教的内部争端相似，如何确定穆罕默德所受的神启、如何记录和传播这些神启以及传播给什么人，这些在穆罕默德死后都成为了主要问题。斗争十分激烈、残酷：被指定为穆罕默德的代表和继承者（即“哈里发”）的前四个人中，竟有三个是遇刺身亡。在如何解释穆罕默德教义的问题上也是争得难分难解，无论是为了曲解还是继承，人们都付出了绝望的努力。人们想搞清楚，在7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中，穆罕默德到底得到过什么样的启示，才最终得以形成唯一的圣书《古兰经》。
　　　　伊斯兰内部诸教派的对立状态加剧了各方对待非穆斯林态度的转变。每个教派都宣称自己是先知箴言的捍卫者，代表着真主的旨意，因此可以想见，争斗者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那些“卡菲尔”（kāfir，即异教徒）身上。
　　　　过去，穆斯林领袖能够容忍、善待基督教徒，甚至还在公元679年地震后重建了埃德萨教堂。但到7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致力于让当地人换教、皈依伊斯兰，随之而来的还有对这些人的敌意。
　　　　这一转变在货币上得到体现，因为货币可以被用来宣传宗教信息，这一行为被学者们称为“钱币战争”。伊斯兰领袖哈里发于7世纪90年代发行新钱币，上刻“真主是唯一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随后，君士坦丁堡开始反击，钱币正面没有皇帝的头像，头像被放在了背面，正面的形象全然一新：耶稣基督。其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强化基督教的身份认同，表明帝国正得到上帝的护佑。
　　　　经过一番奇迹般的发展，如今伊斯兰世界已经能够和基督教世界平起平坐了。有趣的是，针对罗马新版的耶稣像钱币，穆斯林的最初应对政策也是发行新币：以另一个人的头像替代耶稣，并以他作为帝国和宗教的保护神——尽管据说这个人是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Abd　al…Malik），但他完全有可能就是穆罕默德本人。他身着长袍，留着精致的胡须，手持带鞘的宝剑。如果这人就是先知，那这就是已知最早的穆罕默德的形象了——人们在他活着的时候亲眼所见的形象。阿拉伯历史学家拜拉祖里（Al…Balādhurī）在一个世纪后写道，有证据表明，在当年追随穆罕默德逃亡麦地那的信徒中，有健在者见过这些钱币。另一位更晚一些的学者——他有机会接触到伊斯兰的早期资料——也有类似的记述，说当时先知的朋友们对如此使用他形象的行为十分不满。新钱币并没有流通多久，因为到7世纪90年代末，伊斯兰世界的流通货币被重新设计：所有的头像都被去掉了，钱币的两面都是《古兰经》的经文。
　　　　不过在7世纪末，让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主战场仍在穆斯林各敌对教派之间。许多人宣称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因此谁若更了解先知的早年生活，谁便算掌握了撒手锏。竞争如此激烈，以至于在中东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教派，他们反对阿拉伯南部的传统主义教派，决定在耶路撒冷新建一个像麦加那样的宗教中心。兴建于7世纪90年代初的神殿圆顶清真寺是当地第一座伊斯兰圣殿，其意图之一就是转移人们对麦加圣地的关注。如一位当代学者所说，在内战期间（也就是哈里发拿起武器对抗先知穆罕默德嫡系后代的时代），包括建筑物本身在内的众多物质文化都被用作“意识领域斗争的武器”。
　　　　为了赢得伊斯兰世界激烈的内部斗争，圆顶清真寺内外的铭文明显有着拉拢基督教的意图。铭文写道：崇拜真主，善良仁慈的真主，祝福他的先知穆罕默德并以他为荣。但有的文字却又宣称耶稣是弥赛亚：“相信真主和他的使者……祝福您的使者以及您仆人、圣母玛丽亚的儿子耶稣，在出生之时、死亡之日、复活之际，都赐予他和平。”换句话说，即使在7世纪90年代，各宗教之间的界线仍十分模糊。事实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确实十分接近，当时的某些基督教学者甚至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一个新的宗教，而是对基督教义的另一种阐释。据当时知名的神学家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所说，伊斯兰是基督教的一支异教派而不是一种新的宗教。他写道，穆罕默德的思想来自于他阅读的《旧约》和《新约》，来自于与一位离经叛道的基督教士的交谈。
　　　　尽管为了争夺权威和地位，各宗教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拼得你死我活，但也正由于纷争都集中在中心区域，边缘地带仍能够实施大规模的向外扩张。比起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将军们更愿意驰骋沙场，因此，伊斯兰教得以向中亚、高加索地区和北非不断挺进。即便当内部斗争白热化的时候，进攻速度仍然不减。在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军队横扫西班牙、直逼法兰西，最终在巴黎之外不到200英里的普瓦捷（Poitiers）和图尔斯（Tours）才遇到抵抗。在一场抵御伊斯兰入侵者的血腥战役中，查尔斯？马特尔（Charles　Martel）的军队遭遇惨败。基督教欧洲命悬一线，正如后来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英雄气概和抵抗策略都是徒劳，欧洲大陆注定要陷